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大伯吵架后再不来往，中秋夜当天却对我说：叫大伯来家吃饭

那年夏天，父亲和大伯为了祖宅翻修闹翻，撕破了脸，从此互不往来，逢年过节只剩冷冰冰的沉默，可中秋夜，月亮刚挂上树梢，父亲突然放下手里的月饼，声音低得像怕惊动谁，对我说：“去，把你大伯叫来家里吃饭。”一句话，像把钥匙，咔哒一声扭开了尘封多年的门。

我叫小明，三十出头，在县城一家小厂做质检，父亲早年是村里木匠，手艺好，脾气也倔，大伯比父亲大三岁，当过生产队长，退休后仍爱管闲事，两人小时候相依为命，成年后却为一点小事就能红眼。

那年六月，村里分红利，祖宅要修屋顶，父亲想用红砖，大伯坚持青瓦，争着争着就动了手，父亲左臂被竹片划了道口子，血滴在门槛上，大伯甩袖子走人，从此断了往来，母亲劝，村里人劝，都没用，父亲说：“他不认我这个弟弟，我也不认他这个哥。”

中秋前一天，我从县城回来，路上买了盒广式月饼，想给父亲惊喜，进门一看，家里冷清得像空壳，母亲两年前走了，留下父亲一个人守着老屋，屋里月饼盒堆在角落，灰尘厚得能写字，父亲坐在藤椅上，盯着墙上发黄的全家福，那上面他和大伯还勾着肩，笑得牙花子都露出来，我喊了声爸，他嗯了一声，眼里却没光。

晚饭是简单的咸鱼炒青菜，父亲吃得慢，筷子在碗沿敲得叮当响，我试探着问：“爸，今年中秋，就咱俩？”他没抬头，只说：“人老了，图个清静。”我心里一沉，想起小时候中秋，院子里摆满瓜果，大伯总端来自家酿的米酒，父亲弹三弦，母亲包芋头饺子，邻居小孩围着抢月饼，那画面像老电影，斑驳却暖。

夜里九点，我洗完碗出来，月光从窗棂斜进来，照得地上银霜似的，父亲站在门口，背有点驼，手里攥着个东西。我走近一看，是个旧烟斗，大伯年轻时送他的，上面刻着“兄弟同心”。父亲摩挲着烟斗，声音沙哑：“小明，去把你大伯叫来。”我愣住，以为听错，他重复一遍，语气却坚定得像钉子：“就说，我做了他爱吃的红烧肉。”

我脑子嗡嗡响，五年了，父亲连大伯的名字都不提，现在却要我去叫人？我想问为什么，可他眼里的光让我把话咽了回去，我抓起外套，骑上电动车，往大伯家赶，夜风凉得刺骨，月亮像个大银盘，挂在天上冷眼看人，路上我脑子乱成一锅粥：大伯会来吗？来了又怎样？万一又吵起来呢？

大伯家在村东头，院门虚掩着，灯还亮着，我敲门，大伯开门，穿着件旧中山装，头发白得像霜，他看见我，皱眉：“小明？这么晚有事？”我咽了口唾沫，说：“爸让我来叫您，去家里吃饭。”大伯愣了，眼神复杂，像在掂量这话的真假，我补一句：“他说做了红烧肉。”大伯沉默半晌，叹口气：“这老东西，还记得我爱吃这个。”

我以为他会拒绝，可他转身进屋，拿了件外套，锁上门，坐上我的电动车，路上他没说话，只盯着前方的路灯，影子被拉得老长，我心里七上八下，像坐过山车，到了家，父亲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那个烟斗，两人对视一眼，空气像凝固了，我屏住呼吸，生怕一个火星就炸开。

父亲先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进来吧，肉要凉了。”大伯嗯了一声，跨进门槛，饭桌还是那张老八仙桌，红烧肉冒着热气，香得勾人，父亲给大伯夹了块最好的，五花三层，肥而不腻，大伯低头吃，筷子却抖了一下，父亲给自己倒了杯酒，推过去：“喝一口，暖暖胃。”大伯没推，仰头干了，喉结滚动。

沉默像堵墙，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想说点什么，父亲却先开口：“老宅的屋顶，去年台风吹塌了半边。”大伯筷子一顿，抬头看他，父亲继续说：“我一个人修不动，找了村里老李，凑合补了下。”大伯放下筷子，声音低沉：“你该早告诉我。”父亲苦笑：“告诉你？你会来？”大伯没说话，眼睛却红了。

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照在两人脸上，皱纹深得像沟壑，父亲拿起烟斗，塞进大伯手里：“这个，还你。”大伯攥紧烟斗，手背青筋凸起，突然他开口：“那年我不对，竹片划了你，我后悔了好几年。”父亲摆手：“我也有错，嘴硬，不肯低头。”两人对视一眼，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大伯端起酒杯：“来，为咱娘。”父亲跟着举杯，杯子碰在一起，叮的一声，清脆得像童年，酒过三巡，父亲讲起小时候偷西瓜的事，大伯笑得咳嗽，拍着桌子说：“你个小兔崽子，害我挨了爹一竹条！”父亲也笑，眼角湿漉漉的，我坐在一旁，第一次觉得，家里的灯怎么这么亮。

夜深了，大伯起身要走，父亲拉住他：“明年中秋，还来。”大伯点头，声音哽咽：“来，带瓶好酒。”我送大伯到门口，他回头看了眼老屋，月光下，他的背不再那么佝偻，关上门，我回头看父亲，他坐在椅子上，盯着手里的月饼笑了。

那晚的月亮，比任何一年都圆，五年恩怨，一顿红烧肉，一句“叫他来吃饭”，就这么化开了，生活有时就是这样，倔强的裂缝里，总会渗进一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