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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决定着手对百宝匣亮相的那四次情况进行调查。同时,以市局名义通过全市十六个区的公安分局对各区所有古玩店铺、银楼首饰店进行布控,把市文管会出具的那份鉴定书所列明的物品目录发到每一个老板手里,一旦发现有人前往出售目录中的物品,立刻报告公安局。
随即,专案组全体出动分头到苏侨协会、西四分局、外交部和市文管会进行调查。刑警对后三家的调查很顺利,三拨刑警随即对这七个人进行了走访调查,了解下来均与本案无涉。
可前往苏侨协会调查的两个刑警应同力和大杨就有些麻烦了。苏侨协会不是一个正规的机关,但工作人员全部是苏联人,其中主要领导是从苏联国内过来的有着外交人员身份的官员,下面那些工作人员属于义务性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志愿者”。
苏侨协会接待室的一个金发胖女接待了二位刑警,美女来自苏联,显得很客气,可是此刻客气却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她对于刑警的问题都是微笑着摇头、耸肩、摊手,用生涩的汉语表示她“不清楚”、 “不了解”、“无法回答”,再三表示歉意。应、杨两人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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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组长乔暮生听了汇报后,让专案组内唯一通晓俄语的刑警吴孝三就和应同力、大杨一起二上苏侨协会。三十岁出头的吴孝三自幼口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而且熟悉俄罗斯人的思维习惯。此刻他一去苏侨协会,那个金发美女负责人一听他那口俄语,不由得就对他刮目相看,应同力、大杨因此跟着他受到了咖啡、甜点的款待。可是谈及正题,对方仍然摇头,说协会的这个接待室专为遣返苏侨而设,属于临时性质,接待对象一律不作登记。
三刑警只好告辞。可吴孝三心有不甘心 ,就在穿过花园时忽然想起大门门卫,于是就想跟他聊聊,运气好的话也许有收获也难说啊,而这个看门人是中俄混血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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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门老头的老爹关老头是满族人,娶了个俄罗斯老婆,因他个头高大,所以大家都唤其“大关”。大关原是中国国籍,解放后中苏大讲友好,大关于就去苏联领事馆要求登记苏联国籍。没有想到是,苏联居然批准了,大关就摇身一变成了苏联人。后来组建苏侨协会,就把他唤去看门。大关作为当地人,他不但人头熟,记性也好。任何事情只要他看过见过,都是过目不忘,而且可以把对方的情况介绍得一清二楚。
所以警察在跟大关聊了片刻,就从他那里获得了一个情况。自从开始办理苏侨遣返后,有一个家住永定门人称“老刘头儿”的古玩掮客,每天都会来苏侨协会。他不是苏侨,他过来就是向络绎不绝前来登记、咨询的苏侨询问是否有古玩出让。前一阵,老刘头儿几乎天天过来一趟,来了就给大关敬烟,还送点心、水果,以此获得待在门卫室门口甚至室内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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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登门的时候,老刘头儿就跟大关闲嗑牙瞎聊天,有人来时就立马拦住人家询问是否准备离华赴苏、是否有古玩要出让。苏侨也是各人个性,有人乐意回答,有人就冷淡。老刘头儿凡是遇到回答说手头有古玩的人,也不管人家是否准备出让,就像一帖老膏药一样紧紧粘着对方,往里盯到接待室,人家办完事出来,他甚至跟出门去一路纠缠。如此一个余月下来,这家伙竟然还做成了若干笔生意。可最近一个星期,不知什么原因老刘头儿没再来过。
吴孝三等人于是觉得这主儿可疑,返回专案组一汇报,专案组就决定对这个老刘头儿调查,吴孝三、应同力、大杨三个刑警按照大关提供的方位前往永定门一带打听老刘头其人。可跑了两个派出所人家都说没有听说管段内有这么—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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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三刑警不在不往派出所跑,而是跑古玩店铺,因为刘老头是古玩掮客,那做古玩生意的对其人应当是有所闻的。果然三人去永定门外大街的一家古玩店一问,人家就说认识此人,不过姓名、住址都不详,圈内都唤他“老刘头儿”。刑警正和老板聊着,忽然来了一个中年男子,老板指着对方告诉刑警:“这位黄先生跟老刘头儿混得很熟的,你们问他就清楚了。”
