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了，城管开始帮小贩了

近日，吕德文参与了一场对话。在对话中，他讲述了小贩的生存智慧——如何选摊位、积累顾客、应对同行与城管的挑战，他也描绘了城管的多重身份——执法者、管理者、服务者，这种角色互动如何维系街头秩序。

在武汉，有这样一条街，它是城市烟火的集散地，也是社会秩序的微观舞台。小贩在这里摆摊谋生，市民在街头穿行。街头受到市政力量的规制，也自发形成了小贩之间的“江湖规则”，两者在博弈中塑造出一种灰色而稳定的秩序。

这里是鲁磨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基于对鲁磨路多年的田野研究，出版新著《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该书呈现了小贩与城管之间的猫鼠游戏、攻防拉扯，以及制度与人情的微妙平衡。

这是一段关于城市生活、街头文化的深刻记录，也是对中国城市基层秩序与社会关系的生动观察。

小贩的生存智慧

鲁磨路在武汉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是文化地标，比如VOX，曾一度驻扎鲁磨路，因为它，武汉成了民间的所谓“朋克之都”。它还是武汉民间号称的八大夜市之一，有武汉的江湖味、市井味。

可以说，理解了鲁磨路，就能理解武汉市的烟火气，就理解了中国大多城市的街头。

《城市梦》剧照

而我选择鲁磨路，是因为我之前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华科工作了很多年，它作为我多年生活过的一个“附近”，我对它很熟。另外，武汉2011年开始“城管革命”，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城市管理需要提档升级，鲁磨路是一个重点整治区域。

作为一个关注基层社会，喜欢从微观透视宏大社会进程的学者，鲁磨路对我有天然吸引力，我进去以后发现，鲁磨路确实很有魅力。

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很多小贩，有一个疯子爹爹李成柏，他对顾客说话很幽默，非常讨人喜欢，和鸡排哥很像。纪录片《城市梦》，主角就是他。李成柏天然有镜头感，你以为他是演的，其实不是。他平常就是这样，个性特征鲜明，很适合公众生活，人越多，他的状态越好、越兴奋，他是个“街头表演家”。城管对他执法，他的本能反应不是害怕，而是兴奋。他的情绪会上来，会调动一切智慧解决问题。

《城市梦》剧照

坦白说，李成柏从邻省乡下，以普通农民的身份在武汉扎根，除了自身的个性特征之外，还是受益于武汉这座城市的包容性。

我在调研的时候，有一件事给我震撼很大。李成柏来武汉不久，就受到了当地社区照顾，后来还专门给他一个亭棚，慢慢地他又把儿子儿媳妇接过来，他们接着生了小孩，在这里一直成长。他的生存智慧，是很值得敬佩的，有中国农民的韧性。但另一方面，从市政管理的角度来讲，他可以说是“钉子户”（中性词），他的行为不能用通常的道理或者法律法规去定义。

他的性格特征非常凑巧地迎合了市政管理的一个理念：疏堵结合。疏在前，堵在后——城管首先是“服务”，然后是“管理”，最后才是强制措施，体现城市管理的包容性理念，鲁磨路的很多小贩，甚至大部分小贩，都受益于此。

在街头，普通小贩要处理同行与城管之间的关系，当然，他们首先面对的不是城管，是同行。他们要在街头谋生，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就要与同行竞争，由此摸索出非常有意思的生存之道。

首先要占一个比较好的摆摊位置，“先到先得”。那些耕耘很久的小贩，都有相对比较好的位置。那个位置，就是他早些年在这个地方，一直占着。一般外来的、新来的小贩，不可能挑战这个位置。他熟悉规则，熟悉周围的社会关系。

《城市梦》剧照

第二，与同行进行差异化竞争，善用经营策略，像前段时间爆火的景德镇小贩“鸡排哥”，在任何一个小贩聚集的地方，都有类似的小贩和明星产品。鲁磨路就有一家鸡蛋灌饼，在华科和地大的学生里口碑很好，摊位永远都是排队的。李成柏的儿子、儿媳妇生意也很好，因为他们的水果总能保持新鲜度。

第三，放低身段，做一个真正的小贩。态度要温和，这是经过顾客千百次挑挑拣拣锻炼出的素养。哪怕像李成柏，面对城管很有气势，但顾客来了，立马满脸春风。

第四，占据一个稳定的位置，不断积累声誉，不断建立稳定的顾客关系。这是一个好的小贩的通用策略，像鲁磨路上的杨阿姨鸡蛋灌饼，她就很愿意跟来消费的大学生打交道，甚至还带我们去他的出租屋。

