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中的意义内爆

【编者按】

《拟像与拟真》是后现代思想大师波德里亚的代表作之一、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理论的奠基之作。在这本书中，他摒弃了早年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话语，自创“拟像”“拟真”等对于理解后现代至关重要的概念，探讨当代社会如何以象征和符号取代现实和意义，进而形成他所称的“超级现实”状态。在这个以大规模复制和可复制性为特征的时代，拟像（无本源的复制品）先于并塑造了我们所认定的“现实”，模糊了现实与表征之间的界限。通过分析大众媒体、消费文化与技术影响，他提出现代生活被“拟像”所主导，其图像与概念不再指向任何真正的现实，而是彼此互相指涉，形成了脱离真相、无休无止的符号表意循环。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宇宙之中，在其中，信息越来越多，而意义越来越少。

有三种假设：

第一种假设，信息产生意义（一种负熵因素），但无法补偿意指在每个领域中的粗暴丧失。人们白白通过媒体重新注入讯息和内容，因为意义的丧失和耗尽比它重新注入的速度更快。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求助于一种基本的生产性，来取代失败的媒体。这就是整个自由言谈的意识形态，是媒体增长为无数个体的广播单元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反媒体”（地下电台等）的意识形态。

第二种假设，信息与意指毫无关系。它是另一种东西，是另一种秩序的运作模型，外在于意义和严格来说的意义的流通。这正是香农（Shannon）的假设，他假设了一种纯粹工具性的信息领域，一种技术媒介，它不牵涉意义的任何目的性，并且因此也不应该被牵涉进一种价值判断中。这种信息，是某种符码，可能像某种基因符码，它就是它所是之物，它如它本身那样运转，意义则是别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意义是事后才到来的，就像莫诺（Monod）在《偶然性与必然性》（Le Hasard et la Nécessité）中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十分简单地，信息的膨胀和意义的紧缩之间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

第三种假设，与第二种正好相反。它认为信息的膨胀和意义的紧缩之间有着严格的、必然的关联，以至于信息直接地破坏或者中立化意义和意指。意义的丧失直接相关于对信息、对媒体和大众媒体的消解与威慑活动。

这最后一种假设是最有趣的，但它违背了普遍接受的看法。社会化在任何地方都是通过媒体讯息的展现程度来衡量的。谁被媒体展现的程度不高，谁就是被去社会化的或者潜在地反社会的。信息在任何地方都被认为会产生一种对意义的加速流通，一种意义的剩余价值，后者与源自资本的加速旋转的经济的流通是同构的。即使其浪费是巨大的，信息也被当作交流的创造者。一个一般性的常识是，在总体上，有一种意义的过剩，它被重新分配到社会的所有间隙里，这就和下述这种常识一样，后者认为，物质生产尽管功能不良且有无理性，却通向财富和社会目的的实现。我们都是这个神话的共谋者。它是我们现代性的全部，没有这个神话，我们社会组织的可信性就会崩溃。然而，事实是它正在崩溃，而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在我们认为信息产生意义的地方，发生了相反的情况。

信息吞噬了它自己的内容。它吞噬了交流和社会。这是出于两个原因。 不是信息制造了交流，而是它在交流的上演中耗尽了自身。不是它产生了意义，而是它在意义的上演中耗尽了自身。我们很清楚这种庞大的拟真进程。这一进程包括非直接的访谈、讲话、听众来电、全方位的参与、以言语进行的勒索，例如说“您是相关的、您是事件的主角，等等”。越来越多地，信息被这种鬼魂般的内容，被这种顺势移接，被这种交流的白日梦所侵入。这是种循环的安排，在其中人们上演了观众的欲望，是种交流的反剧场，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种反剧场从来都不是别的，而只是负面形式的传统机构的再循环，是负极的集成电路。巨大的能量被部署来竭尽全力地撑起这种拟像，以避免粗暴的去拟真，这种去拟真会使我们面对意义彻底丧失的明显现实。

去询问是不是交流的丧失引发了拟像中的这种过度竞价，或者是否拟像存在在那里首先就是为了威慑，为了预先阻断一切交流的可能性（即终结现实的模型的旋进），这种询问是无用的。去询问哪一个是第一项是无用的，两个都不是。这是一种循环的进程，拟真的、超级现实的进程。所涉及的是交流和意义的超级现实性。这种超级现实比现实还要现实，从而人们也就废除了现实。

因此，交流和社会，它们都在一种封闭的回路中运行，作为一种圈套，而一种神话的力量附着其上。对信息的信念与信仰，附着在一种同义反复的证明上，即这个系统通过在符号中复制一种无法找到的现实性，从自己身上给出了这种证明。

