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继诗魂作郑笺——简评《张船山判牍注译评》

为继诗魂作郑笺——简评《张船山判牍注译评》

文/张 豪

一、《张船山判牍》的“横空出世”

一千九百三十四年、上海、中央书店、襟霞阁主人、《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也叫《判牍菁华》)，这五个核心词组构成一个核心事件：于成龙、袁枚（袁子才）、张船山(张问陶)、胡林翼、曾国藩、端午桥(端方)、李鸿章等七位清代官员在职的判牍以集团式、明星式的矩阵横空出世，而这一出版界的盛事的意义在于:(1)这七位属于清代名吏之领军者的身份，从此固化并晓喻天下。

(2)以诗歌盛名于世之袁枚、张问陶等人，从此有了另一种惊世骇俗之才能立于有司和坊间，有司从此多了成法之范例，坊间从此多了八卦之噱头。

(3)《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之面世，判牍中那些描绘忤逆、狡诈、私情、奸情等案件的妙词丽语、巧思精判助推了当时噭噭而汹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浪潮，使襟霞阁主人等出版商狠狠地赚了一把书商和读者的钱。而襟霞阁主人者，乃平襟亚，台湾著名作家琼瑶丈夫平鑫涛之叔父也，叔侄二人在不同的时代干了同样轰轰烈烈的出版界大事，不可谓天允之便也。

《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封面

而《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对于张问陶声名的影响和传播更大。张问陶，盛名于世的是他的诗名，累时迭代的是他的诗才，“性灵派三大家”、“清代蜀中诗人之冠”、“蜀中才子、津门领袖”，甚而至于他的书和画，“诗书画三绝”是张问陶留给后世的几乎不可更改的共识。虽然张问陶去世后的一百几十年间，关于他任职山东莱州知府三年期间的政绩以及奇闻逸事早在世间浮传，但一直没有真凭实据，现在“张青天”“大清第一神断”被白纸黑字的《判牍菁华》坐实，那个情景对眼球的吸引力和对口耳的传播力是何等的巨大，也使张问陶的形象更加完满，张问陶的才能更加全面，一个“文治武功”兼备，“经世致用”兼行，“立德、立言、立功”共垂的张船山更加可亲、可近、可爱，一代诗魂以更加高大完美的形象立于天地之间，立在读者的心头，立在巴蜀大地，立在故土的山山水水之中。

《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扉页

客观地说，襟霞阁主人的《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是张问陶文化传播中继《船山诗草》《船山诗草补遗》之后又一个大事件，《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出版之后得到了广泛的推崇和认可，其司法实践与司法操作在后世常常作为司法典型案例被援引和运用。《张船山判牍》被收入《明清判牍目录》之中。之后，当代蜀中胡传淮先生的船山研究系列更是把船山文化的研究、传播、推广、普及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使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热爱船山、认识船山、了解船山，特别是在船山的家乡遂宁，许多鸿儒后学自愿地加入船山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中来，使这一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代有其人。

二、《张船山判牍注译评》的诞生

2025年，土生土长的遂宁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罗莹女士，督率该校曾晓鸿、李玉琦、汪旭、张国露、杨春燕等老师，并邀遂宁籍才俊、宁波财经学院陈名扬博士，遂宁射洪籍、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宝山博士，遂宁籍后学、南京艺术学院任华龙博士，遂宁市图书馆卢文菊馆长，遂宁安居区教育局李洪金主任一道，以《船山判牍》为底本，进行注、译、评，成此《张船山判牍注译评》一书。

《张船山判牍注译评》封面

该书是1934年襟霞阁主人(平襟亚)主编的《张船山判牍》(又叫《张船山判牍菁华》)出版发行九十多年后的第一个注译全本，全书按照40份判牍顺序分为40个章节，每一章节按照“题解、原文、注释、译文”的内容进行布局，平襟亚有评论的部分列在最后，题解部分置于文档开头，从案件的时代背景、案情审理、作品特色等角度进行简要分析和评论，将原文的竖行排列改为现代的横行排列，并进行尽量切合原意的分段，改繁体字为规范简化字，打上新式标点符号。全书“题解简约精当，释义详实准确、译文传意达神”(胡传淮序言语)。

