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总理向叶剑英提出一个请求，叶帅听后落泪：我保证完成

1975年10月中旬的清晨，北京细雨如丝，三零五医院的长廊一片寂静。叶剑英缓步而来，左手拄杖，右手紧握那份写给中央军委的最新报告。病房门轻轻掩着，他深吸一口气后推门而入。灯光下，周恩来靠在枕上，面色消瘦却依旧神采清明，桌上摊开的文件夹仍旧整齐——这是他习惯的工作状态。

短暂寒暄后，叶剑英没有急着谈军务，只询问饮食与睡眠。周恩来微微抬手示意，目光越过窗外飘落的银杏叶，低声吐出一句话：“剑英啊，导弹部队不能慢。”声音沙哑，却掷地有声。全句不过十一个字，却像炸雷击在叶剑英心口。

叶剑英抬头，眼眶倏地发热，口中答道：“我保证完成。”五个字，平实，却仿佛立下军令状。周恩来听罢，嘴角露出极淡的笑意，那笑意里包含信任，更有不舍。

两人相识半个世纪，从黄埔初见到西柏坡并肩，再到北京共同执政，情谊早超越一般战友。当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叶剑英毅然舍去国民党高位，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两人同赴前线，多次险境互救。时间在流逝，信任却在累积。

进入新中国建设时期，周恩来主管国务院，叶剑英分管军队科技。导弹工程起步艰难，经费紧张、技术封锁、人才不足，各种难题层出不穷。1966年后更添复杂环境，研发几度受阻，二炮部队只能保持试验性质。周恩来深知战略威慑的意义，却苦于病体缠身，无法亲力亲为，这才在病榻上作出最后叮嘱。

病重期间，叶剑英几乎隔日来院，听医生汇报、嘱咐护理，甚至走进厨房盯伙食。医院里流传一句话：“只要叶帅来，病房灯就亮通宵。”他清楚，周恩来夜里仍要处理文件，护工必须随时待命。凡此种种，既是工作安排，更含深情。

告别病房后，叶剑英没有直接回西山，车子在雨中直奔城西。当天夜里，他抵达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所，召开紧急座谈：加速型号论证、梳理测试节点、上报经费缺口，几项任务连夜拍板。参谋记录时手不停抖，因为场内气氛紧绷——大家不仅看见首长的决心，也感到时间的迫近。

1976年初，周恩来病情恶化，叶剑英仍然每周递交导弹进展简报，一份份厚纸夹带着最新试验曲线。1月8日噩耗传来，叶剑英赶到医院，双手抚棺，泪水夺眶而出。第二天，他戴上黑纱走进二炮营区，只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这里的一切进度，都按周总理生前要求执行，不得拖延半天。”

随后数月，中国首次固体洲际导弹试验论证获批，配套通信、测控体系同步启动。文件最后落款处，叶剑英用钢笔写下“遵前指”三字，笔锋沉稳。技术人员回忆，那年资金依旧不足，却再没人以环境为借口，所有项目节点提前完成。

周恩来留给外界的，是无数光辉成就；留给叶剑英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叶剑英在1980年代初接受采访时，谈及战略导弹时只简短一句：“那是周总理的心愿，我不过代他督工。”此言一出，现场记者无不动容。

回望1975年那场对话，字数寥寥，却改变了中国战略力量的时间坐标。周恩来以病躯作出最后选择，叶剑英以行动兑现庄严承诺。两个老兵就此完成一次默契接力——前者合上双眼，后者负重前行；前者留下一道方向，后者铺就一条道路。最终，新的导弹方队在共和国阅兵场整齐亮相，将那句“我保证完成”化作滚滚轰鸣，响彻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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