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说法的真与假

首先是三星堆文化，具体出自什么年代？它比我们的商周文明更早吗？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学者们的推断可谓五花八门，从距今5000年到距今3000年不等。也就是说，早的话甚至远超我们传说的夏代，晚的话已经到周代了，前后相差近两千年。这种巨大分歧的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呢？我发现，不少学者在使用碳十四测年数据时，存在明显的主观倾向。比如，有学者选择性地采用没有经过校正和经过校正两种数据，甚至将测年数据的最大值再加上可能的摇摆幅度，人为地把年代上限推得更早。我在书中指出：“取早不取晚，尽可能提早年代上限，一度成为三星堆遗址与三星堆文化探索的学术价值取向。”

这其实反映了一种文化本位主义的心理，在我们学术界是比较常见的。大而言之，人类对其出生地和生活地都有情结，每个国家在绘制地图时，都会下意识地把本国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考古学家对本区域文化遗存的年代，也有尽可能上推其出现时间、放大其存在意义的倾向。这种乡土情结，是可以理解的。在碳素测年技术不足以解决绝对年代的情况下，二里头文化就成为卡定三星堆文化起始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比较标尺。

我们知道，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开始，成都平原出现了具有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盉、豆等陶器，和牙璋、戈、圭等玉器。比如那种细高的酒器陶盉，这类器物的祖型一定是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为什么呢？因为陶盉这种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它在中原及附近地区的传承关系是很清楚的，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龙山时代，但在成都平原，这种器类却是突然出现的。

据最新的测年研究，二里头文化的始年在公元前1750年前后。出土带有二里头文化早期风格陶盉的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就不能早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时空差，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也就是公元前1600—前1500年前后，应当是合适的。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三星堆文化到底是谁创造的？三星堆文化和李白诗中说的“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蜀文化是一回事吗？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同样争议很大。

其实，传世文献中关于蜀人的早期历史，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汉晋南北朝时期，属于后世的追记，具有传说性质。在三星堆文化中，尚未发现当时的文书材料可以互证的情况下，这类遗存是否可以直接被冠以“蜀文化”的徽号，并不是可以贸然定论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施劲松研究员就认为，考古学绝不是用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去印证、增补一段已有记录的“观念史”，而是用物质遗存去“创造”一段未知的历史。如此“创造”的历史，改变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图景，也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

还有一个问题你一定很关心，三星堆发掘出来的奇怪另类的器物，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关于器物坑的性质，学界也是众说纷纭。我比较认同施劲松研究员的观点。他认为从整体上看，1号坑出土的遗物更像是一个宗庙内陈列的器物，因此1号坑或许是宗庙祭祀器物埋藏坑。而2号坑的出土遗物则主要反映了太阳崇拜，这些都是被崇拜、被祭祀的对象，因此2号坑或许应该是神庙祭祀器物的埋藏坑。但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关于器物坑性质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三星堆文明整体认识的不足。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太多的谜团没有解开。比如，为什么要把这些珍贵的器物埋藏起来？是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导致了这种埋藏行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才能揭晓。

最后，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广汉三星堆与成都金沙的关系。通过对比分析，学者们发现两地出土的文物不仅在器类、形制和纹饰上非常相似，更重要的是体现出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比如，两地都有相同的太阳崇拜和祖先崇拜，都是神权居主导地位，社会财富主要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个人的丧葬活动。

这与后来战国时期的蜀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到了战国时期，成都平原出现了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大型墓葬，青铜器的功能由祭祀用器，变为实用器和丧葬用品，反映出价值体系的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