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的自由主义风气，不光是哪个人的问题

文 |北方朔风

大多数情况下，我国舆论对于已故的教育工作者是很友好的，毕竟教书育人这种事情是高尚的。但是情况总有例外，最近去世的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虽然资历确实很深刻，对我国教育界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学术界不管是立场偏向自由主义的，还是偏向左翼一些的，都集体表达了对他的怀念。但是在互联网上关于他的评论，就非常有争议。

笔者很清楚，舆论中对刘道玉的争议，很大程度由武汉大学最近层出不穷的事件引发。辩解的人则会说，武大杨女士的事情和各种奇葩论文，膏药旗之类的烂活，是和刘道玉提倡的风气截然相反的，是当下的武大没有尊重老校长，舍弃了学术精神；批评者则认为，是他导致了武汉大学如今出了各种问题，随后讨论就成为了互相人身攻击。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说，面对复杂的思潮问题，除了道德批判之外，我们需要思考更加深入的东西。

先从最基本的地方开始说起吧，武汉大学的支持者认为刘道玉是武汉大学自由学风的开创者，反对者认为他导致了武汉大学的不良风气，双方都把学校整体风气归结于某个人。但是这些说法真的有依据吗？这是对学校管理与历史研究之后的结果呢，还是某种“儿子决定父亲”式的结论反推原因？

笔者认为显然是后者，当下舆论场的争议，实际上和刘道玉先生本人关系没有那么大，不管支持还是反对，哪怕是武汉大学的学生与教授，对于刘道玉先生的经历，对于武汉大学的校史，恐怕都没有足够深刻的研究。舆论真正争论的，是几十年以来对学术共同体的看法。而如今这个矛盾已经越来越尖锐，任何相关的话题，都处在一种一点就着的状态。

要知道，对于超大型大学的风气来说，并非是某人德高望重就能决定的，超大型大学的管理简直就像是一个黑箱一样，存在了太多的变数，别说什么长期的风气，就是短期的政策想要执行下去，都需要考虑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武汉大学当下的风气问题，从整体大环境的角度去解读，恐怕会更加合适。

或者说的再直接一点，把自由主义当做是学术底色的中国大学与机构，真的只有一家吗？还是说整个学术界大多数都是如此？虽然笔者相信，不同院校机构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差别，但是从各个机构在刘道玉先生去世的纪念文章口径类似的情况来看，恐怕在关于自由主义的问题上，还是有一些共识的，武汉大学无非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罢了。

很多时候，外界对一个公共人物的评价，他真的做了什么并不重要，只要外界形成一个所谓的共识，那么自然可以把人塑造成为神像，这个过程往往是和校园管理这种复杂而细碎的东西无关的。显然，不管刘道玉本人如何，他都已经被学术共同体当成了某种自由主义旗帜。

同时，很多人也在为自由主义，为老一辈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知识分子叫屈。他们会认为自己希望的学术自由不是杨某某这种的，这太不体面了，在他们的观念里自由主义是一种非常体面，非常崇高的东西。笔者可以相信很多人确实是真心这么想的。然而这正是问题所在，这正是当下全球思想界最为常见的争论。老一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新时代忽左忽右的激进乃至于魔怔思想，大呼这根本不是自由主义。他们丝毫没有思考过，这些奇怪的思想都是自由主义的私生子。

就以武大最近的几个幺蛾子为例，无论是莫名其妙的性别议题，还是非要论证杜甫和基督教的关系，或是什么论证毒品合法化的合理性，这些奇形怪状的东西，都是自由主义的直接结果。这种直接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学术自由为理由，来强行保护这些论点， 拒绝社会的批评；二呢，是这些逻辑混乱的论证之所以看起来成立，是因为通过无限强调个人自由与体验，忽视其他因素，来逻辑自循环式地证明自己所谓的正确性。

很不幸的是，虽然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可能不喜欢这些奇葩的学术结论，但是这两个原则他们大概是很喜欢的，毕竟学术自由这种事情天天喊，教授治校这种东西也是天天说；而强调个人自由更是他们最喜欢论证的东西。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可能到了今天才意识到，从这两个点出发，得出来的结论完全可以是他们最不喜欢的。

当下的现实是，市面上流行的各种奇怪思想，无论是性别战争，另类右翼或是激进左翼，都是自由主义的直接产物。这些理论论证上未必严谨，甚至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但是在满足个人体验——也就是情绪价值上非常好用，那自然在互联网时代无往不利了。

当然了，如果问笔者支持不支持学术自由与个人自由，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但笔者的回答是有原因的：要支持学术自由的原因，是当代学术分工极度复杂，对外人来说难以理解，必须要保持足够的独立性；但是同样，这个独立性也不应该无限的，因为专家说到底只是掌握了特定领域技能和知识的人类，他的判断也必然有各种局限性；个人自由当然是有必要的，毕竟生产力进步之后，人总该多一些选择，但是绝不支持无限制的自由，说到底这东西受到生产力限制，而且你的自由很可能让其他人不自由。

听起来笔者的回答是不是没什么营养，或者说本该就是如此？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会这么想，在他们的眼里，自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自然权利，用现实的理由去论证自由的必要性与局限性是一种僭越和亵渎。回溯自由主义的复杂源头之一，霍布斯和洛克讨论自由的时候出发点是人性和欲望等等，而康德则把自由放到了最高的位置，是最高的自然权利，一种根本的道德律令。

