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TI人格测试与“认识自己”的错觉｜分类、安慰与被简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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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企业入职培训或团队建设集训中，一种颇为奇特的仪式周而复始地上演。新老员工要先填写一份问卷，据称这份问卷能把他们复杂的个性压缩成一个整齐利落的四字母字符串。

在许多机构里，用四个字母给人“归类”几乎成了标准流程。员工或求职者往往会被贴上 ENFP、ISTJ 之类的类型标签，仿佛短短几字符就能勾勒出一个人的本质。根据美国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学会引用的一项 2001 年针对美国雇主的调查，大约 13% 的雇主在招聘环节会使用某种人格测评工具，而不局限于 MBTI 一种。 另一方面，MBTI 的出版机构迈尔斯布里格斯公司在其官方材料中宣称，其评估工具已被全球众多组织采用，其中包括约 88 家《财富》百强企业，不过这一数据主要来自机构自身的市场信息披露，而非独立学术调查。

参与者规规矩矩地回答一连串关于偏好的问题: 度假行程是提早精心规划，还是临时起意说走就走；在判断事情时，是更信赖理性推演，还是更依靠内心感觉。最后，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份为自己界定“你是哪一类人”的性格说明书。结果几乎一律充满溢美之词，没有任何一种类型会被视为缺陷，每一份档案都着力凸显被测者的长处与优点。

同事们拿着各自的字母代码互相对比，一边调侃彼此的不同。一名通过该方法认证的顾问往往会兴致勃勃地带着全场，一路讲解各种字母组合背后的含义。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切更像是一场无伤大雅的小乐子，是从一成不变的日常工作中抽身的小小喘息，也是借着一些新鲜的“自我发现”来增进彼此联系的机会。然而，这套仪式的核心，其实围绕着一项自称学术门第正统的测评工具。

它就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MBTI），或许是当今世界最知名的人格测试，而它在企业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程度，与围绕它的争议一样广泛。

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的流行毋庸置疑。自从在二十世纪中叶问世以来，它以多种语言在全球传播，衍生出各类仿制品和分支版本。

人力资源部门和职业生涯导师普遍把它视作团队建设和个人成长的工具。对组织来说，一个问卷就能揭示谁可能是天生的领导者、谁更适合做注重细节的工作，这样的设想具有天然吸引力。然而，这股热情始终与尖锐的批评并存。

在学术心理学圈子里，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常常被贬为“高级星座运势”，一种不知怎么就混进了董事会议室的休闲娱乐性质的室内小游戏。

20 世纪初，布里格斯与她的女儿伊莎贝尔在一起。她们最终共同开发了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这一人格测试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使用。

对于那些对大众心理学心存怀疑的人来说，拿 MBTI 开涮几乎已经成了一项经常性的消遣。既然如此，一项科学基础如此单薄的测试，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变成商界的常备工具的呢？答案藏在一个颇为奇特的组合当中，其中既有历史机缘的偶然安排，也有人类对自我认知的强烈渴望，还有一整套行事老练的市场营销手法。

把人类性格分门别类的冲动，远远早于迈尔斯、布里格斯以及任何现代心理学家的出现。早在公司要求员工勾选“内向型”或“外向型”之前，古代医师就已经尝试从体液的平衡状态推断一个人的性情。希波克拉底及其后继者、尤其是盖伦提出的体液学说认为，人类的健康、情绪与气质受四种体液的比例影响: 血液、黏液、黑胆汁与黄胆汁。依照后来的经典解释，黑胆汁过多会被视为塑造出忧郁型气质（悲观、多愁善感），血液旺盛则与乐天型气质相连（开朗、精力充沛），黏液偏多的人往往被描绘为沉静迟缓，而黄胆汁的偏盛则被归因于易怒、暴躁的胆汁型气质。

几个世纪以来，体液学说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看似自洽的解释框架，让他们相信，只要四种体液的比例失衡，就足以说明为何有人郁郁寡欢，有人乐观外向。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这一理论一直顽强地存在于医学与性格思考之中，哪怕今天看来，它的缺陷几乎一目了然。连古典理论本身都承认，现实中的个体往往是不同气质的混合体，一个通常随和、偏黏液质的人在巨大压力之下照样会暴躁易怒，一个平日开朗的“多血质”在糟糕的一天里也可能陷入忧郁。现代人格研究进一步证明，人的特质既有稳定的一面，也会随着年龄与生活事件发生系统性的变化，人格远比四种气质的划分复杂得多，更不可能整齐划一地塞进十六个格子里。

