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居而无家”：重拾瓦解的社区

来源：宽远资产

作者 |

阿舍·科恩（Asher Kohn）

编辑 | 施桂娟 译校 | 黄琬傛、郭雨辰

导读

当居住成本依旧沉重、空间不断压缩、邻里越来越远时，“家”正在悄然失去原本的意义。本文以英国的经验为切入点，介绍了彼得·阿普斯的《乡愁》。书中回溯了伦敦数十年的变迁，揭示城市住房如何被金融化逻辑改写，从社区与生活的载体，滑向财富积累的容器。通过零工租客的故事与政策演变的线索，阿普斯指出：住房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议题，而是关乎人如何在现代城市中找到归属；城市的崩塌，往往始于社区的瓦解。书中的经验或许难以直接借鉴，却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当代城市的住房困境，并思考：在公共投资、租金管控与社区重建的探索中，何为真正“宜居”的共享未来。

《乡愁：住房危机如何击垮伦敦及其修复之道》

作者：彼得·阿普斯

352页，Oneworld出版社

2025年出版

彼得·阿普斯（Peter Apps）的第一本书，是一部关于2017年伦敦格伦费尔塔（Grenfell Tower）高层火灾成因与后果的调查著作，并因此获奖。他的第二部作品《乡愁》（Homesick）从住房危机的基本单元切入——一间狭窄楼宇里的租住单间（bedsit，类似于单间公寓，但通常需要共用厨房或卫生间）。书中描绘道：楼内“墙壁粉刷成白色，门上标着门牌号并配有独立锁具，消防通道标识与应急照明灯悬挂在墙上”，而霉斑却在各处蔓延。这间月租一千英镑的居所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零工劳动者（gig-worker）的临时据点。在120平方英尺（约11平方米）的空间里，挂着“印有知名外卖平台标志的厚重防风外套”，一辆电动自行车正插着充电。那是一个令人窒息、毫无归属感，却又深感熟悉的场景。

作者随后揭示，这一租住单间位于他成长的街道上。他离开家上大学后，这栋家庭住宅被改造成了出租公寓。“社区消失了，”他写道，“取而代之的是流动性、陌生感和原子化。”

正如副标题所言，本书讲述的是“住房危机如何击垮伦敦及其修复之道”（How Housing Broke London and How to Fix It）的故事。阿普斯从两个独特视角展开叙述：一方面，他以宏观视野回溯英国住房政策的演变，逐十年梳理其发展脉络——从撒切尔主义（Thatcherite）的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的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执政时期；另一方面，他穿插了大量工薪阶层租客的生活片段。这些故事纷繁复杂，对伦敦地理不熟悉的读者或许需要借助一张地图（甚至一份人物关系表）才能理清头绪。这种万花筒式的叙事手法，有助于还原那种“霍布斯式（Hobbesian）人人相争”的境况——在伦敦寻找一处可负担居所的挣扎，往往就是如此激烈而混乱。同时，书中也揭示了住房危机不仅是人为制造的灾难，更是完全违背人类社群本能的产物。无数个体被从原本相互照应的社区中剥离。那场将“家园”转化为“房产单元”的“炼金术”，摧毁了旧有的社区纽带，至今也未能找到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案。

《乡愁》无疑是一部典型的伦敦故事。例如当作者将社会住房（social housing）描述为“福利国家‘摇摇欲坠的支柱’”时，他追溯的是英国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体系。这种体系在美国并无真正可比的形式，而他在书中后文提及的西班牙或奥地利案例，也难以类比（在美国更常称之为public housing，即“公共住房”）。然而，通过追溯伦敦经历的两次世代性转折——20世纪80年代住房私有化浪潮，以及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的投机狂潮——《乡愁》的叙事与更广阔的全球经济史产生了共鸣，揭示出住房日益商品化如何瓦解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区。

在英国，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放宽“购房权”（Right to Buy）法规后，社会住房租户便可以直接购买公共住房单元，继而自然地将这些单元房再转售给任意买家。这项政策被宣传为帮助家庭实现住房自有、增强归属感的途径。但实际上，它为投资者打开了一道缺口，使他们得以渗入数以万计原本由住房委员会——这些公共机构本应向社区居民负责——管理的公有住房。投资者无需再与地方委员会周旋，而是可以化整为零地收购房产：从某鳏夫或争吵不休的家庭手中逐户收购房产，最终形成覆盖全城的投资版图。保守派政府认为，社会住房与“最大限度发展私营部门”的迫切需求相冲突。正如阿普斯引述伦敦大学学院一位教授所言，当时国家的逻辑是：“为实现进一步增长，关键是让公共部门置身于市场竞争。”

由于有经济能力的租户可以购买公共住房单元（而无力购买者则被排除在外），伦敦公共住房社区中“经济不活跃”人口（economically inactive，包括残障人士、退休人员或失业者）占比在十年内从42%攀升至61%。因此，住房委员会需要更多补贴来维持居民居住，并迫使他们进一步减少开支。然而，阿普斯通过一个剪影般的对比，让人们怀念起被经济理性蚕食的社区温情：昔日亲自动手的老师傅（仿佛是鲍勃·霍斯金斯饰演的“万能修理工”形象），修好水管后，还会留下来喝杯茶，再穿过绿地回家。如今，这样的身影正被外包维修公司所取代。

