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 | 梁剑兵再谈陈兴良：他的观点不仅错误，而且有害！

作者：梁剑兵，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我为什么说陈兴良教授的观点是错误及有害的？

陈兴良教授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之出罪条款的刑法教义学分析》一文中提出″非法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应以骗税为目的″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观点不但不是对该罪犯罪目的“获取赃款”的限缩解释，反倒是对两罪犯罪目的的混淆，已经构成错误的扩大解释。陈教授这一观点不但在法理上是错误的，而且很有可能误导刑事审判，进一步加大目前司法实务中对两罪定罪的混乱程度，因而是非常有害的。

具体分析如下：

一、限缩解释的本质要求：限制原概念的语义范围

根据法理学关于法律解释的基本原理，限缩解释需基于法律文本的特定内容，将概念的含义限制在小于通常语义的范围内。其核心是收紧概念外延，而非改变概念的本质指向。

在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获取赃款”的通常语义是行为人通过非法买卖发票行为直接获得的赃款，若将其缩小解释，需进一步限定其范围（可限缩为″直接交易对价”），但仍需围绕“买卖行为本身的获利”这一本质。

二、“骗抵税款”与“获取赃款”的本质差异

“骗抵税款”与“获取赃款”分属两罪的不同犯罪目的，指向完全不同的非法利益来源：

（1）买卖发票罪的“获取赃款”：交易行为的直接对价

本罪的核心是“非法买卖发票”（出售或购买），行为人的犯罪目的直接指向通过发票交易本身获得买方支付的“购票款”，其利益来源是“发票作为非法商品的非法流通”，与是否实际用于骗税无必然关联。

（2）虚开发票罪的“骗抵税款”：填写发票的间接利益

虚开发票罪的核心是“虚构交易填写发票”，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通过虚开发票制造虚假抵扣凭证，进而骗取国家增值税，其利益来源是“非法减少应纳税额”。

三、“非法买卖发票的目的是骗抵税款”的错误性

将买卖发票罪的犯罪目的归为“骗抵税款”，存在以下错误：

（1）混淆了两罪的行为特征与犯罪直接客体

首先，就犯罪的客观方面而言，买卖发票罪的行为特征是″非法买卖″，虚开发票罪的行为特征是“虚构交易信息”。

其次，买卖发票罪的犯罪直接客体是“发票管理秩序”，即使未用于骗税，非法买卖行为本身已破坏行政监管；而虚开发票罪的犯罪直接客体是“国家税收利益”，其核心危害是通过发票虚构抵扣事实导致税款流失。若将买卖发票罪的目的归为“骗抵税款”，实质是混淆了“发票管理秩序”与“国家税收利益”两种不同犯罪直接客体。

（2）违背犯罪目的与行为的直接关联性

犯罪目的与行为有直接联接关系。买卖发票罪中，行为人仅需完成“买卖”即可获利，无需实际参与骗税环节；而“骗抵税款”需额外实施虚列成本、伪造抵扣凭证等行为，已超出买卖发票罪的客观行为范围。因此，“骗抵税款”并非买卖发票罪的犯罪目的，而是虚开发票罪的犯罪目的。

（3）可能导致司法认定的偏差

若认为买卖发票罪的目的是“骗抵税款”，可能将未实际用于骗税的买卖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因未实现骗税目的），或错误将单纯买卖发票的行为认定为虚开发票罪（因误判其目的是骗税）。这与买卖发票罪“行为犯”的特征（只要实施非法买卖即可能入罪）相矛盾。

结论

“非法买卖发票的犯罪目的是骗抵税款”这一说法并非限缩解释，而是对买卖发票罪与虚开发票罪犯罪目的的混淆。买卖发票罪的“获取赃款”指向交易本身的非法对价，而“骗抵税款”是虚开发票罪的目的。正确的限缩解释需在原概念（“获取赃款”）的语义范围内进一步收紧（如限定为“直接交易对价”），而非替换为另一完全不同的利益类型（“骗抵税款”）。这一区分对准确界分两罪、避免司法误判具有重要意义。反之，混淆是非将推波助澜司法误判。

最后，鉴于在实务中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电子化，不再印制空白纸质发票，这使得买卖发票罪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基础，因此，我认为应该及时废止这一罪名。

2025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