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青楼女子的真实回忆：不怕打骂，就怕“杨梅大疮”，生不如死

在民国时期的青楼里，挨打挨骂，那都算是家常便饭。但要说真正让那些女子们一听就两腿发软、宁可挨顿毒打也不想沾上的，还得是“杨梅大疮”这四个字。

这玩意到底是什么？怎么就成了她们“生不如死”的根源？

从紫禁城到八大胡同：“杨梅大疮”的死亡阴影

“杨梅大疮”，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梅毒。

在那个年代，这玩意基本就是绝症，一旦染上，就等于拿了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而且还是慢车票，让你眼睁睁看着自己一点点腐烂、崩溃，最后在极度痛苦和耻辱中死去。

这种恐惧，是不分阶层的。

你以为只有底层的青楼女子怕？就连紫禁城里的皇帝，也可能栽在这上头。

说的就是同治帝载淳。

官书上写得明明白白，皇帝死于“天花”。同治十三年（1874年）11月29日（十月二十一日），皇帝在西苑着凉，到了12月8日（十月三十日）开始“发疹”，第二天御医李德立、庄守和诊断，确定是天花。

这病程，《翁同龢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但问题是，也正是这本《日记》，在字里行间留下了太多“不能说”的秘密。

比如，翁同龢不止一次提到皇帝传旨“无书房”，有时候一停就是四五天，甚至半个多月。

皇帝不读书，跑哪去了？

《日记》隐晦地写，翁同龢亲眼见过这位天子门生带着小太监，骑马乘轿飞速奔回皇宫。

稗史笔记可就没这么客气了，直接点明，同治帝就是微服纵欲，经常溜出宫逛京师的“私窑”。

甚至还有说法，恭亲王奕䜣的儿子载贗，就是皇帝的“玩伴”之一。

所以民间的“野史”版本是：皇帝在外面染上梅毒，御医们不敢直说，只能按“天花”来治，最后稀里糊涂地送了命。

想想看，如果连九五之尊的皇帝（在传闻中）都可能因为这病丢了性命，那八大胡同里的那些青楼女子，她们的恐惧，又有多真实？

对她们来说，这就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掉下来。

民国娼妓业：一个“世界之最”的病态温床

问题是，在民国，这把剑掉下来的概率高得吓人。

因为那年头，娼妓业的规模，堪称“世界之最”。

当时有文章就给了个大概估计：民国时期，“实行禁娼的地方，私娼特别众多;在开放娼禁地方，公私娼一样众多”。

什么意思？就是管，还是不管，都多如牛毛。

这可不是瞎说。

据1917年的一项调查，当时世界八大都市——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京、上海，要论娼妓相对集中的地方，尤以上海、北京为最多。

民国时期的各地妓院，那真是“雨后春笋”，比比皆是。

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地，堪称重灾区。

咱们直接上数据：

据调查，在北京前门外、韩家潭附近的“八大胡同”等地，各类妓院高达332家。

1920年的上海，把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娼妓院，再加上公共租界、英法租界里的全算上，娼妓人数足足有60141人。

在广州，各类的妓院（即老举寨），也有131间。

妓院林立，背后就是数以万计的娼妓。

而这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她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很简单，民国社会恶劣的生存环境，逼良为娼。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传统手工业破产，大量妇女没有活路，只能涌入城市，最终沦落风尘。

绝望的数据：96.6%的感染率意味着什么

一个“世界之最”的娼妓规模，再加上当时几乎为零的防护知识和医疗条件，你猜会发生什么？

青楼女子们所恐惧的“杨梅大疮”，到底有多普遍？

民国时期兵荒马乱，没人能给出准确数字。但咱们可以“管中窥豹”。

时间快进到1949年底，北平刚刚解放。新中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旧社会，关闭妓院。

但在改造（转业）之前，必须先做一件事——体检。

北京的经验是：“如果转业必须治好病以后才能许可，否则贻害群众”。

就这个体检，留下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档案。

当时北京市参加检查的妓女，共计1303名。

检查结果显示：这1303人中，患有梅毒、淋病、第四性病以及其他各种病的患者，占总数的96.6%！

你没看错，是百分之九十六点六！

这1303人里，真正没病的，只有44人。

占比，仅为3.4%。

这就是民国青楼女子“不怕打骂，就怕杨梅大疮”的真相——因为在那个环境里，不得病，才是那个万中无一的“奇迹”。

她们所恐惧的“生不如死”，在民国时期，几乎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

从“生不如死”到“把鬼变成人”

好，96.6%的感染率，这个烂摊子，民国政府扔下了，新中国怎么办？

20世纪50年代初，共和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了“社会改造运动”，目标直指民国时期久治不愈的“毒、娼、会”等丑恶现象。

天津等地的方针是“限制、逐步改造”，而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解决那个96.6%的“健康”问题。

当时北京的经验是：“如果转业必须治好病以后才能许可，否则贻害群众”。

这逻辑没问题吧？国家给你治病，治好了给你安排新工作。

但你猜怎么着？这个政策，差点“炸锅”。那些刚被解救的妓女们，反而陷入了巨大的恐慌。

当时很多人反映：“‘政府让我们转业，又检查的这么严，都有梅毒，都治不起，一辈子了离不开妓院了，这不是让人为难吗？’”

她们为什么怕？她们怕的不是治病，而是治病期间“停工”。

有人说得更直白：“‘我家四五口人都指着我吃饭，让我停业治病，治几个月好了再结婚，一家子不都饿死了吗？’”

这几句话，才真正揭开了民国“生不如死”的最后一层遮羞布。

在旧社会，你病了，但你不敢停。因为你背后有四五口人要吃饭。你停工治病，全家就得饿死。

这就是民国。它不仅用6万多的妓女数量撑起“世界之最”的虚假繁荣，更用一个96.6%的感染率，把这些女性死死钉在“不工作就饿死，工作就病死”的绝望循环里。

她们的恐惧，是旧社会的“制度性”恐惧。

而新中国的改造，就是要把这个吃人的制度彻底砸烂。你病了？国家掏钱给你治。你没活干？国家给你培训、给你安排新工作。

从“治不起”到“免费治”，从“逼良为娼”到“转业上工”，这才叫“把鬼变成人”。

参考：

恶劣风气折射民国社会深层危机.北京日报.2015-7-6

沈渭滨：从《翁同龢日记》看同治帝病情及死因.澎湃新闻.2020-9-6

天津娼业改造问题述论：1949－1957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中国禁娼志：上海曾一度号称世界娼妓之最.新浪历史.2014-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