军统名单上的上将：成功躲过沈醉，却没躲过香港公寓的冷枪

1949年9月19日下午，香港轩尼诗道260号的公寓里非常闷热。杨杰将军刚放下钢笔，就听到门铃响了。他走过去打开房门，看见两名自称商会代表的男子站在门口。

那两人突然掏出勃朗宁手枪，第一颗子弹打穿杨杰的左胸，第二颗击中他的颈部。这位六十岁的陆军上将倒在书桌旁边，没有写完的《国防新论》手稿慢慢被鲜血染红。

香港警方在事后记录中写道，现场找到了上海制造的香烟烟头和四枚子弹壳。九天之后，北京怀仁堂举行了一场追悼会。总理拿着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密电，向在场记者指出这是台北方面策划的暗杀事件。1951年国庆节那天，主犯陈家庆在广州白云山脚下被枪决。

1889年1月25日，杨杰出生在大理古城的一所老宅里。作为白族商人杨汉章的第四个儿子，杨杰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私塾老师很快发现，这个孩子总在《论语》课本下面藏着一本手抄的《孙子兵法》。

1900年，庚子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滇西这座边陲小城。十一岁的杨杰在茶馆里听马帮讲述八国联军的暴行时，气愤得把手中的茶碗捏出了裂缝。1905年，他考进云南陆军小学堂，两年后他听说清政府要选派学生去日本留学，十八岁的杨杰用匕首划破手指，在宣纸上写下“投笔从戎”四个血字。

第二年春天，杨杰从昆明辗转前往日本，开始了在日本的求学生涯。他在东京振武学堂学习了三年时间，掌握了日语和现代军事课程。1911年4月，他考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野外测绘课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一。

1913年9月，他进入日本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和后来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的冈村宁次成了同班同学。1915年12月毕业那天，这个获得天皇佩剑的中国学员，在纪念册上工整地写下“剑魄琴心”四个字。

回国时，杨杰的行李里装着八本战术笔记，还有和同学蔡锷约定好的密电码。这套密码在之后的护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成归国后，杨杰立即投身到革命战争中。1926年11月3日黎明时分，江西德安城外的修水河上飘着薄雾。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谋长的杨杰在临时指挥所里移动着红色小旗，他向传令兵下达命令：“十七师今晚渡过修水，五十四团必须在天亮前切断南浔铁路”。

这场被称为“三打德安”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两万革命军击败了五万北洋军。四个月后在南京的授勋仪式上，新任第十八军军长杨杰接过中正剑时，观礼席上的何应钦低声对陈诚说：“三个半参谋长里，要数杨杰最厉害”。

这时，没有人预料到二十二年后他会与蒋介石分道扬镳。随后，杨杰参加了规模更大的中原大战。1930年5月11日，陇海线归德车站的专列里飘着咖啡的苦味。当阎锡山的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对徐州形成包围时，杨杰突然把咖啡杯摆成三角形，说道：“冯玉祥的嫡系部队孙良诚部可以争取过来，吉鸿昌早就动摇了”。

这个后来被写进军史教材的“中心开花”战术，让反蒋联军在十天内败退二百里。战斗结束后，蒋介石在郑州行辕亲手给他佩戴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随即任命他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1931年9月18日，在紫金山官邸的晚宴上，微醺的蒋介石拉着杨杰的手说：“要是没有你，中原这一仗还得再打三年”。就在这个时刻，东北传来了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枪炮声。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此后数年，杨杰把其主要精力投入到军事教育与国防理论建设中。他长期担任陆军大学教育长等职，致力于培养现代军事人才，并撰写了《国防新论》等大量军事理论著作，系统阐述了他关于现代国防建设的思想。在此期间，他因其军事学识和在军界的影响力，被誉为“军学泰斗”。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杨杰对蒋介石政府内部的政治腐败和消极抗战的态度日益不满。他多次提出积极的抗日战略主张，但大多未被采纳，这使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逐渐出现了裂痕。抗战胜利后，他坚决反对内战，认为当务之急是和平建国与休养生息。这种政治立场使他与国民政府彻底分道扬镳，并因此受到监视和排挤。

到了晚年，因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杨杰最终选择前往香港，转向秘密策反工作，意图推动西南地区的和平起义。

1949年春天的香港皇后大道上，“蓝鸟咖啡馆”的吊扇在闷热的空气里缓缓转动。杨杰用银勺子轻轻搅拌杯中的南洋咖啡，坐在对面的是前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两人面前的《大公报》下面压着一份西南军阀的联系名单，报纸头版正好刊登着蒋介石宣布下野的消息。

“汉卿那边已经有六成把握。”龙云用手指在糖霜上画出了昆明的位置。这个场景后来被台北情报部门称为“蓝鸟会谈”。随后的三个月里，杨杰通过“双周聚餐会”建立起覆盖四川云南的联系网，他亲自起草的《西南起义纲要》在卢汉、刘文辉等人手中悄悄传阅。

军统安插的特务在给毛人凤的密报中写道：“杨杰搞策反就像蜘蛛结网，西南的将领大多被他说服了”。

然而，暗杀的危险正在逼近。1949年8月12日深夜，在昆明翠湖东路17号的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家里，七十六岁的沈老夫人挑亮了油灯灯芯。她看见儿子沈醉在书房里擦拭一把美制手枪，枪上的反光照着摊开的杨杰日常行程表。

“你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老太太的龙头拐杖在水磨石地上重重敲击。在长沙会战期间，杨杰曾派人给逃难的沈家送去三袋军粮。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让沈母无法接受儿子对恩人下毒手。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晚上母亲以死相逼，沈母曾质问沈醉，将来如果子女问起“杨伯伯是怎么死的”，他该如何面对。沈醉最终对着祖宗牌位发誓对杨杰不动手。这个意外也为杨杰争取到了三天逃命的时间，也成为军统暗杀档案中少见的情况。

趁着这个机会，杨杰开始了流亡生活。就在毛人凤的专机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的同一天，杨杰正在晓东街的“清雅阁”理发店里更换衣物。老部下朱家才把自己的驼绒大衣披在他肩上，女儿杨茜薇用眉笔在父亲下巴上点了颗痣。

1949年9月9日傍晚，当特务冲进杨公馆时，杨杰这位据说“卧病在床”的陆军上将已经化装成戴金丝眼镜的南洋商人，拿着“杨永清”的护照顺利通过了香港机场的安检。

杨杰住在湾仔期间，他每天用《星岛日报》作掩护，继续撰写西南起义方案。窗外维多利亚港的轮船汽笛声常常让他停下笔，抬头望向北方。

可惜，暗杀最终还是发生了。1949年9月19日傍晚，轩尼诗道260号的门铃再次响起。化装成“华南企业公司代表”的李宏继递上一张烫金名片，口袋里的勃朗宁手枪已经打开了保险。杨杰开门的一瞬间，躲在楼梯间的陈锡庭连开两枪。

香港警方的验尸报告指出，第一枪打穿了杨杰的左肺，第二枪打断了他的颈动脉。书桌上的台历永远停在了九月十九日，染血的《黄山揽胜集》扉页上写着“碧湘先生雅正”。

十天后在北京怀仁堂，总理举起龙云的密电对中外记者说：“这次卑鄙的暗杀暴露了独裁者的真面目”。1951年秋天，负责暗杀杨杰的特务小组组长陈家庆在广州白云山脚被抓获，随后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