改版后的《张船山判牍》一书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息，更符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给读者带来了巨大方便。题解中的分析和评论，注入了当代法学思维和法学理论，充满了编者的真知灼见，展示了当代学人新的时代高度和新的时代认识。

《张船山判牍注译评》将船山判牍中“文采飞扬的辞章美、说理透辟的事理美、仁爱有加的人情美”(罗莹前言语)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这份多人通力合作，历时两年多的辛勤工作，值得充分肯定和赞誉，不仅船山要感谢他们、襟霞阁主人要感谢他们，当代读者包括笔者也要感谢他们，遂宁文史甚至中国法律也要感谢他们。

三、历史的“庄稼汉”们

历史工作总是在传承中不断地与遗忘作着艰难的斗争，发现、遗忘；遗忘、发现，这似乎是历史行进中的叠加态，这种“历史纠缠律”本质上决定了历史工作的艰辛和不易。历史工作者大致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人做着“开疆拓土”的工作，他们不断发掘新的历史史料，拓展新的历史空间，引领新的历史方向，他们往往被人称为“历史大家”；另一类人却干着“庄稼汉”的工作，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断耕耘、翻土，从农耕的常识我们知道，一块好的土地，只要撂荒一年、一季，它就会杂草丛生、荆棘满地，失去土地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历史的庄稼汉”同样劳苦功高，不可或缺，此次《张船山判牍注译评》的编辑群体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的劳动，让“旧枝新发”，不仅使九十多年前的《张船山判牍》焕然一新，更让张船山“诗、书、画、判”的才能得到了完美呈现，让这位天才诗人的“一体四面”更加巩固和完善。而和2000年，南怀瑾先生推荐的，由台北的老古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张船山判牍》一书相比较，《张船山判牍注译评》的实际使用价值和意义更大，读者获益更多，未来的传承或许更方便。

民国上海中央书局印行《张船山判牍》

这里也顺便议论一下《张船山判牍注译评》一书编者们共同认识到的问题，就是“张船山判牍”的真伪问题。今天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张船山判牍基本来源于襟霞阁主人主编的《清代名吏判牍七种汇编》，而《七种汇编》之前的原始史料却茫然无知，也就是说《七种汇编》的成书的理由不充分，襟霞阁主人，也就是平襟亚，他虽是文人，而且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但他很有生意人的头脑，他自小失怙，年轻时就打拼于江湖，在人海潮中看尽了人间万象，尝遍了世间冷暖。所以在上海文坛，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文人，开书店，搞发行，改编故事小说，插科打诨，售卖违禁书刊，翻印造伪……真是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他晚年曾反思自己早年的作品，认为“简直是鬼化符，骗书商和读者的钱”，在《自谳》一文中，他详细讲述了编造《江湖三十六侠客》的经过，但自始至终，未见他对《张船山判牍》进行否定”(罗莹前言语)，而船山去世后的百几十年来，民间就不断有“张青天”“张神断”的八卦传递，我想平襟亚当年编此书可能存在这样三种资料来源情况:一是“事有所本”。平襟亚可能见过，也得到过张船山真实的判牍，这些判牍可能曾存在于我们今天未知的某些史料或文学作品的记录中。

