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慰安所里的本国女性，究竟值不值得被同情？

“她们不是敌人，也不是圣母，只是被时代撕碎的普通人。”——这句在东京旧书市场流出的战时护士手记，像钉子一样钉在研究者心里。

1932年，大阪梅田火车站，十七岁的纱厂女工阿部初江听同乡说“去中国军营做看护，包吃包住，还能寄钱回家”，就签了名。她不知道那份“契约”盖着陆军省红色大印，也不知道火车终点站是南京下关码头旁的慰安所。三个月后，她死于 septicemia，档案里只留一行铅笔字：“第371号，抚恤金零。”——同一页纸背面，是军医对“消耗品”补充数量的签批。

战争结束，档案被塞进厚纸箱，和防毒面具、军犬项圈一起丢进库房。没人清点“371号”是不是回了大阪，也没人告诉阿部母亲，女儿不是“光荣战死”，而是被记入“损耗率”一栏。

1993年“河野谈话”承认“军方参与”，但谈话文本里找不到“强征”二字，更没提日本女性也在这条输送带上。NHK 做过一次街访：年轻人大多以为“慰安妇＝朝鲜半岛”，没人知道本土也贡献了将近两万条性命。

学界把锅甩给“战时特殊状况”，可1938年东京《朝日新闻》广告版明明白白写着：“女子挺身队，月薪六十日元，可立军功。”六十日元当时能买两百斤米，对乡下女孩是天文数字。招工办事处隔壁，就是“爱国妇人会”的茶水站，大婶们递毛巾、送饭团，笑眯眯劝“为国家献身”。同一批大婶，战后摇身一变，成了“和平 motherhood”讲座的主讲人。

2018年，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在厚生省旧楼地下室发现一叠“陆军第十二军防疫给水部”花名册，里面夹着《慰安设施实施内览调》，纸张被蠹虫蛀出密密麻麻的洞，却仍能辨认栏目：姓名、籍贯、健康检查、本日处理人数。空白处，有人用铅笔写“希望下周休假，母亲来信说弟弟战死了”。字迹被划掉，旁边盖了“不许可”小章，印泥褪成暗褐色，像干掉的血。

最难受的是“双重身份”——她们既是国家机器里的齿轮，又是齿轮咬合下的碎屑。1944年，福冈县慰安所“松风”发生集体自杀，七名日本姑娘把腰带系成连环，吊在梁上。留下的纸条只有一句：“我们到底算军人，还是算军属？”宪兵队报告把事件归因为“神经衰弱”，建议“今后加强思想训导”。

战后，幸存者回不了故乡。故乡也回不去：兵库县一位老婆婆，1946 年被美国宪兵遣返，在村公所门口贴出“妓女子归国”告示。她弟弟当众撕掉她行李，说“家里坟地没你位置”。她后来嫁到北海道煤矿区，丈夫喝醉就骂“你陪过多少美国兵”，1972 年矿井塌方，丈夫死了，她领遗族年金，却填不了“配偶出身”栏——那一格必须写“原籍”，她只能写“不详”。

历史不是法庭，没法给她们一个“无罪”或“有罪”的章。能做的是把碎纸片拼回去：让“371号”有名字，让“不许可”章对面那行铅笔字被看见。承认她们先被国家卖，再被故乡卖，最后被记忆卖掉——只有完成这三重背叛的还原，我们才能回答那个老问题：如果极端民族主义再来一次，普通人有没有说不的余地？答案也许残酷：在齿轮开始转动之前，声音会被“爱国”的合唱盖过；齿轮咬合之后，连惨叫都按分贝被计入“损耗”。

今天，东京女高中生拍的 vlog 里，靖国神社樱花很绚烂。她们不知道，樱花下面埋着“女子挺身队”的名册残页。风一吹，纸屑翻飞，像那年火车站的月台票根——有人上车，有人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