正因如此，当代表达人格类型学的各种工具，从四气质到 MBTI，最核心也最持久的批评之一，就是它们假定人的特质可以被固定在某个标签之下，而忽视了这些特质本身的连续性与可变性。

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心理学努力把自己塑造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各种新的理论框架纷纷登场。其中之一，就是瑞士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提出的人格类型学。在他 1921 年出版的《心理类型》（Psychological Types）一书中，荣格勾勒出人们在如何感知世界与如何做出抉择方面的一些根本差异。

其中一个关键的区分，是内倾者与外倾者之间的差别。内倾者从独处与内省中汲取能量，外倾者则在社会互动里如鱼得水。

在 MBTI 和人格类型语境下，“内倾者”大体上就是我们说的“内向型”，但更严格、更专业一些，强调的是心理能量偏向内在世界，而不是简单等同于“害羞、木讷、不合群”。

另一个区分，在于那些依赖具体感觉输入的人和那些更多仰赖直觉指引的人之间的不同。他还提出“思维型”和“情感型”的对照: 前者在判断时优先考虑逻辑，后者则更强调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荣格提出的这些类别，更多源自他的临床观察和理论推演，很少有实验室式的基于大样本、量化量表、因子分析等现代意义上的实验或统计学验证，但它们确实带来了一种颇具诱惑力的秩序感，仿佛纷繁多变的人格可以被几条基本维度梳理清楚。荣格的这些观念逐步走出专业圈，尽管经验基础并不牢靠，却依然为后来的各种人格测评提供了现成的模板。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母女凯瑟琳·库克·布里格斯与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的确在荣格理论的启发下，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布里格斯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研究人格气质，自行提出过几种类型划分，等到 1920 年代读到《心理类型》的英译本时，她意识到荣格的构想与自己的思路相通而又更为系统，于是转而系统吸收并加以改造。二战期间，母女二人开始在这一基础上编制性格问卷，希望帮助大批首次走进工厂和办公室的女性了解自身偏好，从而在战时被分配到更“舒适而高效”的岗位。通俗写作和企业宣传中流传着一个说法，称布里格斯在读完荣格后，曾把先前写下的草稿统统扔进壁炉，决心从头开始，这一情节目前主要可以视作事后的传奇润色，而非有严格史料佐证的事实。较为可以确定的是，荣格的类型学为她们提供了概念蓝图，而布里格斯和迈尔斯所做的工作，则是把这些抽象的心理分类改造成一套可以通过问卷实施的“人群分拣”工具，尽管她们本身并非科班心理学家。

布里格斯和迈尔斯把荣格一些更晦涩难懂的设想加以删繁就简，把注意力集中在四个相对实用的人格维度上。第一，你更倾向于外向还是内向，是更面向他人和各种活动，还是更面向自己的思考与内在世界。第二，你更习惯依靠具体事实和细节来获取信息，还是更依赖模式与直觉的把握。第三，在作出决定时，你是优先看重逻辑推理，还是更在意个人价值观与情感感受。第四，你更倾向在一种有结构、有计划的轨道上生活，还是更喜欢一种灵活、随兴、自发的生活方式。围绕这四组二元维度设计的一系列问题，最终会为每个人生成一个四字母类型，比如 ENFP 或 ISTJ，一共对应十六种可能的组合。

每一种类型都配有一段描述性的性格小画像，有点类似某种“原型人物”，而且全部采用正面化的表述方式。顺带一提，我们熟悉的“ A 型人格”和“ B 型人格”这一对标签，也就是所谓“拼命三郎式的进取派”和“松散拖延型”的对照，其实压根不是源自什么严格的心理学研究。这两个称谓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由两位心脏科医生提出的，后来才被披露，他们的研究一直在悄悄接受烟草行业的资助，而后者急于把心脏病的责任推给人格特质，而不是香烟本身。类似这样的插曲提醒我们，并非所有的人格标签都是在纯粹科学动机之下诞生的。