时隔一代人之后，卷土重来的住房商品化浪潮，仍是政府政策的直接产物：为在2008年经济衰退中“重振经济活力”，英格兰银行通过降息以刺激投资增长。但阿普斯指出：“降息反而催生了对其他安全投资的巨大需求……资本持有者不愿冒险投资回报不确定的新项目，转而寻求资金避风港——而房地产正是最佳选择。”

投资者资金的涌入重塑了伦敦住房市场。其中部分现象堪称独一无二：国际建筑商、海外房东和外国买家大量囤积空置房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景象——“伦敦公寓成了顶级葡萄酒的代名词，被亿万富翁珍藏于酒窖却永不启封，这不过是财富储藏的另一种方式。”这样的情形或许只发生在伦敦，未必与你的家乡相似。但放眼全球，阿普斯引用的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依然成立：“无论建造的速度多快，银行创造信贷的速度总是更快。”

全球住房体系几乎都已千疮百孔，只是这种崩坏在不同区域可能呈现着不同面貌。尽管各地开展着形形色色的住房政策讨论——如阿普斯在文中列举的伦敦、欧洲等地若干具体案例——但某些核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如出一辙。地方规划师和行动家们可以制定分区限制、实施租金管控或倡导减少步梯数量（更包容的建筑设计），但最关键的决策并不出自市政府。真正的关键点在银行职员手中，他们决定是否批准建筑贷款，以及开发商在方案中预设的租金水平。

换言之，正如阿普斯所强调的，投资者和银行在城市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不亚于（甚至超过）规划师和行动家。这种由投资者主导的城市主义（investor urbanism），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当开发商不得不为每一块土地单独说服投资者时，连贯的社区规划便难以为继，碎片化由此蔓延，整个社区被拆解并以零散的方式重组。其结果，可能是将住宅改造为爱彼迎（Airbnb）式的短租客房；也可能是催生《乡愁》中描述的租住单间：零工劳动者在轮班间隙躺卧其中，疲惫得无力结识邻居（抑或担忧着下一场移民核查行动）。

虽然阿普斯在末章着重描写了人类世（Anthropocene）下黯淡的住房前景，（我们不禁要发问）日渐崩坏的伦敦还能实施租金管制吗？但若能深入剖析这种社区割裂带来的次生效应，想必会更具启发性。如他所言，改良派在两类人群中蓬勃发展。这既包括自认被排挤出社区的前伦敦居民，也包括对加勒比人、亚洲人和以色列人混居而深感不满的本土郡县居民。全球住房市场“各自为战”的困境与民族主义抬头之间，存在着更多值得探讨的共生矛盾。尽管本书视野广阔，但关于这种格局的受益者，阿普斯仍保持着某种克制与隐晦之处。在《乡愁》中，一位移居布里斯托的受访者坦言：“伦敦正日益沦为仅限极富者与极贫者生存的专属之地”。

不过，这位受访者仅说对了一半。一间霉味熏天、冷水淋浴却要吞噬大半薪水的房间，很难称得上是适宜安居的家；同样，在半年内辗转于不同的补贴租约之间，让孩子们不断适应新的上学路线，这也绝非理想归宿。而即便是最富有的人，似乎也并不将伦敦视为乐土。关于伦敦城市生活的讨论，似乎总离不开对毒品泛滥、无家可归者问题、公共资源匮乏的抱怨。当然，还有那些不惧排队等待的零工劳动者。这些情形在许多城市都能看到：投资者主导的城市建设既非为社区而建，更不是为人类而建。阿普斯笔下的伦敦，与其说是人类栖居之地，不如说是一座被幻灭理想所萦绕的“幽灵之城”。

尽管问题看似无解，《乡愁》仍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路径，并非全然如以卵击石般徒劳。在美国，公共投资领域已初见成效，其中包括蒙哥马利县的住房建设基金；同时，芝加哥的绿色社会住房基金，则旨在补充甚至替代私营投资渠道。至于租金管制，若能摆脱口号式标语的束缚，转而成为基于地域与需求校准的指标体系，便可使住房保障达到医疗保险和公共教育那样的稳定性（在执行得当时）。

但要真正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就需要超越单纯的“住房”范畴本身。一个宜居的伦敦，确实需要建造能让统计学家满意的住房——即住房成本占家庭收入30%的合理水平。但它还需要酒吧、学校、博物馆和公园：不仅要有邻居，更要有值得与邻里共同参与的活动。尽管这些元素并未完全消失，但《乡愁》中那些过去与现在的伦敦居民，都将住房的困境视为阻碍美好生活的断裂阶梯。然而，一个人人共享的伦敦，并非仅靠增加优质房源与提升公寓品质就能建成。更何况，谁又能够决定谁才算 “伦敦人”呢？毕竟，“全球宏观问题无法在地方规划办公室里解决”——这样的道理，很难被塞进给投资者看的PPT里。

阿舍·科恩是芝加哥的一位城市规划师。他的研究和政策工作聚焦于土地利用与人口结构变化领域。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5年秋季刊

原标题：When Houses Are Not Ho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