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死后，许世友出手救下他的八个子女，后来如何了？

1967年1月20日夜，东海有雨，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在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三个小时，灯光摇晃，值班参谋只听到他反复翻阅文件的沙沙声。第二天凌晨，他的名字永远停留在了那个冬季。

提起陶勇，很多人先想起新中国第一批授衔时那个神采奕奕的“海军中将”。1930年代他在赣南打游击，解放战争时又率部长途奔袭安徽泗县，两渡大运河，战功累累。1955年授衔后，他主动请缨去创办新式海军，连陈毅都说他“改行改得彻底”。

东海舰队组建初期，缺舰艇、缺人才、缺经验，几乎事事要亲力亲为。有人劝他“海军水太深，不如留在陆地”，陶勇只笑了一声：“吃过水的亏，才知道浪怎么打。”性子刚硬，也把责任扛在肩上，这种硬朗后来却成了他的软肋。

到了“特殊年代”，风向骤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隔三差五打电话：“老陶，先把身子养好，到我这边来歇一歇。”陶勇总是同一句话：“兄弟们在海上飘，我怎么能离岗？”许世友急得直跺脚，却也拗不过他。

1月21日下午，本来要开的舰队例会临时取消。副司令周仁杰离开前发现陶勇脸色青灰，还劝他回宿舍休息。傍晚，招待所所长找理发师的功夫，院子里忽然没了那熟悉的身影。几个小时后，冰冷的井口给出了最残酷的答案。

噩耗传到南京，许世友拍案：“先把死因搞清楚！”电话里回荡着他暴怒的嗓音，“要是有人动了手脚，别怪老子开枪！”然而，很快“畏罪自杀”的标签被贴了上去，局势瞬间逆转，陶勇一家陷入黑暗。

夫人被带走审查，四个大孩子被清理出部队，四个小的没人敢收留。上海码头、镇海老街，都出现过他们打零工的身影。最小的丫头甚至连自己姓名都不敢提，怕牵连收养她的好心人。

许世友得知后，深夜把装甲兵司令肖永银叫到办公室。两人对坐无语，许久，许世友粗声开口：“肖老弟，老陶把命丢了，孩子不能再丢。”肖永银点头：“我把他们带进营里，先活下去再说。”

几天后，一张“新兵补充计划”名单悄悄递进装甲兵教导大队，里面塞进了七个姓张的小伙。个头矮的编成炊事班，年纪大的编进通信排，连老兵都嘀咕：“这帮娃娃是哪儿来的？”没人敢多问。

有意思的是，新兵连渐渐成了“将门之后”聚集地，别的受冲击干部子女也跑来了。营房里口号声震天，却掩不住年龄差异。总参谋部电话追问：“听说你们那里藏了娃娃兵？”肖永银憨厚一笑：“部队需要后备力量，我们这是培养苗子。”

压力越来越大，肖永银索性写了封长信递给周总理。几天后，批示回到南京军区：“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先维持原状。”一句“原状”变成了护身符，孩子们总算有了安稳的被褥。

1973年形势松动，陶勇夫人获释，八个孩子身份陆续恢复。最被舰队老兵看好的，是老三张小勇。其实陶勇本姓张，年轻时为避敌追捕改名“陶勇”，子女全随原姓。张小勇文化底子好，复学后考进海军学院，随后登上051型导弹驱逐舰，不到四十岁成舰长。

他指挥试射鹰击系列反舰导弹时，甲板几十米外浪花直扑面门，助手问怕不怕，他咧嘴：“怕？那是海在给咱们洗甲板。”一句玩笑让旁人心里踏实不少。后来转业下海经商，他仍爱往军舰跑，一看舰号就能倒背当年设备清单。

2011年3月，张小勇身患癌症，却坚持把父母骨灰安放在上海福寿园革命公墓。他在碑前放下一顶旧军帽说：“放心，咱们都活成了您想要的样子。”不出一年，他病情恶化，于2012年2月19日与世长辞。

其他几个兄弟姐妹分散各行各业；老大在后勤工程学院做科研，老二干到了工程兵团级技术干部，老四被地方企业返聘搞设备管理，最小的妹妹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偶尔向学生介绍“海浪的故事”。

不得不说，许世友和肖永银当年的那次“顶风作案”，让八个年轻生命撑过了最灰暗的岁月。战友情、同志义，在风口浪尖时才显得沉甸甸——它不写进史书，却在血脉里留下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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