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钧在1979年越战中牺牲，遗体发现时头部蛆虫满布

1984年10月，中越边境已归于平静。暮色里，广西凭祥烈士陵园一角，退伍老兵张发成叼着半截香烟，盯着一块新砌的墓碑，嘴里嘀咕：“团长，哥来看你了。”他的声音被秋风吹散，却把人一下子拉回五年前的枪火里。

1978年下半年，边境摩擦不断升级。越军特工夜闯农田、枪声搅碎村民的睡梦，这些消息每天都传到广州军区。指示只有一句话——准备随时作战。坦克机务连彻夜检修，履带的钢声在营区里敲得人心口直跳。那时谁也想不到，这一次动用的装甲数量将创下新中国成立后的纪录。

1979年2月，中央军委命令：17日凌晨向越境三个方向全面发起攻击。东线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坐镇。独立坦克团的团长朱富钧接到作战命令，他用手背抹了把脸上机油，站在32辆59式坦克前，大吼一句：“谁敢后退半步，我先毙了自己！”伙食连炊事班长在后头嘀咕：“团长还是那个脾气，硬得像钢板。”

此时的朱富钧38岁，重庆荣昌人，16岁参军，坦克兵摸爬滚打二十余载，号称“活行车本”。2月19日清晨，他的团与42军125师并肩，从广西龙州跨过界河。越南复和县城，是他们此行的第一块硬骨头。

复和周边丘陵与灌木交错，越军在人头高的草丛后挖暗堡、埋反坦克地雷，还配备苏制RPG-7火箭筒。开战不到半小时，步坦协同被打乱，独立坦克团一营的12辆车被射瘫，舱盖炸得变形，车长的钢盔上溅满石屑。朱富钧爬出指挥塔，抹去额头伤口渗出的血，低声骂道：“让步兵跟不上，我们就是瞎子！”

夜里，125师师长拉着地图赶到团部。没有客套，直接指出问题——盾矛分家、通信不畅、道路侦察不足。有人提议暂缓进攻，朱富钧摇头：“仗要一鼓作气，明天还得撬开复和。”

20日拂晓，125师375团从北侧迂回，县城防线被撕开一道口子。下午两点，复和城内插满我军红旗。可战事远没结束，歌新、弄哥等狭窄山谷正暗藏杀机。375团前出侦察不足，被越军小股部队用岩洞和拐弯道拖住。后方误判其全团被合围，指挥部火速令独立坦克团增援。

朱富钧只带3营12辆坦克出发。山路窄，车速拉不上去，越军老练地躲在石山缝里用火箭筒点射。一枚爆炸把3号车履带掀飞；另一枚擦过炮塔，震晕了装填手。等队伍冲过复和北郊，12辆只剩下6辆还能动。

越往前，山体越来越陡，收音机里杂音回荡，电台信号断断续续。傍晚，他们误闯到弄哥附近——这里并非375团所在区域，而是一股越军预备队的集结点。没等反应过来，双方就贴脸开火。不到二十分钟，朱富钧身边又只剩4辆车。

“子弹别省！”他站在炮塔口，用指挥旗挥动方向。敌人试图靠近投榴弹，他就开机枪拦扫。可步兵支援始终未能跟上，形势已成独斗。朱富钧报完坐标，请示后得到“自行机动撤出”的许可。

天色已黑，坦克回转困难。就在掉头瞬间，一发火箭弹正中驾驶席，车前部炸出一个大洞。驾驶员当场牺牲，滚烫的钢片击中朱富钧胸口，他被震进舱内。警卫员想抬他撤离，他摆手，只吐出两个字：“掩护。”

随后，他带警卫员、通信员张发成和机枪手钻进附近石洞，用仅剩的两挺56式轻机枪拖住敌人。子弹打光后，他让三人分散突围。“团长，你怎么办？”张发成红了眼。“快走！”朱富钧一巴掌把他推了出去。张发成刚出洞口，一声巨响撕开夜幕——火箭弹击中洞壁。

三天后，复和地区战斗基本结束。张发成带搜索分队折返石洞。洞口用树枝、碎石简单伪装，扒开后，一股腥臭扑面而来。朱富钧侧卧，钢盔破裂，头部已被蛆虫占据。最沉默的士兵也忍不住失声大哭。

广州军区在3月初举办烈士追悼大会，朱富钧作为对越作战牺牲级别最高的装甲部队指挥员，被安葬于凭祥烈士陵园。官方统计，79年这一轮作战中，装甲兵战损坦克48辆，受损逾300辆，直接阵亡211人，痛苦的数字背后，是步坦协同经验的严重缺口。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会议后，“步坦合成营”概念开始在装甲兵内部讨论；随后的1980年夏季演练里，新组建的合成连带着反坦克导弹班成了常见编制。有人说，这是烈士用血换来的调整。

陵园里，张发成点燃第二支烟，烟雾缭绕在文字摩挲处——“朱富钧烈士，19541部队独立坦克团团长，生于1941年6月，殁于1979年2月21日”。他低声说：“团长，咱们的坦克，后来跑得更快了。”风吹动墓旁小旗，猎猎作响，如同远处未曾消散的履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