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遭日军侵害，13岁诱入慰安所，79岁雷桂英临终控诉

79岁那年，她在医院里倒下，脑溢血。

从那以后她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几样能碰得到的东西：一只紫色的高锰酸钾消毒瓶、几页手写的证言、还有她指认的两处旧址位置。2006年看到韩国幸存者到南京指认慰安所，她才鼓起勇气把这些东西递到公证处，要求把话和物证都固定下来。她指着地图，一个个把小路名、房屋朝向、邻近的地标说清楚——一处在现在的农业银行旁，另一处是当年的日本军人俱乐部。学者后来去实地勘查，发现她说的位置和历史资料里留下的痕迹基本吻合。她说这些话时声音在颤抖，但尽量不让情绪外放，就像在交代一桩案子。

她这么做并不是一时冲动。年轻那几年发生的事她几乎把它当成禁忌，六十来年都闷在心里。1976年后旧伤复发，左腿和头部的毛病越来越明显，干不了重活，生活拮据。为了补贴和帮邻里忙活，她学了点中草药，给人看小病，通常不收费，像是做惯了的事。十七岁就结婚了，丈夫话不多，但常年默默照顾她。她自己没法生育，后来抱养了孩子，这就是一家的日子。村里人知道她过往的事，却很少有人真正问起；有时候大家的眼神就把话给封了。她也不愿把那些当成博取同情的筹码，就把自己收起来，靠着日常琐事把过去推远一些。

回头说到更早的那段：1940年代日军在江南的扫荡很残忍。她在汤山镇被抓后，先是被哄去说帮忙照看孩子，结果到了所谓的“工作处”——高台坡的那栋房子——一推门就是大通铺，几个人挤在一块，根本不是她想的那样。她被关押了大约一年半。房里常年有五六个同龄的女孩，日常就是被带走、被带回，反抗只换来更狠的惩罚。吃的很差，发霉的糙米，喝的是混浊的井水。暴力从早到晚没有停过：有人被刀划伤，枪托打出硬块，腿上有长长的刀疤。她亲眼见同伴一个个倒下，有的尸体就那么被扔掉，不像人一样处理。多的时候一天要被多人侵犯好几次，年纪小的身体根本吃不消。

她的身体留下了清清楚楚的证据：头顶那块被枪托砸出的硬块，抬头就会晕；左腿根上那道长疤，让她走路一瘸一拐，经常摔跤。她也看过同伴被军靴踩得肿得不成样子。那些不是夸张，是她能指着具体地方说出来的记忆。营里的气味是腐朽混着汗味，外加随时可能降临的恐惧。她记得有一天趁着看守松懈，她说要去厕所，出了门就往外跑，光着脚，脚掌被石子和荆棘划破，身后还有枪声。一路跌跌撞撞，喘着气，脑子里只有一个简单念头：千万别被抓回去。村民把她收留了，给她换了衣服，包扎伤口。可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出来，很多同伴最后没能逃离，留在了那地方。

她更早的童年也不顺。1928年生，七岁父亲去世，母亲再嫁后她被送到汤山当童养媳，家务填满了大半个童年。九岁那年日军第一次来到汤山，她就被抓进灶堂，第一次遭到侵害。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类事情不止一次。她亲眼看到田间屋旁有许多女性遇害，孕妇和老人也没能幸免。那种景象碎片化地跑进梦里，搞得她夜里常睡不好。她把这些记忆像烫手的东西塞进地缝里，不敢碰。村里人对她避而不谈，有人怜悯有人指指点点，但很少有人愿意把这些事说清楚。于是她就靠着种地、摆些小买卖、给人看草药，把生活一点点捏合，像是在用一地的琐碎把往事稀释。

公证处那份材料看起来很朴实：一只消毒瓶、几页证词、一串地址。但正是这些普通东西把她私人记忆和学者的调查连在一起。她颤抖着手指着地图上那些小路，能说出门牌、房子面向和周边的地标，那种细节不太可能是凭空杜撰。学者们去核对过旧地的痕迹，发现有许多吻合点，这让她的证言更有分量。

她临终时，医院里坐着几个人，守着那口气。她没等来任何官方的道歉，也没把所有同伴的名字都说完。她留下了物证和口述，希望这些东西能让后来的人看见她被迫沉默的六十年。她的故事进了档案，像一页被翻开的旧纸，边角还带着折痕。年轻时候的她被逼着闭口，晚年才有力气把这些话说出来，还留下了地址和证据，像是把某些真相往外推了一点距离。她带走的那些还没来得及说完的名字，像散落的纸屑，留给后来的人去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