但是人们可以认为，这种信仰，就像古老社会中附着在各种神话上的信仰一样，是暧昧不清的。人们既相信它又不相信它。人们不会对此产生疑问，人们会说：“我知道它很暧昧，但那又如何？”一种反向的拟真，在大众中，在我们每一个人那里，回应着这种系统把我们封闭于其中的意义与交流的拟真。对于这个系统的同义反复的回应是矛盾暧昧的，对于威慑，要么以失去感觉来回应它，要么以一种始终像谜一般的信仰来回应它。神话存在，但必须保持警惕，不要认为人们会相信它。上面说的这种想法正是批判思想的陷阱，它只有在对大众的天真与愚蠢的预先假定上才得以行使。 在这种被激化的对交流的上演的背后，即在大众媒体的背后，发起猛攻的信息追求着一种对社会的不可抵抗的破坏。

因此，信息在一种模糊星云中消解了意义，也消解了社会，这种模糊星云完全不是致力于创新的增长，而是完全相反，它致力于总体的熵。

因此，媒体不是社会化的效应生产者，而是恰恰相反，是大众中的社会内爆的效应生产者。而这只是在符号的微观层面上意义的内爆的宏观延展。这种内爆应该按照麦克卢汉的公式来分析，根据他的说法，媒介即讯息（medium is message），而人们还远未透彻研究其后果。

这意味着，意义的所有内容都被吸收在媒介这唯一主导的形式中。只有媒介才能制造事件，无论其内容如何，无论它们是顺应性的还是颠覆性的。对于所有的反信息、地下电台、反媒体来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难题。但是这里还有更为严重的东西，这一点麦克卢汉自己没有指出来。那就是在所有这些对内容的中立化之外，人们仍然能够期待对媒介在其形式上进行加工，并通过利用作为形式的媒介的印象来转变现实。一切内容都被取消了，但是仍然可能有一种革命的、颠覆性的作为媒介本身的使用价值。因此——并且此处便是麦克卢汉的公式达到其极限的地方——不仅有在媒介中的讯息的内爆，在同一个运动中，还有在现实中的媒介本身的内爆，以及在某种超级现实的模糊星云中的媒介的与现实的内爆，在这种模糊星云中，对媒介的定义和其区分性的活动都不再是可识别的了。

甚至媒体本身，即作为现代性的特征的媒体，它的“传统”地位也重新遭到了质疑。麦克卢汉的公式，媒介即讯息，这是拟真时代的关键公式（媒介即讯息——从而发送者就是接受者——从而所有极点都是循环的——从而全景的和深景的空间终结了——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性的全部），这个公式必须被发展到它的极限，即所有内容和信息都在媒介中被挥发之后，轮到媒介本身被挥发。在根本上，仍然是讯息为媒介授予了信任状，是讯息为媒介授予了其区分性的、确定的和交流中介的地位。没有讯息，媒介自身也会陷入我们所有伟大的判断和价值系统所特有的不确定特征之中。唯一的模型是这样的，其效力是直接的，它同时产生讯息、媒介和“现实”。

总之，媒介即讯息，这个说法不仅意味着讯息的终结，也意味着媒介的结束。不再有字面意义上的媒体了（我尤其指的是电子大众媒体）——也就是说，不再有那个从一种现实性到另一种、从一种现实状态到另一种的中介审级了。内容中没有，形式中也没有。这就是严格意义上内爆的含义。内爆意味着：一个极点对另一个极点的吸收，意义的整个差异系统的极点之间的短路，对区分性的术语和对立的粉碎，其中包括媒介和现实的对立——因此，任何调解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两者之间的或者一个对另一个的辩证干涉都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媒体效果都是循环性的。因此，也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向量（sens）（取sens这个词字面上的含义，即从一个极点到另一个极点的单向矢量）。必须使这种临界而原创的状况发展到极致，这也是唯一留给我们做的事情。梦想通过内容进行一场革命是无用的，梦想通过形式进行一场革命也是无用的，因为从此以后，媒介和真实处于唯一的一团模糊星云中，其真实是无法解读的。

内容的内爆、对意义的吸收、媒介本身的消亡、对交流的一切辩证法在模型的总体循环中的重新吸收、在大众中社会的内爆，这里所做的这种种评定，可能显得是灾难性的和令人绝望的。但是，只有从主导我们整个信息观的理念主义的角度来看才会是如此。我们都生活在一种意义和交流的狂热理念主义中，生活在一种通过意义进行交流的理念主义中，而在这种视角里，等待我们的确实是意义的灾难。

但是，必须看到，“灾难”只有在一种系统强加给我们的积累的、生产目的性的线性视角中，才具有这种终结和消灭的意义，即“灾难性的”。从词源上看，这个术语本身只意味着弯曲和向下卷绕，它通向一条人们所谓的“事件的地平线”，一条意义的地平线，这条地平线是不可超越的：越过它，就不会有任何对我们有意义的事——但是，人们需要做的就是走出这种对意义的最后通牒，使灾难本身不再像我们当前的想象中那样运转，使它不再显得是种最后的和虚无主义的期限。