他们有了稳定的熟客，生意就会好很多。有的小贩在政策比较收紧的时段，还有客人，从线下转到了线上。

第五，跟街角的头面人物搞好关系，至少沟通上做到无障碍。

小贩有独立的生存底层逻辑，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它是复杂的，难以用文书档案进行标准化，有很明显的分化，还有支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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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十多年前调研的时间里，从地理空间（“地盘”）来说，某个地方属于谁或者说归谁管，很清晰。比如，靠街吃街，本地人肯定占优势，好的位置他先占。外面来的，得交点管理费或者卫生费之类。占据好地方的小贩，自己不摆摊，会租给别的人。他自己成了幕后老板。书里面的“北省张”，他很早就来武汉，通过摆摊、个人奋斗，生活条件很好，他自己不摆，请别人帮他摆。

地盘产生利益，就涉及到分配规则，如何分配受很多因素影响。街头利益是灰色的，有很大的流动空间，充斥着“江湖规则”。

比如，“先到先得”，大家都认可，谁先占了，你不能把别人赶跑，除非有特别充分的理由。

还有本地人优先。本地人对地方熟悉，容易组织起来。外来的往往是分散的。因为在本地，他熟悉地方的规则。城管什么时候来，哪个地方该管，哪个地方不该管，哪个地方归谁管，非常清楚，本地人也熟悉地形，也比较容易先到先得。

当然最核心的“江湖规则”还是拳头，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本地人的拳头要硬一些。现实中，真正用上拳头的情况很少，整整齐齐来七八个小伙子，你走还是不走？威慑就够了。大部分情况下用语言暴力就行了。

很多小贩和城管起冲突的事件中，小贩并不弱势，而是比较强势的，他强势所以才敢跟城管做斗争。大部分人，城管一来，就跑了。

《城市梦》剧照

概括起来，街头的小贩有两种群体：一种已经在街头占有了商业利益，它钉在这里，惯于违规。一种就是打游击的群体。很多大学生，外地人，自己种菜的老爷爷老奶奶，还有一些残疾人，要在街头摆摊讨生活。更多的是像“鸡排哥”这样的小贩，就是非常正常的自雇经营者。他不用雇佣别人，一个人，最多家人帮助就够了。

当然，大部分小贩是正经生意人，靠自己的双手和劳动吃饭，服从管理，会钻一定空子，但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城管与小贩的“博弈”

小贩、城管、空间等元素，构成了一种灰色秩序。街角社会是一个在市政力量有效监管之下的非正规市场秩序，是否有效监管，取决于各种市政力量的组合，但这股力量背后是分裂的，里面有很多部门，包括上下级之间的管理和取向有差异。比如对街头的管控，公安和城管是两支比较重要的力量。

但他们管控的目标、手段、方法、取向完全不一样。而社区，相对而言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一个准行政力量，但它跟执法力量相比，是有很大差异的。

此外，国家对街头社会的治理有多种目标，它们相互之间可能会造成一些管理的缝隙。缝隙内就留下了很多“机会空间”，大家在实践和互动过程中分配这个空间。

当然，随着市政力量的组合，机会空间也会因时因地变化。比如创文创卫的最关键时期，机会空间几乎没有，比如放假、快过年时期，大家都想休息，机会空间可能就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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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概念里面，灰色秩序是一个流变状态。如果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新力量，就要改变。比如来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可能直接传导到街头里面去，一些很不起眼的变化，比如修路，也会影响机会空间，原来某个地方很适合摆摊，但修路把人流阻挡了，就不适合摆了，大家就到处另外找地方。换地方就意味着利益重新组合，新一轮洗牌。

城管其实是小贩利益的保护者。第一，对真正弱势的小贩，城管有一整套的制度和做法去帮助他们。我在鲁磨路城管中队调研的时候，大厅里面，就贴着小贩送的感谢信。街角确实是部分群体的避难所。这个功能的发挥就依赖于城管。

所以，鲁磨路上有一些爱心摊位，书里提到的余斯淼，当年他带妻子来武汉治病，花了很多钱，没办法，来鲁磨路上卖板栗，武汉本地媒体也报道了，城管也知道，主动给他安置了一个爱心摊位，慢慢卖。

李成柏就是多次受到城管和社区、街道的帮助，才能在武汉扎根。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比如那些摆在街上的老婆婆摊子，我跟城管每次去巡街，看到她，心有戚戚。她七八十岁了，佝偻的身子，走路颤颤巍巍，还要摆摊，卖的东西基本上没有顾客。但实在没办法，她家一个老头子，还躺在病床上，像这种，城管就基本上让她随意摆了，只是如果摆在路中间，会提醒她摆在边上一点。