黄先生一听警察打听老刘头儿这人,就说,老刘头真名叫刘巽祥,住在琉璃井东街“如家客栈”隔壁那条小巷子里。刑警记下了姓名住址,此时黄先生表示,问你们是找他调查百宝匣的事儿吗,这话一说真的是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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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百宝匣抢劫案发生后市局领导有指示,为防止对苏侨遣返工作造成不良影响。该案对外须严格保密,即使公安内部无关人员也没有必要知情。为此专案组还特地于案发当晚登门关照史今乐夫妇守口如瓶,可眼前这位黄先生一说就说到了百宝匣?于是就提议找个适合说话的地方去聊。黄先生倒也不紧张,就跟刑警去了派出所。聊下来方知,老刘头儿做古玩掮客生意乃是祖传的,传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凭着这份资格和经验,他组建了一个圈子,用一种相当于互助组合作的方式,互通消息转介客户。
苏侨遣返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机会,老刘头儿断定苏侨手里肯定会有一些好货,而国家有规定,许多货是不能出境的,这样一来,那些苏侨只好就地出让。而且急迫之间价钱还不能开得过高。黄先生虽然不是那个圈子的人,但他跟老刘头儿私交不错。大约一个月前,老刘头儿去找黄先生,说有人知道苏侨手里有货,托他收购一件古玩——宫里流出的百宝匣,他已经着手做这事,请老黄也替他留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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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老刘头儿曾三次找黄先生催问此事。看得出是很着急的,黄先生怀疑他已经拿了人家的定金。黄先生知道老头胆子小,应当不会做出特别出格的事儿来。而现在民警打听老刘头儿,那说明这回他可能一不留神出事儿了,因此黄先生分析,如果出事儿的话那肯定是栽在百宝匣上了。
黄先生这么一说,警方越发觉得这个老刘头儿疑点大了,黄先生离开后,就在派出所给专案组长乔暮生打电话汇报了情况。乔暮生说你们立刻去找老刘头儿,找到后直接带到西四分局来。吴孝三、应同力、大杨三人于是就直奔琉璃井东街刘宅,可是却扑了个空。老刘头儿的老婆说丈夫已经六七天没回家了。去了哪里呢?刘妻说去天津了。上天津干吗呢?这个刘妻就不知道了。刑警寻思既然来了,那就不能白跑一趟,顺便查一下老刘头儿家里是否藏着百宝匣吧。那时候还没有实行搜查证制度,警察登门只要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查,但老刘头儿是做古玩掮客生意的,通常自己并不收购古玩,所以三刑警只找到了两幅并非出自名家之手的明清字画,以当时的市场眼光,根本算不上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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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孝三向专案组汇报情况后,专案组决定联系派出所配合对刘宅悄然进行布控。但此时老刘头已经去往天津,警察又去找黄先生咨询。黄先生得知老刘头去了天津,就肯定地说:老刘头肯定住在“独眼”家里。
黄先生继续说:这人我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面。只是曾听老刘头儿说过几次。但老刘头经常说“独眼”是他在天津最靠得住的一个朋友,老刘每次去天津都下榻于“独眼”家。 但这就一样一个人,老刘头的媳妇并不熟悉,警察又问她是否知道“独眼”,刘妻表示更不清楚了。但警察从刘妻回答时的表情看出这个四十来岁的妇人多半是在撒谎,却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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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18日,也就是百宝匣劫案发生的第四天,警察李泗俊、钱秋侠、小江三人奉命前往天津查找老刘头儿。在天津市公安局说明来意后,刑侦处得知情况后,经过调查得知,此人不是“独眼”,而是“毒眼”,本名叫沈曾,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因看古玩字画经验老到,一看一个准,因此圈内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毒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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