二是编者平襟亚搜集整理当时还在流传的张船山莱州知府任上的民间传说。第三才是平襟亚为了满足自己的商业利益和读者的口味，追逐鸳鸯蝴蝶派的情趣而杜撰出来的。所以40篇张船山判牍可以说风格和主旨不完全相同，甚至有些还大异其趣，不完全符合张船山的性格逻辑和仁心追求，也同儒家思想严重背离，有些判牍显示出来的张船山不仅不是一个好官、清官、神断而是是一个庸官、酷吏、糊涂虫，正如李宝山、任龙华在《僧尼成奸之妙判》一章前面的题解中引襟霞阁的评论的一样，说张船山“不顾人情，不顾天理，一意孤行，残酷无比，与《撮合鸳鸯》一判，如出两人”，李、任二博士最后评论道“此案判决之严厉与一向重人情的船山判案之风截然不同，真伪让人怀疑”。陈名扬博士、张国露先生、杨春艳女士等在别的章节的题解中也有类似的看法，这里除了历史的局限造成的司法价值和司法实践的认知不同外，恐怕与平襟亚的有意为之不无关系，特别是张船山所谓的《鸡奸自首之妙判》的判词，和襟霞阁主人引《聊斋》戏判一则中许多语言高度相仿，这明显透露出平襟亚杜撰的痕迹。而在《老翁娶妇之妙判》里，张船山劝老汉时说:“尔自保尚能近女色否?本府年才四十，而床第之好久逊少年……”，这简直就是信口雌黄了，张船山任莱州知府时，是在46—48岁期间，已经到了他生命的暮年，1812年，因官场的掣肘和尔虞我诈，加之自身的健康每况愈下，张船山在任职三年零一个月后挂鞭而去，他借道苏州看病并于1813年整理出自己的作品《船山诗草》20卷，想待条件成熟后，沿长江返回故乡遂宁，回到老母亲的身旁，一边尽孝，一边给自己养老，但死亡的突然到来，打乱了一切，天才的诗人最终在贫病交加中于1814年春天魂断异乡，一年后，在好友的资助下，他的灵柩才得已回归故里。

四、“谁领天机注我诗”

张船山是一位天才纵逸的诗人，也是一生勤劳不辍的实干家，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立下了“为天子大臣，上书继臣朔”的宏大志向，想要像汉朝的东方朔那样名垂青史，后来更写下了“浑河九曲三千里，大鸟三年始一鸣”，“寥寥宇宙谁千古，独抱灵光自往还”等豪气干云的诗句。只可惜天才的人生不幸处于末世的阴霾之中，而接下来的新时代，风卷狂澜，飘摇欲坠，动荡不安，社会前行的巨浪一波接一波，把张船山和他的时代的一切无情地席卷而去，自“五四”以还，新旧文化剧烈冲突，几千年的传统土崩瓦解，船山的很多东西也深埋在历史的烟尘之中，时灰世垢，让天才蒙尘，这位传统诗歌最后的大家在其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几乎默默无闻。

张船山的人生可以说是“高开低走”的典型，生前，他名冠天下，价重鸡林，袁枚、石韫玉、孙桐生等时流敬誉有加，他的诗可以说是一纸难求，“不读船山诗，何以知性情”。读张问陶的诗，唇齿尽香，胸意大放，张问陶，传统诗歌最后一位天才大家！船山一生以自己的“诗、书、画”而自惜、自傲，但他更看重的是在世的功业，很多诗篇里，都表达了他建功立业的渴望，在“立德、立言、立功”中，立功是他人生的终极追求，山东莱州知府的三年经历和实践，应该是船山一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只可惜他还来不及对这段人生很好地总结一下的时候，死亡就到来了，所以《张船山判牍》对研究张船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无疑是最好的资料。

胡传淮著《张问陶年谱》（巴蜀书社2000年出版）

二百多年前，张问陶写下了《江南诗意》这一首诗，“竹有风神树有枝，野花分岸不参差。物情也似人情好，谁领天机注我诗”。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船山一生多么渴望得到人们的认同和理解，“谁领天机注我诗”，这个“诗”，一方面当然是指张问陶的诗篇，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指张问陶的灵魂，张问陶一生把他的灵魂最终化成了代表他“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的“诗、书、画、判”，所以这次以罗莹为首的故乡的学者们，你们注解的不仅仅是张问陶的判牍，你们还在在注解一个伟大的灵魂，注解一个伟大的灵魂的一场伟大的政治实践，注解他以儒家理想为核心的仁爱之路的忠实的足迹，让一个更加光耀的船山走向我们，走向我们的时代，“为继诗魂作郑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高贵而感人的劳动！

乙巳年孟冬上浣昨日诗人笔于马桑溪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