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男孩被踢打吐口水，确诊PTSD休学两年，监控只存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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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刚上初一的男孩，把自己反锁在阳台，哭到声音发颤，喊着“不想活了”。母亲一开始以为是青春期情绪，结果孩子哆嗦着吐出一句：“李老师又踢我，还朝我头上吐口水……”这不是一句“生气话”，后面是一条条清晰的时间线：2021年10月14日，耳朵被揪肿，回家要冰块；11月，跑操被踢小腿，当众被喊“臭狗屎”；12月24日，精神崩溃，在家大喊要跳楼。2022年1月期末前后，在办公室谈话后进考场呕吐，回到家几乎天天吐，情绪持续失控。

这位母亲，耿女士，带孩子去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写得明白：应激性恐怖性焦虑障碍，应激性混合性焦虑和抑郁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类诊断属于医疗系统的专业结论，医学意见已获得权威认可，也让家长心里那团疑问，变成了沉甸甸的证据。

她没停，跑了三年。2024年6月15日，富源县这所中学成立联合调查组，出了《初核报告》：班里25名学生被问询，5名学生表示老师有语言过激行为，1名学生确认有揪耳朵。有学生提到升旗时听到“老子连你爹一起甩”这种话，看到老师往学生头发上吐口水。班上还出现跟着起哄的声音，“臭狗屎”不止一次。甚至有“打油诗”写在纸上——“这个小子本无才，你老子硬要送来，到时候试卷交上去，鸭蛋滚下来”。一个词句，能不能成为铁证，法律自有标准，但这类重复性羞辱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影响，真的不该被轻描淡写。

调查组的结论很克制：老师存在不当行为，违反职业道德，但证据材料不足，建议“批评教育”。耿女士申请调取校园监控，得到的答复是：监控只保存7天，已经无法提供。关键细节，就这样断在第八天之后。

2024年9月，耿女士以“侵犯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为由，起诉老师和学校；11月12日正式开庭。她把医院诊断、聊天记录、照片都交上去。结果在庭审现场，班主任和校方对所有指控予以否认。校方面对媒体说：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一切以法院判决为准，不便表态。老师本人未回应记者的电话。案子走到了法庭，真相却仍处在“说与不说”、“证与不证”的缝隙里。

这事还有一个微妙处：孩子父亲也是该校教师，与涉事班主任为同事。调查里提到有宴请行为，耿女士说只是普通往来，没有私怨。这个关系网，不该成为遮挡调查独立性的“屏风”，但现实里的顾虑，谁都能懂。

到底难在哪？几件事拧在一起。

这起案件走到今天，已经不仅是一个孩子的痛。它照见了几个系统性问题，很多学校都绕不过。

我理解学校的压力，也理解老师的辛苦，班级管理不可能没有锋芒。可锋芒不能指向孩子的人格和尊严。对未成年人的羞辱和身体接触，一旦形成惯性，后果极重。这个孩子被诊断为PTSD，已经休学两年多，这不是一个家庭的私事，这是公共议题。

这场官司怎么判，交给法院。事实怎么还原，要靠程序。我更关心的是，下一次类似投诉出现，能不能不再走三年。家长的坚持很难得，但制度不该让“坚持”成为唯一选择。

写到这，我也有几个问题想跟大家聊聊：

评论区聊聊。尊重事实，尊重程序，也尊重孩子。这三句话，看着简单，做起来需要整个系统的诚意与耐心。期待这起案件给出清晰答案，也期待它成为一次推动，而不是一次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