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是一种人格类型评量工具，由卡尔·荣格的类型理论发展而来，指出人脑在感知和决策上存在不同先天偏好，但并不反映后天发育，如能力、品格、言行、心理健康等。其理论中最浅显的部分是四组相反的先天偏好：内向与外向、实感与直觉、思考与情感、判断与感知，四组偏好可组成16种稳定的人格类型。

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的最初版本一度相当默默无闻。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一家新的出版商接手之后，MBTI 才开始走上向“随处可见”迈进的普及之路。时机可以说恰到好处。当时的美国企业界正热衷于各类管理培训课程和效率工具，而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则被包装成一种科学方法，可以用来优化团队合作与个人发展。

在此后数十年间，参加一次 MBTI 测试成了许多办公室里的一道“入门仪式”。这套量表承诺为同事之间提供一种共有语言，帮助他们彼此理解。如果销售经理测出来是“ESFP”，而会计师是“ISTJ”，这在表面上就能解释他们截然不同的工作风格，并被认为有助于避免冲突。关键在于，MBTI 始终把这些差异呈现为中性甚至正面的，从不把任何一种类型描绘成“更优一等”。话术上一直强调，每一种类型都有自身的长处，官方立场是“各类型一律平等”。

做完测试的员工走出测评时，往往会觉得自己的特质得到了肯定，理想情况下还会对如何与同事更好配合有一些新的体会。测试的出版方在说明中明白写着，MBTI 结果不应被用作录用或解雇的依据，只应用来增进理解。然而，一旦这样的工具在组织中广泛铺开，某些管理者跨过这条红线几乎可以说是迟早的事。

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能够在各类组织中牢牢扎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背后那套精心设计的商业模式。这项测评属于专有产品，出版方对其使用实施严格管控。想要以“专业身份”施测，多数非科班人士需要通过收费认证获得施测资格，科班出身者则可以通过教育资格豁免部分培训要求。拿到认证之后，各类培训师和人力资源顾问便成了这套方法的布道者，将它带进一家又一家的机构。每一位热情投身其中的实践者在客观上也同时充当了推销员，因为他们必须使用官方授权的材料，还要不断向客户强调这份测试的价值。

正是这种自我强化的生态体系，推动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在组织世界中迅速扩散。公司真正买下的，从来不只是一份问卷，而是一整套由专人引导的体验，通常由一位极善于控场、颇具个人魅力的顾问主导，对方会向管理层承诺，只要做一次人格测试，就能离更和谐的职场关系和更高的生产力近一步。

就公道而论，MBTI 的设计者及其后来的继承者从未否认，没有任何一种测试能够穷尽一个人所有细腻的面向。他们一再强调，类型划分说的是偏好，而不是命运，经常借用“用手习惯”来打比方: 写字时可以用左手，也可以用右手。从原则上讲，两只手都能用，只是总会有一只更顺手。因此，他们会说，一个内向者在需要时完全可以表现得外向，就像惯用右手的人在必要时也能用左手写字一样。你的那一组四字母类型，只是勾勒出你更自然偏向的那一侧，而不是一个要求你永远待在其中的格子。

不过，即便有了这些看上去颇为周到的免责声明，也挡不住测试本身的结构性局限。与许多以连续维度来刻画人格的现代工具不同，MBTI 在最终呈现时只给出非此即彼的类型标签，中间没有独立的“中间类型”。大量研究表明，MBTI 各量表的原始得分在真实人群中的分布往往接近常态，大多数人集中在中段，但量表在计分时却以中线为界，将受测者强行归类为某一侧的类型。结果就是，在外向与内向这类维度上，那些既不典型内向也不典型外向的“中间性格者”，在类型系统里并没有自己的位置。

在这种设定下，如果某人在某一维度上的得分恰好徘徊在中段附近，那么只是心境略有变化，或在不同情境下对题意略有不同理解，就足以让他的得分跨过切分线，在下一次测试中呈现出完全相反的那一类。事实上，多项研究都发现，相当一部分受测者在数周或数月后重测 MBTI 时，会得到与首次测试并不一致的类型组合。MBTI 的支持者通常解释说，这说明这些人原本就在该维度上接近“临界点”，所以重测时略微“越线”属于正常波动。

但恰恰是这种解释暴露出问题的本质: 这套类型工具本身没有为处在中间地带的人提供独立的标记。这样的做法，就像在量身高时，只允许把人分成“高个”和“矮个”，而对中等身材的人既不给名称，也不给位置。现实世界显然不是这样被划分的，人格更不应该如此。

