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大厦杯书法大奖赛临近尾声,部分获奖作品已经出炉,不出意外的引发了又一轮网络吐槽大会,尽管这其中充满了无端泄愤的成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大赛确实暴露出当今书坛的些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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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草书方面的入选作品就颇具“时代性”,这个“时代性”并非指这些参展作品引领了时代书法风潮,而是这些作品大多与评委书风相似,特别是有很多份旭光体作品,这让作品整体虽然代表了当今书坛的较高水平,却没有代表创新锐度,可以说是新人写出了旧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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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特等奖得主延志超先生的那幅作品几乎就是张旭光先生的翻版,如果掩去落款恐怕还就真假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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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的评委都是当今中国书坛的顶尖书家,入展的作者大多受教于他们,名师出高徒本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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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生没有拓展老师的创新理念,反倒是极力模仿老师的个性风格,这就让艺术传承变成了风格延续,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利于书法创新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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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次草书评审组长张旭光先生为例,在参展选手中不止延志超一人是他的学生,也不止延志超一人在写旭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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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旭光体,主要是张旭光先生本人草书造诣深厚,书法理念独特,书坛地位突出,深受当今书坛尊崇,学生众多,对时代书风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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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时代领军人物一直都是书坛惯例,晋朝学王者众,唐学褚、元学赵,皆有佳话流传。然而痴学时人往往陷入平庸,如俞合、吴宽等人虽然也堪称一代名家,但是放到整个书法史当中却难入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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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时风太盛往往让时代书法陷入创新困境,明朝上下皆仿沈度,最终形成了台阁体文化,让楷书发展陷入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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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王学仲先生,王学仲先生弟子门徒众多,但是没有一个人写成王学仲,都在努力写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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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寒柏先生回忆王学仲先生的教导称,王先生第一天就告诫他不要学自己,并且要求他每天日课之后要留出时间来自由书写,在这种注重自我修炼的学习方式下,才造就了崔寒柏先生今天的书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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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光先生从事书法教育多年,早年就已经桃李满天下,但是并没有太多人学他的字,如王厚祥先生那样都在深耕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塑造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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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至今日却不约而同的在一次大展出现那么多旭光体,让人忧虑当今书坛同质化倾向严重,同时也让人感到年青一代书法家们创新的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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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光先生以王羲之书法为本,参以自己的理解,用独特的笔法,奇肆的结字以及巧妙的构思塑造出一种沉雄、大气的书法风格,确实在当代处于书法艺术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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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格独属于张旭光先生,与他的人生阅历、修养、性格契合,可以被借鉴但是不宜进行模仿,模仿的再像也只能成为张旭光第二,何来延志超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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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学习最终的目标一定是写出自我,而非复制他人,模仿也许是学书道路上的必要选择,但是绝非最终理想,让一张模仿作品斩获大奖,拉低了大奖赛的层次,也拉低了时代书法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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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本质在于创造,而非重复。唐代李邕有言:“学我者死,似我者俗。”齐白石亦告诫后人:“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些艺术箴言的核心,在于强调学习者应汲取前辈的精神与方法,而非拘泥于其外在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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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旭光先生书风的模仿,即使能达到乱真的程度,也仅仅是停留在“技”的层面,而无法触及支撑其风格的“道”——即他数十年来的人生积淀、文化修养和独特的艺术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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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法在繁荣的表象之下,潜藏着同质化、表面化的深刻危机。张旭光先生的书法艺术本身是一座高峰,值得敬仰和研究,但如果这座高峰投下的影子过于巨大,以至于遮蔽了后来者前行的道路和仰望的星空,那么我们就需要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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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的灵魂在于其不可遏制的生命激情与变幻莫测的形态之美。它是最不宜被标准化、模式化的书体。当千篇一律的“旭光体”在展厅里排列,我们看到的不是草书的未来,而是草书精神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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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传承,是传递创新的火种,而非复刻风格的灰烬。我们期待,未来的书坛能够少一些“延志超第二”,多一些敢于在传统的基石上,建造属于自己艺术殿堂的独立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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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如此,这个时代的书法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真正属于自己、不可替代的印记,而非仅仅是某个“时代性”风格的苍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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