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然而,遵义会议却被党史学家称作“黑角”。建国后,贵州地方政府在确定遵义会议会址的问题上都曾经大费周章(见前文)。而关于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考证,更是旷日持久!
遵义会议成为历史研究中的“黑角”,是因为有着许多难解之谜。这些谜的产生,是由于遵义会议本来就是秘密召开的,再者,会议所留下的原始文献实在太少。后来的党史学家只能通过会议亲历者的回忆,以及存世不多的一些相关文献资料慢慢地、细细地考证,这些历史谜团才终于日渐变得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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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确定
在1980年以前出版的大量史著上,均认为“遵义会议从1935年1月6日至8日,开了3天”。李德所著《中国纪事》中也说,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7日至8日”举行。
随着解密文献越来越多,这一日期成了问号。因为不论从红军司令部的多封电报,还是国民党部队的多封电报中,都可查明遵义是在1935年1月7日凌晨被红军攻克的,那么,遵义会议怎么可能于1月6日至8日在遵义召开呢?
原来,根据的是遵义会议在当时唯一传世的文献——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份决议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7年出版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第3卷。决议上标明“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通过之日,亦即会议结束之日,与会者记得开三天,也就是“1月6日至8日”。李德记得开两天,也就成了“1月7日至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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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
最早能够查到的是,遵义会议决议油印本,上面盖着“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字样印章。油印本上有一行字:“1935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是1937年创办的。这个油印本的出版时间,离遵义会议作出决议的时间不久,是很珍贵的历史档案。
而遵义会议决议的手稿(张闻天起草)战争年代早已经遗失!
党史学家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刻印蜡纸者的小小的失误,给后世史学界开了不小的玩笑,造成1980年前对于遵义会议召开日期的错误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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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甫(张闻天)
那么,遵义会议究竟是什么时候召开的呢?
党史学家后来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电报手稿发现了线索。手稿署名“恩来”,这份手稿一下子解开了这个历史之谜:
卓然、少奇:
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
恩来24时
“卓然、少奇”,即李卓然、刘少奇。文末“24时”,据电文内容可推定为“1月13日24时”。这一份简短的电报,表明遵义会议是1月15日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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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周恩来
遵义会议决议的诞生
遵义会议召开匆忙,会上并未起草会议决议。而起草遵义会议决议的任务落在了接棒的党中央总负责人——洛甫(张闻天)手中。撤出遵义后,张闻天一路行军,一路起草会议决议。行军至扎西镇,政治局常委们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从2月6日开至2月8日。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史称“扎西会议”。
扎西是云南省东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个镇。从1936年起,那里设立威信县,县政府设在扎西镇。威信县地处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处,可谓“鸡鸣三省”之县。
2月8日,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扎西会议上通过。正因为这样,决议的标题之下,醒目地标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只是由于最初找到的那个油印本,上面少了一横,印成“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造成莫大的历史的误会,使历史学家们徒费了许多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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