《城市梦》剧照

我还经常遇到很多乡下来的小贩，就持了一个村委会证明，或者残疾人证件，这些证明某种意义上没有太大的合法性。但城管看到了，还是同情他，允许他摆。

在街头，我看到了很多基层社会的感人画面。我认识的城管，他们每个人都帮助过小贩，发自内心地帮他找摊子，找位置，这其实是常态。

第二，城管的工作方法给正规经营、想要通过摆摊来获利的人，提供了机会空间。

比如时间差，城管自然而然在中午、晚上就要放开。放开不单单是因为上下班的时间错位，更重要的是，城管部门自己就认为要给摊子一部分生存空间。小贩群体比较庞大，鲁磨路白天、晚上摊子加起来有一百多个，单夜市就有四五十个，小贩有几百人。城管作为执法部门，客观上承担了服务民生的功能，甚至很多社区安置一些困难群体，往往也会找到城管。

这是城管制度内部运转的一个常态。

第三，城管通过执法和管理，限制了那些想长期地占有街头利益的一部分食利者群体，把这些少数人的特殊利益群体约束住，普通小贩才有摆摊空间。它保护大部分的小贩利益。

城管作为街头秩序的维护者，给小摊小贩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经营秩序，可预期的利益空间。

《宵夜江湖 第一季》剧照

第四，城管能避免小贩之间非法的、不正规的恶性竞争。假设没有城管，“先到先得”的原则不一定能够被大家认可，不一定能贯彻下去，有可能是拳头硬的人说了算。

总的来说，城管跟小贩之间，有一种非对称关系，他们之间是不对等的强弱关系。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会随着地形的变化而产生强弱之间关系的颠倒。

“地形”不单单是物理空间的地理环境，还包括社会关系、各种偶然的或者必然的因素交杂在其中，进而形成了融入到空间和时间里特定的权力结构。

比方说，鲁磨路有商品楼小区，有写字楼，写字楼下面有广场，用石墩子圈起来。

广场内外的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结构不一样。广场一般有物业，是一个私人领域，背后是资本。而普通的街道大街，属于公共空间，靠市政力量去管。一个小贩，一看就知道广场不能进去，但可以到街边。

然而，如果街边有个重要单位，比如政府部门、中小学，把摊子摆在正中间就不合适，城管在这个地方必然要严管。

《人世间》剧照

但如果在一个犄角旮旯，城管只能通过巡查进行有限监管，偶尔经过一下，力量有限，且这个地方不是关键点位。在这些地方，小贩就占优势了。巡逻的城管、协管最多说一下，不太可能采取措施，小贩人多势众。城管也不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还有更多地方要巡查。

他们之间非对称关系的具象化，是一种猫鼠游戏。这涉及到猫和鼠的角色认知。普通的小贩知道自己是一个“老鼠”的角色。小贩见到城管，本能反应应该就是回避躲开。如果反客为主就违背了游戏规则。城管也很清楚职责所在，就是作为执法者的“猫”的形象。

这种角色认知，背后是一种非常稳定的制度性关系。

无论是城市管理条例、还是无证经营相关规定，法律上已经认定占道经营的行为不合规、不合法。小贩也很清楚这一点，城管管违法违规的行为，有非常充分的授权。所以在制度上，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关系非常清晰。

《爱情神话》剧照

但是，客观形势又导致城管没办法变成单一角色，不可能只是执法者的形象。

城管至少有三个身份：执法者、管理者，公共服务的供给者。

城管最希望自己只是执法者，但实际上基本上做不到，所以退而求其次，希望自己是一个管理者。因此，大部分城管以管理者形象出现，有权管理，职责所在，要维护公共秩序。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会变成服务者。比如针对弱势群体小贩，如果摆在不合适的地方，城管帮忙找地方，让其换一个地方摆。

小贩也有不同的角色认知，他首先最认可自己“是一个讨生活的弱者”，吃饭比天大，他们有在城市讨生活的公民权利。但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们轻易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弱者诉苦，大家还是觉得自己是个正儿八经、靠自己双手吃饭的劳动者、普通的经营者，大多数人知道行为可能会影响公共秩序，知道界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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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种人，有点极端，他们觉得自己是弱者，没有给社会增加负担，靠自己双手吃饭天经地义，觉得城管不说服务，至少不应该来“管”我。如果采取执法手段，那更是不能容忍。

双方有时候会对对方的角色期待错位。上面说的角色，各自的排序很不一样。城管排第一的是执法者。但在实践当中，小贩最希望他是个服务者。所以会产生一种互动上的循环，有时双方对峙，有时冲突，各种关系杂糅在一起。