这种18世纪的产物当然早就已经被后来者各种批判和修补了，然而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喜欢复古。我们说他们是崇洋媚外，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优化的空间的，他们崇拜的可能未必是现实中某个国家，而是某种思想。中国不像西方，中国在现代以前知识分子是长期处于参政执政地位的，所以在失掉了政治地位之后，格外需求这种把自由放到最高位置的思想作为夺回位置的武器和精神安慰品。

在一般的语境之中，我们常常会说知识分子比普通人更冷静，但是在特定的问题上，知识分子远比一般人狂热。比如某些老板喜欢美国是因为他们进货时候单价高，进货量大；但是知识分子可能会认为，因为美国是自由的象征。笔者实在是不好说哪个更庸俗一点。

通过先把自由主义预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再进行各种推导和价值判断，这是我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常态，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他们认为中国学术界一切问题都是学术自由不够多导致的。这种先射箭后画靶子的论证真的不解决任何问题，国内学术界问题是多，但是很多问题根本不是学术自由不够，而是太多。这里笔者可以举两个例子。

之前争论比较多的问题是关于留学生的优待，其中涉及到留学生违法校方庇护的事情，经常被批评。这当然有唯外国人优先的问题，但是仔细想想，其实还涉及到了高校的内部王国的问题。实际上很多时候，对于一些比较大型的高校来说，学生不严重的违法，都很容易进行内部处理，而对于重点大学，这方面的影响力则更大，这是不限于留学生的。

这种自由已经可以说是特权了，而且确实带来了一些复杂的后果，这种情况下难道要靠更自由来解决问题吗？实际上从美国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的境遇我们可以看出，国内高校这方面的独立权是远高于美国同行的。

另一个问题则是导师对学生的压榨，乍一看这似乎和自由无关，但是这正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在一个绝对自由的环境，弱者是自然会被强者压榨的，而导师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在自由化的环境之中，天然面对学生有优势，如果继续自由下去，怕不是某些学生真的就要变成奴工了。

我国当下学术界的很多问题，压根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该管的不管，偏偏不少人明明已经看到了各种问题，但是还是自欺欺人的说只要更学术自由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想法已经与理性没有关系了。

当然，我国的学术自由确实有些地方值得提高。比如说我国高校教师还很喜欢宣传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这本来就很没意思了，但是偏偏面对和他不一样的价值观的时候，态度往往不是交流，而是发癫，把一切和自己观念不一样的人打成民粹，似乎见不得别人说中国好。这种自由可真是太纯正了，简直是纯而又纯的意识形态传教士。相比之下，保守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倒是真诚一点，甘阳就承认，通识教育就是用来塑造意识形态的。

退一步说，自由主义有它的可取之处，但从来不是包治百病。对待这些思想，还是实用一点比较好。不过在狂热的知识分子看来，这种实用看法可能是和排队在教会领鸡蛋的大妈一样的行为。从这个角度说，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宗教。

欧洲古代的教士为什么需要宗教，因为他们需要神来指导自己，来确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事实证明，这种思想既有可能带来善举，也有可能带来以神为名义的战争；康德在论证一些思想的时候也提到了神，但是他所说的神并非是传统宗教学上的那个实体，而是一个保证道德公设合理性的形而上学存在。说白了就是没有了上帝，还是需要一个实体去坐那个位子，知识分子很难抗拒这种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知识分子喜欢设立某种人设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十年运动里被迫害，随后幡然醒悟，这是非常典型的异教徒皈依的设定啊。这些知识分子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行为上却论证了这一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质是宗教式的。

但是如果实际查一下资历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自称在十年运动之中被迫害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当年是积极参与者，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从狂热的角度倒也很容易理解，当年积极参与，是把主席当做了哲人王，来满足自己的狂热；后来则是投奔了自由主义，来满足自己的狂热，从前到后是完全连贯的，没有什么年轻犯的错，没有什么墙头草，只有一以贯之的狂热。

对于教徒来说，狂热可能是一种美德，但是对于认识和改造现实来说，是很容易把事情搞糟的。所以主席喜欢实事求是，不喜欢“四个伟大”。在今天这个现代体系已经愈发脆弱，非理性思潮已经在加剧蕴酿的时刻，我们更应当思考如何维持理性的堤防。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确实有点难，用理智看待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思想都有它的局限性，现实世界注定有些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最可怕的是，没有什么神明或是至高无上的思想来保证你的想法，你的行为是有意义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虚无与恐惧。

或许这就是人民群众比知识分子好的地方，意义来自于现实生活之中，有意义就是好好活。许三多很容易相信这一点，但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接受这个事实却需要莫大的勇气。很多知识分子面对旧的狂热的崩塌，选择的不是接受现实，而是逃向下一个狂热之中。

现实总是冰冷的，哪怕是圣子，也需要分发五饼二鱼。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过去上百年的流行终究是有物质基础的，但是现在，这个基础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动摇。如果不愿意接受现实的话，接下来我国某些知识分子恐怕还会变得更狂热更非理性。

最后，我们客观的说，这并非是自由主义一家的问题，比如保守主义相信所谓的神圣秩序，左翼容易教条的看待历史必然性，而遗忘到底什么是历史的辩证法。这些想法都存在类似的缺陷，但在过去的时间里，对我国的学术界影响最大的无疑还是自由主义，当下问题最大的也是自由主义。

笔者诚挚地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能对时代的难题做出有价值的回答。但，留给他们回答问题的时间，真的还有很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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