除了这些根本性问题之外，MBTI 还遭遇了不少技术层面的批评。由于它完全依赖自我报告，测试结果很容易映射出被测者当时的自我形象或偏见，而不一定反映其长期稳定的特质。还有研究发现，MBTI 的某些量表维度之间并非真正彼此清晰独立。例如，一个人在“判断”（Judging）与“感知”（Perceiving）维度上的得分，往往会与他在“感觉”（Sensing）与“直觉”（Intuition）维度上的表现存在明显重叠。如果这些维度真的是互不重叠的特质维度，这种结构上的交叉就不应如此突出。类似的发现说明，从现代心理测量学的标准来看，MBTI 在维度设定和量表结构上都缺乏足够扎实的实证支撑，其类型框架更多是对理论构想的直接投射，而不是在严谨的统计建模基础上反复修正出来的结果。

这些性格类型实际上限制了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

尽管如此，这些缺陷并不能简单归咎于设计者的懒惰或恶意。布里格斯和迈尔斯为打磨这份问卷倾注了多年的心血。她们向成千上万的人施测，一丝不苟地整理结果、统计数据、寻找模式。连家庭度假也常常变成研究之旅，她们会在旅途中向任何愿意配合的人收集数据。然而，纵然投入如此巨大，她们走的并不是标准的科学路径。她们并非先进行开放式的探索性研究，从真实数据中归纳出人格特质，而是先接受了荣格预设好的类型理论，再据此反向设计出一份用来“验证”这些类型的测试。换句话说，她们一开始就把自己声称要加以证明的那些类别当成了出发点。再真诚、再辛苦的资料搜集，也无法抹平这种逻辑上的循环。后来，现代心理学家指出，MBTI 那座看上去精巧完备的大厦，实际上建在一块“沙地地基”之上，在结构细节上固然令人印象深刻，却缺乏可靠而扎实的经验基础。

专业的心理学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向他们认为更为可靠的模型。其中最突出的一套框架是“大五人格”（Big Five）模型，它用五个宽泛的维度来刻画人格: 对新经验的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神经质（neuroticism）。

与 MBTI 的二分划分不同，这些特质都是沿着连续刻度来测量的，是在数十年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而不是源自某一位理论家事先设想好的类型。一名被试者可能在外向性维度上得分很高，在神经质维度上得分很低，由此勾勒出一幅更为细腻的倾向画像。大五模型普遍被视为比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更稳健、在科学上也更站得住脚。

尽管如此，心理学家也承认，知道一个人在这五个特质上的位置，充其量只是一瞥其人格的一个侧面。要获得更完整的图景，还必须把个人价值观、情感生活、内在动机、人生经历以及所处的社会角色等因素一并纳入考量。人类人格的丰盈与复杂远远超出任何单一测评工具所能囊括，这一点也让像 MBTI 这样的工具所作出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宣称显得更加站不住脚。

另一种著名的人格测评工具则更为鲜明地展现了主观性的种种风险，那就是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inkblot test）。这份测试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由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设计。受测者需要面对一系列模糊难辨的墨迹图，回答自己在其中看到了什么。理论设想是，在作答过程中，个体会不自觉地把内心的想法或冲突投射到这些图像上，从而呈现出某些可供熟练施测者解读的模式。然而，在早期的实际运用中，这套测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标准化的评分体系，一切全凭心理学家的个人判断，几乎就像在替人解梦。对怀疑者而言，这种做法更像是一种徘徊在艺术与把戏之间的表演，与科学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扎实的联系。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心理学家约翰·埃克斯纳（John Exner）试图挽回罗夏测验在专业领域的地位，他提出了一套号称严格的评分方法，即所谓“罗夏综合体系”（Comprehensive System）。在这套体系下，施测者不再只依赖直觉判断，而是对受测者回答中的若干特征进行量化统计，例如反应落在墨迹的哪一部分、是否包含人物或物体的动作、是否由颜色、形状或阴影触发等，然后再依据常模数据计算出一系列指数，用以指导临床解释。综合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评分的一致性，使罗夏测验得以在临床与法医实践中继续使用下来。直到今天，仍有专门机构和培训项目围绕罗夏及其后续体系（包括 R-PAS 等）提供系统课程，这也说明在争议之中，这项工具在部分专业圈子里依旧保有现实需求。

