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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工资高”的表象,让无数劳动者告别故土奔赴大城市。表面上,一线城市五六千月薪远超家乡两三千收入,但算清成本便知实情:房租占收入三成以上,交通、餐饮等开支持续消耗,叠加往返路费后,异地可支配收入与本土薪资差距甚微。而家乡无需承担住房成本、生活消费低廉,本土两三千元的实际生活质量反而更优。即便如此,大批劳动者仍执意远赴异乡,核心症结之一便是乡土社会愈演愈烈的人情负担,这也直指本土留才的关键难题——如何让人才不必为琐事所累,在家门口安居乐业?
与一位常年在外的打工者交流时,他的话道出了众多劳动者的心声:“在老家打工,根本存不住钱。”本土就业并非薪资绝对过低,而是人情往来的重压让人难以承受。如今乡村与县域的大操大办、相互攀比之风愈演愈烈:结婚要摆阔气宴席,乔迁要办隆重庆典,生小孩、盖新房、升学甚至生病康复都要设宴收礼。这些名目繁多的人情往来,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应酬,更让随礼开支成为固定负担,少则数百、多则数千,本就不高的薪资在频繁随礼中所剩无几。更让人无奈的是,本土就业多与农业生产、家庭事务深度绑定,农忙时节的耕种收割、亲友邻里的婚丧嫁娶,频繁打断工作节奏,导致收入断断续续。而异地务工能有效规避这些问题,一年仅返乡一两次,既减少了人情牵绊,又能摆脱琐事干扰,工厂包吃包住的模式大幅压缩生活成本,稳定出勤带来的持续收入,让“能存下钱”的核心诉求得以满足。此外,本土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缺陷也不容忽视:优质岗位供给不足、就业保障不完善、产业结构单一,这些因素与人情负担叠加,共同推着劳动者“向外走”。
破解人才外流困局,重中之重是整治大操大办、攀比浪费的不良风气,为劳动者减负。地方政府应出台明确规范,划定人情往来的合理标准,明确婚丧嫁娶等事宜的宴席规模、随礼上限,严禁巧立名目设宴敛财。同时,加强宣传引导,通过村规民约、乡村广播、典型示范等方式,倡导简约适度的人情往来,营造“重情轻礼、节俭办事”的社会氛围,让大家从相互攀比的怪圈中解脱出来。基层组织可成立红白理事会,全程监督指导民俗事务,对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行为及时劝阻,从源头遏制不良风气蔓延,让劳动者不再为人情所累,能把辛苦钱存下来。
在此基础上,还需构建“能就业、能增收、能存钱、有发展”的本土就业生态。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培育特色农业、农产品深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打造规模化产业集群,创造更多高技能、高薪酬优质岗位;规范本土企业用工行为,强制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推行灵活用工与弹性工作时间,实现务工增收与农业生产的平衡。同时,加大县域及乡镇地区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投入,搭建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出台创业扶持政策,鼓励外出人才返乡创业带动就业。
留住人才的核心,是留住“希望”与“安宁”。这需要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形成合力:政府强化责任担当,把整治人情负担作为留才关键举措,同步完善产业与公共服务;企业提升岗位质量与薪酬待遇;社会营造节俭向善、务实重干的氛围。人才是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当本土既能摆脱人情重负,又有优质岗位、完善保障,当劳动者能在家门口存下钱、有发展、有归属感,自然无需背井离乡。唯有如此,才能打破“人情负担重—人才外流—产业滞后”的恶性循环,让本土成为劳动者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让乡村与县域焕发持久发展活力。(李海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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