在意义之外，还有一种迷惑力，它是意义的中立化和内爆的结果。在社会的地平线之外，还有大众，他们是社会的中立化和内爆的结果。

在今天，重要的是去评估这种双重挑战——大众和他们的沉默（沉默完全不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对意义的挑战——来自媒体及其迷惑力的对意义的挑战。所有边缘性的、替代性的复活意义的尝试，相对于这种挑战来说都是次要的。

显然，在大众和媒体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结合中有着一个悖论：究竟是媒体中立化了意义并产生了“无形的”（或者被告知信息的）大众，还是大众通过改道或者吸收媒体，不会回应媒体产生的一切讯息，而胜利地抵抗了媒体？此前，在“媒体的挽歌”中，我曾分析（并谴责）了媒体，把它当作一种不可逆的无回应的交流模型的机制。但是今天呢？这种回应的缺席完全不能再被理解为一种权力的战略，而是一种反战略，大众自己以此来违抗权力。于是呢？

大众媒体，究竟是在对大众的操纵中属于权力一边，还是在对意义的清算中、在对意义的暴力中和在迷惑中属于大众一边？究竟是媒体把大众引向这种迷惑，还是大众把媒体导向了景观？摩加迪沙斯塔姆海姆（MogadiscioStammheim）的情况是，媒体把自己变成对恐怖主义进行道德判决和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恐惧的载体，但同时，在一种最为完整的暧昧性中，媒体又在散布恐怖主义活动的粗暴的迷惑力，只要它们自己随着迷惑的节奏前进，它们自己就是恐怖主义者。（这是一种永恒的道德困境，可以参考翁贝托·埃科，他提出：如何才能不谈论恐怖主义？如何才能找到一种对媒体的好用法？——找不到。）媒体输送着意义和反意义，它们在所有方向上进行操纵，与此同时又不能控制这个进程，根据一种绝对的莫比乌斯环的逻辑，它们承载着系统内部的拟真和破坏系统的拟真——而它们就是如此。对此，没有可替代的选项，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解决方法。有的只是逻辑上的恶化和灾难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一点要补充。我们是处在一种双重的和无法解决的“双重束缚”的情况中，面对这个系统，就像儿童面对成人世界的要求一样。儿童被要求将自己构成为自主的、负责任的、自由的和有意识的主体，与此同时，他们也被要求将自己构成为臣服的、惰性的、服从的和顺应的客体。儿童在所有层面上都进行抵抗，并且对于这一自相矛盾的要求，他们以一种双重战略来回应。对于成为客体的要求，他们以一切不服从的、反叛的、解放的实践进行违抗，这些实践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对主体的完全追索。而对于成为主体的要求，他们进行同样顽固而有效的违抗，他们以自己为客体进行抵抗，也就是说，采取一些完全相反的实践：幼稚、过度顺应、完全依赖他人、消极、愚蠢。这两种战略的客观价值都不高。作为主体的抵抗如今被单方面地认为价值更高并且被当作积极的——也正因如此，在政治领域，只有释放、解放、表现和构成政治主体的实践，才被当作有效的和颠覆性的。这就忽视了所有那些客体实践的同等影响，甚至它们的影响可能要更大，这些实践是作为客体的实践，是放弃主体和意义的立场的实践，确切来说，是大众的实践，而我们却把它们埋葬在异化和消极的轻蔑术语下。那些解放性实践对系统的一个侧面做出了回应，它们回应了那个使我们被构建成纯粹客体的强硬的最后通牒，但它们完全没有回应另一个要求，即要求我们把自己构建成主体，解放我们自己，不顾一切地表达我们自己，要求我们去投票、生产、做决定、言说、参与、玩游戏。这是与前一种同样严重的勒索和最后通牒，并且在今天，它可能更严重。对于一个以镇压和压抑为手段的系统来说，战略性的抵抗是对主体的解放性追索。但这种战略所反映的，更多是这个系统的早期阶段，并且即使我们仍然在面对着它，它也不再是战略性的地形了。因为这个系统当前的手段是对言说的最大化，是对意义的最大生产。从而，如今战略性的抵抗是对意义的拒绝和对言说的拒绝，或者说，是对系统机制进行过度顺应的拟真，这是一种拒绝和不接受的形式。这正是大众的战略，它相当于通过加倍的方式，将系统自身的逻辑反送给系统，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将向量（意义）反送出去，而不吸收它。这种战略（如果它还能被称为战略的话）在今天正占据上风，因为正是系统这个新阶段已经占据了上风。

搞错战略是很严重的。释放，解放，复活一种对主体和大众有所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历史主体、团体或者话语，所有那些只关注上述这些方面的运动，都看不到这些运动正走向系统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命令在今天恰恰就是对意义和言说进行过度生产和再生。

《拟像与拟真》，[法]让·波德里亚著，王睿琦译，守望者｜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

来源：[法]让·波德里亚著，王睿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