那“常模”又是什么？在心理与教育测验里，“常模”（test norms / norms）本质上是一套用来解释个体测验分数的统计参照系。例如《大英百科全书》在“心理测验·常模”条目中指出，常模由一组数据构成，用来判断一个受测者在某项测试中的“相对位置”；单独看的原始分数意义有限，必须放到一个群体的得分分布中才能被解释。常模因此为“将个体与某一群体进行比较”提供依据。 也就是埃克斯纳那套综合体系不再只是“心理师觉得如何就如何”，而是要求先建立一个规范化的参考分布，再根据受测者的回答在这一分布里的相对位置来判断是否异常。这就是从纯主观解读，向“有参照地解读”迈了一步。

人格测评的世界也因此出现了近乎教派式的分化，不同阵营围绕各自崇奉的工具聚拢。罗夏的拥趸至今仍然坚信这套方法所具备的那种近乎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另一些人则把忠诚献给更新的量表或“大五人格”模型，各自阵营都深信自己选择的工具更胜一筹。

白大褂“专家”凝视旋转的人格转盘，象征测试披着科学外衣，却把复杂个体简化为随手一抽的四字母标签。

然而，即便有了埃克斯纳的综合体系，质疑之声仍然无法完全消散。研究显示，罗夏测验有时会把原本健康的人错判为存在严重心理问题风险。尤其是在采用综合体系常模来解释儿童或青少年答卷时，有研究发现，原本正常甚至较为聪慧、富有想象力的受试者，其得分却常被解读为接近精神病谱系边缘，这类结果在方法学上往往被视为假阳性，而非真实的高危信号。如果争议只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这种过度敏感的“预警”顶多算是一则耐人寻味的警示。但问题在于，罗夏测验至今仍偶尔在事关重大的场合被当真对待。更令人忧虑的是，墨迹测试的结果在一些法院中被接纳为证据，用来左右儿童监护权的裁决，甚至影响刑事被告的命运。只凭心理学家对几幅模糊墨迹反应的主观解读，就足以改写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在许多专家看来，这已经越过了合理与荒诞之间的界线，让人的未来悬系于一份 1921 年的墨迹图，实在难以接受。

一种截然不同的人格测评路径，则在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的问世而出现。与迈尔斯-布里格斯或罗夏测验不同，MMPI 的目标直指精神病理的诊断，它由数百道是非题构成，现代 MMPI-2 版本的题目多达五百余道。

其中一些题目异常具体、甚至相当私密，例如询问排便习惯或怪异信念之类，意在以一种几乎“霰弹枪式”的方式，尽可能广泛地探查个体心理的各个角落。MMPI 的两位创始人是一名心理学家和一名隶属明尼苏达大学的精神科医生，他们采用了一种颇为精巧的经验策略: 先向两组人施测，一组由精神科患者组成，另一组则是被视为健康的普通人，然后找出哪些题目在统计意义上可以把这两组人的回答区分开来。他们并不是先根据某套既定理论来解释答案，而是让数据本身“开口说话”。

例如，如果抑郁症患者在某一组题目上的作答模式与对照组系统性地不同，那么在后续的施测中，这些题目就会被视为抑郁倾向的指标。正是这种以实证为导向的策略，使得 MMPI 比那些建立在个人直觉基础上的人格测试更具一种“科学化”的外观。

尽管在设计上看起来相对严谨，MMPI 终究还是建立在一个关键假设之上，那就是作为对照组的那些“正常”的明尼苏达人，确实可以代表心理健康的基线。

现实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带着一些焦虑与怪癖，要勾画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本就十分困难。即便如此，MMPI 在自己的目标上总体表现尚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示精神疾病的迹象，还能识别出那些在作答时刻意把自己包装得比实际更健康，或者故意把问题夸大得更严重的受测者。

在临床环境中，这是一份有实际价值的工具。然而，当企业把 MMPI 引入口聘与筛选流程时，事情就滑向了不当的侵入。测试中的问题深挖个人隐私，大量涉及医疗和心理层面，远远超出岗位所需技能的范围，却打着“评估岗位适配性”的旗号实施。

