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观点｜一个助长暴力的网络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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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规范法》第 230 条不应让推送有害内容的算法一概免责。

在查理·柯克在犹他谷大学遇刺身亡之后，我向犹他州的民众征询他们的想法与感受。在涌来的数百条回应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留言令人警觉，谈到他们在网上看到的那种仇恨如何形成恶性循环，也谈到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感到的孤立无援。

线上平台很可能在激进化柯克嫌犯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泰勒·罗宾森走向极端主义，并不是从什么秘密密室或者放学后的隐蔽聚会开始的，而是从网上开始的，从那些我们大多数人每天都会翻看的应用程序开始的。原本那种慢慢向极端主义漂移的过程，如今变成了快速滑落，驱动力不再只是意识形态本身，还有算法这些代码，这些代码被写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持续停留在平台上、持续被挑动情绪。

这些平台已经用行动向我们展示，什么东西最能牢牢拴住我们。最近在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一位科技公司高管对我说:“我们希望人们一直待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一句坦承基本已经说明了一切。

愤怒让我们一直在线。恐惧带来点击量。撕裂可以变成生意。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系统。社交媒体公司打造出的产品，依靠我们最糟糕的本能来繁荣，却又躲在“我们只是一个中立的言论通道”的说法后面。可是，中立与操控不可能同时成立。

今天，这些公司受到《通信规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 230 条的庇护。这部法律写于 1996 年，当时比尔·克林顿总统发出他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才过了两年，互联网也不过是一个数字留言板而已。那部法律保护公司不因用户发布的内容而承担法律责任。但那还是在算法信息流和人工智能开始主动推送并塑造数十亿人每天每一秒看到什么之前。互联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法律却毫无变动。

我正与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马克·凯利一道提出一项立法，让我们的法律体系真正走进 21 世纪。这项《算法问责法案》（Algorithm Accountability Act）的基本构想很简单: 如果公司利用算法来影响内容的传播范围，那么当这些算法因过失造成伤害时，它们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当设计缺陷导致车祸时，我们会追究汽车制造商的责任。当药品造成伤害时，我们会追究制药公司的责任。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科技巨头获得不一样的待遇。

有人会大声警告说，这在威胁第一修正案。事实并非如此。言论自由意味着在数字广场中，你可以说你想说的话。社交媒体公司为这座广场提供场地，但算法则在重新摆放这个广场。算法决定谁站在你身边，谁的嗓门最大，也决定那一串愤怒的回声会在你耳边重复多少次，直到把其他一切声音都淹没。

想象一下你站在那座广场上，正停下来思考一个观点，突然你被一圈只重复这一观点的声音团团围住。那不再是自由的观点交换，而是一种数字诱捕。问题不在于用户说了什么，而在于在第 230 条的庇护之下，算法如何对这些内容进行塑形，并把它们武器化。

我们无法通过立法把仇恨本身取缔掉，但我们可以要求那些靠煽动愤怒和撕裂来赚钱的人承担起责任。在这些改革真正到位之前，持久的改变只能从一件事做起，那就是我们在线上与线下如何对待彼此。

柯蒂斯参议员是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