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63岁申请离休，荣毅仁听说后亲自邀请：欢迎来中信公司工作

1982年6月，北京闷热得像一口没有出气的铝锅，63岁的熊向晖把打印好的离休申请塞进公文袋，递给秘书时说了句：“身体真有些吃不消了。”短短十几个字，却让不少老同事心里一沉。就在文件准备上报的当晚，消息像穿堂风一样飘到了钓鱼台——此刻正在为中信公司缺人发愁的荣毅仁，猛地合上文件夹，只留下一句：“得赶紧见见老熊。”

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潜伏十一年，“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句话当年传遍延安。解放后他转入外交与统战领域，担任过驻墨西哥大使，又跟着周总理跑过许多谈判桌。外界只看到他的机敏，却忽略了日积月累的高血压与胃病。申请离休并非矫情，实在是精力不济。

可荣毅仁的难处同样现实。中信公司刚起步三年，架子大、编制小，业务已铺到香港和欧美，协调口子却堵在“党务领导空缺”这一关。荣毅仁不是党员，党组书记只能空着；没有合适的人坐镇，各部委文件转不进来，外汇额度批不出去。就在这当口，熊向晖递上了离休申请，等于一份现成答案送到门口。

7月初的一个午后，香港客商挤满和平宾馆那间八平方米的“鸽子笼”办公室。荣毅仁谈完合同，立刻给熊向晖打电话：“老熊，到中信来，咱们一块干。”电话那头沉默数秒，只有风扇哒哒的声音。熊向晖半开玩笑地回了句：“我来，可别当吉祥物。”

组织部门随后做了调研。叶剑英、聂荣臻听说熊向晖要“退休”都摇头：“六十多算什么老？正该用。”10月9日，中央下达任命：熊向晖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接到任命的第二天，熊向晖背着旧公文包来到和平宾馆。门口的保安以为他是找人维修电视的，还热情指路。一个信托投资公司，被误认成“收旧家电”的，这种尴尬足见中信当时的冷启动难度。

熊向晖先抓“超编”问题。公司原核定60多人，实际业务跑到200多人都不够。与其四处借人，不如堂堂正正报编制。他与荣毅仁磋商，先写一份市场预测——未来五年，中信至少要参与境外贷款、卫星通信、房地产、银行四大板块。每个板块测算所需岗位，再折掉冗余，最终给出500人的申请数字。荣毅仁犹豫：“会不会被认为狮子大开口？”熊向晖一句“先把底线亮出来，再让中央来‘砍价’”，让方案得以上报。国务院最后批复400人，问题迎刃而解。

编制到手后，熊向晖在人事安排上玩了个“嵌套”。副总经理来自国家计委、经委、内贸部、中组部，再加公司内部提拔一位。调进来的人带着各自系统的资源，“窗口”瞬间打开。一批紧缺的外汇额度券、减免税批文就是这样跑出来的。有人打趣：“老熊这一折腾，中信跟谁都说得上话。”

1983年，北京国际大厦破土动工。资金七成自筹、三成银行贷款，土地指标在北京市规划部门卡了两周，是熊向晖带队敲定；手续办齐，只花了五个工作日，业内称之为“中信速度”。大厦落成后租给97家境外企业，两年回本。楼里某日举办酒会，一位港商感慨：“大陆也能做写字楼生意，真没想到。”

同年，中信瞄上陷入流动性危机的香港嘉华银行。港英政府顾虑坏账，不敢轻易松口。谈判桌上，熊向晖一句粤语“唔怕，账底我哋同你分担”打开僵局。最终中信出资3.5亿港元控股，条件是港府负责追债。这桩收购让中信第一次摸到国际金融的脉搏，也让不少中国企业第一次意识到：买银行，比找银行贷款更划算。

卫星项目则更富戏剧性。美方抛售“亚洲一号”通讯卫星股权，中信连夜测算盈利模型，发现风险可控。荣毅仁需要拍板，却担心外界对“折腾太大”有意见。熊向晖一句“卫星当年打不下来还不是钱的问题，现在买下天上那口锅，就能给全国电视台卖频道”让决策层豁然开朗。不到五年，卫星运营收入全部覆盖成本，还带来了数倍利润。

1985年7月，荣毅仁终于递交入党申请获批。党组织缺位的历史问题彻底解决，熊向晖则婉拒了总经理职务，只保留副董事长衔接着外部资源。他常说的一句话在公司流传很久：“企业要赚钱，先得把账目对上；要发展，先得把门对外开。”

1989年1月，熊向晖正式卸下中信职务。离开那天，北京飘小雪，他站在国际大厦玻璃幕墙前，说了句轻飘却掷地有声的话：“我先撤，你们往前冲。”那年中信资产刚破百亿；五年后，已经是三万名员工、13个直属公司、7家海外子公司，资产总额超八百亿的大型综合企业。

时代不会记住每一次文件审批，却会记住拐点上的抉择。熊向晖放下离休申请，转身进入中信，这一步看似偶然，实则搭上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资本与管理观念的快车。荣毅仁需要一位懂政策、通人情、敢担当的“主心骨”；熊向晖则在晚年找到了用武之地。两人互补的合作，让一个八平方米的鸽子笼，迅速成长为面向世界的投资巨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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