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渐进式“去中国化”：通用汽车2027年前供应链“去中国化”

通用汽车日前已向其数千家供应商发出指令，要求很简单，也很决绝：

通用汽车官方将在2027年前逐步清除供应链中的中国零部件和原材料，最终目标是实现供应链完全“去中国化”，产品“美国化”率要超过80%。

通用官方解释说，这一决策主要出于地缘政治风险和供应链安全考虑，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公司希望增强供应链的“韧性”，不再仅仅依赖成本最低的国家，而是优先考虑更安全、可控的采购渠道。

据悉，通用汽车已开始在美国本土投资关键资源，比如与稀土公司合作、投资内华达州的锂矿，以保障未来电动车电池材料的供应。

可见，通用汽车的“去中国化”战略是区域性的、渐进式的，并非一刀切的全球脱钩，其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仍将继续运营。

除了抵御荷兰阿斯麦这种明显“去中国化”的外企，我们是否也要防止通用汽车这种曾经亲中，如今渐进式“去中国化”的外企伙伴，这种企业数量是否也在变多？渐进式破坏中外合作40多年的成果。

我们失去了一个合作多年的企业朋友，是否也在错失某种趋势？

在不少人看来，美国搞产业链重构或者与中国“脱钩”，是一种“逆全球化”的典型表现。但实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实现产业链与中国“脱钩”，无论其是否真正可行，都不意味着真实地去全球化，美国付不起这个成本。

将原来过于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布局进行新的区域性调整，是不是对中国伤害更直接？

踢掉中国是美国人想干的，需要一个干苦活累活的则是美国利益一如既往的。

美国特朗普这届政府需要全球化，更需要一个没有中国产业在内的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化”。

美国的策略是，不跟中国玩，让你慢慢死掉。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其核心是在金融全球化格局即美元体系依旧的条件下，在产业链布局和贸易规则等领域做出区域化、分层化的调整。

其中产业链布局调整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受到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正在加速进行并更多地体现出区域化特征。

中国各界被疫情影响，没有很仔细地观察到这点——细菌战和经济战、贸易战形成细致的战略配套，目标是打垮中国的产业，取消中国在国际贸易的“席位”。

这样，让很多先进的产业动能失序，压力在国内引爆，释放更大的“失业动能”，促使中国类似二战前德国那样更快走向帝国化、军事化甚至法西斯化。

贸易规则调整也同样如此，更多地表现为层次化或者分层化发展的态势，即一部分国家要实行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规则、标准的全球化，还有许多国家继续支持二战后一直持续至今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其规则，这种发展态势很有可能会带来全球贸易规则的分层化或集团化。

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逆全球化”，如中国主流观点，我们不能搞“逆全球化”。

不能简单地说美国要搞“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它所搞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曾经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美国认为在这个体系中过多的单方面市场开放让自身损失颇多，却有益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崛起。所以它开始转变立场，追求更高水平的所谓公平贸易，这一过程从三四十年前的美日贸易摩擦时代已经开始。

归纳起来讲，美国如今的所作所为不意味着“去全球化”，也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将原有的全球化架构进行拆解，试图组合成一种新的结构，我将其称为“全球化的分层化和区域化”。

其核心目的，就是全球化的“去中国化”——孤立、遏制、打压中国，鼓励中外合作逐步倒退，企图让中国退回到1978年之前蛮荒、落后的状态。

这个打击才是致命的。

从理论上看，美国这些做法所体现的，正是美国所拥有的强大的结构性权力。

需要注意的是，与以往的霸权国家不同，美国霸权的实现不是直接针对对象国采取单边控制，也不是以同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关系的方式来体现的，而是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在威尔逊理想主义传统和现代商业理念基础上的多边规则体系。

用苏珊·斯特兰奇（英国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概念讲，就是它构建了一个结构性权力——

与其他传统帝国相比，美国更倾向于用制度来维系自己对世界的控制与治理，其重点不是试图直接控制某个具体国家，而是通过规则化的系统、网络垄断各国间在贸易、金融、科技、文化等重要领域的交换渠道。

这些渠道只有以开放、多边的形式，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增加美国塑造的国际规则的权威性与获利空间。

全球化首先是“美国化”。任何一个霸主当权，都会这样把持规则。

当美国发现原有规则不利于自己，甚至有利于对手的时候，它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调整、改变规则，乃至重新塑造一个规则体系。

“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多边主义规则的塑造，更不会以双边渠道重新塑造新的国际规则；它所要做的，就是建立新的、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更高层次的多边规则。

在此过程当中，美国依旧会以“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的二元目标为主导，影响和控制新的多边规则的建立。

它一定要在新的多边规则中加入更多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因素，谋求遏制对手、实现霸权可持续维系的现实利益，这也是“新冷战”的重要背景。

我们不能低估其对产业的破坏力。首当其冲就是就业，今年上海应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只有23%。

无全球产业，无以就业，更无以创业。

认为凭着投资，可以投出需求来，本来就是缘木求鱼，认为可以扯着自己头发企图离开地球，那就是不懂物理学。

草台班子人太多，才华太水，观众与观众都不会彼此揭穿。

当今的全球化态势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分裂”，主要表现在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关于什么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等共识公开破裂了，两者秉持着各自的理念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

因此，这是美国试图以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划界的方式来搞全球化的分层化的主要原因。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业已形成的所谓“新区域主义”的发展中，越来越多地渗透着政治因素——区域经济集团将具有更加坚实、可靠的区域政治基础。目前，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都是区域经济集团的主要成员。

同前苏联相比，中国既无政治性的集团力量（华沙公约组织），我们不屑也不擅长搞国际政治的小圈子；也不存在坚定的外部盟友（北朝鲜不能算，越南更不是），更不存在可以用软、硬实力实现控制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

很多人说，俄罗斯是我们的盟友，我恰恰对这点保持质疑——这个战斗民族太渴望领土了，为了所图可以为所欲为挑战国际交往的底线，它是塑造远东地区不稳定的要素之一。

这对崛起的中国而言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在破坏中国赖以生存的外交信用土壤。

那么，当我们一方面背负“不义”价值观（俄罗斯主动攻击乌克兰已然失道寡助），又要与历史上最强大的英语民族国家的霸主美国迎面相撞，绝无不小心翼翼的道理。

这不是胆怯，而是理性。

豪言壮语的确能鼓舞人心，当我们的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时，就应该抱有刻意的谨慎，改革开放是耗费几代人的心血，中国经济增长、民生福祉来之不易。

当我们被这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世界霸主锁定为“头号战略对手”时，更应该保持头脑清醒。

有人说，历史上与英语民族国家为敌的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德意志、俄罗斯和日本等无一不走向失败，如果恰好又读过丘吉尔的四卷本《英语民族史》，就更应该对这个史实进行冷静、谨慎的思考。

赢以前读，与输以后读，毕竟效果上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