最终，一些公司因为要求求职者接受此类测验而被告上法庭。

像社会学家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这样的批评者指出，这些测试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美国企业世界里强化了一种令人窒息的从众文化。它们勾勒出一幅狭隘的“正常人”图景，往往体现的是一种平淡无奇的中西部理想类型，并把偏离这一形象的人筛除在外。在他看来，一套表面上带着科学光环的工具，实际上成了群体思维的手段，用来强加某种关于“谁才算正常人”的主观定义。

怀疑者常常把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和占星术放在一起比较，指出两者都提供友善、宽泛、几乎可以套用在任何人身上的描述。的确，MBTI 的一大魅力正在于，它像星座运势一样，从不会让你感觉糟糕。类型描写措辞讨好，又足够含糊，人们很自然就会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几十年前，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Bertram Forer）用一项著名实验展示了这种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他先让一班学生做了一份人格测试，然后完全无视他们的真实作答，转而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份一模一样的“测评报告”，里面塞满了宽泛而正面的陈述，比如“你有大量尚未开发的潜力”“你喜欢生活中有一些变化和多样性，但在被过度限制时会感到不满”。学生们被告知，这是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性格画像。结果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份报告“准得惊人”，全然没有意识到全班同学拿到的是同一段文字。后来，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福勒效应”（Forer effect），它揭示了人们是多么容易把一幅动听的自我画像当成真实写照，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会有那么多人觉得自己的 MBTI 报告“说得太对了”。

对普通人而言，做一份人格测试往往是一种带点娱乐意味的自我反思练习。很多参加过办公室 MBTI 主题工作坊的人回想起那一天，觉得那更像是一场愉快的调剂，是一次轻松随意的探索，而不是一场严苛的灵魂审判。当他们拿到自己的结果时，自然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与自我认知相契合的部分，对那些不太贴切的句子则耸耸肩、一笑置之。

至少，它会引发许多对话: “难怪你讨厌临时变更，你真是个标准的 J。”在这样的语境下，迈尔斯-布里格斯扮演的是一种温和的工具，有点像一场有组织、有结构的破冰活动，让每个人都得到一点小小的自我肯定，也提供了一套不带评判色彩的语言来谈论彼此的差异。只要大家都抱着保留态度，用一点幽默感和适当的距离去看待它，这种用法本身并无大碍。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人们赋予这些测试远超其本来应得的权威之时。历史上不乏人格测评被滥用，从而影响现实生计与人生命运的例子。一份墨迹测试不该决定父母一方能否获得子女的监护权，也不该左右一名被告在法庭上的命运。

同样，一个源自问卷的四字母代码不应决定谁得到录用或晋升。这类工具，无论像罗夏那样主观模糊，还是像 MBTI 那样条理分明，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略的指示或谈话的起点，它们并不是可以占卜一切的神谕。迈尔斯-布里格斯的设计者本人也一再提醒，绝不可在高风险情境中使用这套量表，然而他们亲手打造出来的高人气，客观上又削弱了这类告诫的约束力。一旦整个文化迷上了一台简易的“贴标签机器”，要克制过度使用它的冲动就变得格外困难。

人格测试之所以经久不衰，大概在于人们始终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人可以被以某种系统化的方式加以理解。只要回答几道设计巧妙的问题，就能勾勒出心灵的“蓝图”，这样的设想确实颇具诱惑力，它在纷繁复杂的人性面前，承诺带来某种清晰与可预期感。

只是，与之相伴而来的清醒对照是，人类终究顽固地复杂，也总是充满出人意料的一面。我们固然是有模式可循的生物，某些特质在时间维度上相当稳定，但同时又会被情境所塑造，具备改变的可能，并且始终抗拒被压缩成一套固定公式。

人格测试举起一面镜子，不过镜中倒影往往是被简化、被美化的自我画像，遗漏了那些真正构成我们的深度与矛盾。更为审慎的做法，也许是把这些测试当作一段有趣的小体验，或者一段自我反思的起点，而不是对自我身份的终局判决。

它们提供的种种格子，在一定范围内确实可以派上用场，只要我们始终记得，真实的人很少会乖乖待在这些格子里太久。归根结底，这些测试暴露出的，很可能更多是我们想要把自己定义得整齐划一的愿望，而非那套真正塑造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复杂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