因为他们在选择角色的过程当中，如果角色匹配好了，就是一个平衡状态，一旦角色出现极端错配，比如城管选择执法者的角色，小贩选择公民权利的享有者角色，必然会产生冲突。

在实际过程中，双方选择最不合适的角色，是极少见的。大部分人可能是中间态，可以周旋。双方这就有可能相互理解对方的角色。只要是成熟的小贩，很快就可以学习到个中奥妙。哪怕不会有明确意识，实践过程中，也很清楚把对方理解成什么角色是合适的。

《城市梦》剧照

我在调研里发现，冲突最多的会发生在两个群体身上。第一就是有很强烈个性的李成柏这种，另一个更常见的群体是新加入的小贩，他们对小贩职业本身有想象。他们可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弱者，性格稍微固执点的，城管一管他，立马就跳起来，很容易发生冲突。

对于新来的小贩，城管的第一个原则是，必须把他管住，确立非对称关系。

最近十几年，市政治理越来越不强调城管执法者的角色，而是强调服务者和管理者的形象。2015年，住建部推出一个文件，提倡“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

城管对执法者的角色，慢慢淡化了。具体在实践过程当中就落到疏堵结合上了，疏导是第一位的，堵是第二位的，这是制度演进的结果。

《老炮儿》剧照

小贩也在改变。特别是新一代进城的小贩，更新换代，他们基本上都已完成了比较好的教育，有辨识力。

最重要的是，我国的城市化到了一个新阶段。此前城管执法冲突的高峰期，都发生在城市扩张区。2015年之后媒体报道的城管执法冲突一般出现在县城和地级市，现在连小城市也很少冲突了。

城市化和现代化本身会带来社会的稳定和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在过程中孕育着非常多的风险，一旦这个过程完成了，它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充满包容的街头秩序

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有个困惑，很多西方或者第三世界的城市，因为暴力冲突和骚乱导致政治溃败。它们背后都指向一个问题：城市还能让大家共同生活吗？

但我们国家的城市与之不同，它很有韧性，韧性的背后就是灰色秩序，过去很多人会觉得，国家权力扩张，必然会与个体权利产生冲突。我深入进去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

比如城管和小贩之间，常态是默契互动，大家共同存在，虽然不是一伙的。他们都生活在街头秩序之中，那些路过的人也在接受这个秩序。大家认可小贩，因为自己也有需求，需要有夜市的生活，但是小贩也要被规制，不能把整条路给摆摊，那会影响出行。

所以城市里很多关键的利益群体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互动互融，塑造了一个独特的街景。这是中国街角社会非常重要的一点。

《宵夜江湖 第一季》剧照

我希望让普通人去理解我们生活的城市，现在城市化率已经接近70%，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城市之中，它作为生活空间，我们在其中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以及生命意义。这里，包容着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是大家共同的栖息地。

街头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空间，介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地带，有黑的有白的，但更多可能是灰色的。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也是非常有韧性的秩序。

我现在喜欢逛广八路，它跟鲁磨路很像。在广埠屯地铁口，有一家百货店主老张在街边摆了象棋摊，每天都有人在那里下象棋。围观象棋摊的很多人，各种身份的人都有，热闹的时候，挤不进去，只能站在台阶上从高处往低处看。

有一个很斯文的人，大家都叫他教授，他是武大的退休教授。我也是武大教授，但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我只是围观，基本上不上场。

有一个下棋水平最高的人，是个外卖骑手，没接单的时候要下两单。还有个高手，是做小生意的，每天在这里，边下棋，边等他妻子下班。有两三个在公司上班的年轻白领，下班从地铁口出来，也会下几盘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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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象棋摊最能体现中国城市的包容性，它横跨各个阶层，一个武大的教授，可以跟底层的体力劳动者、零工其乐融融。没有谁看不起谁，大家相遇在街头的象棋摊，建立了长期“共同”的街头生活。它是城市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体现了街角生活的魅力。

这种生活的特点是，随意进出，没门槛，我经常穿一个小背心、一个短裤，拖个拖鞋就去了。它是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的延伸。

路经此地的人可以吃小吃，见到熟人打声招呼，交往、行走，拿着手机阅读、听音乐，它是特别有意思的街角社会。但内部又有规则，比如观棋不语、落子无悔，输了换人。偶尔也会发生口角，旁边的人马上就劝解了。要是老张在场，吼两句也都算了。

作者 |吕德文

整理 | 小黑

编辑 |青霆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阿车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