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37页PPT投诉优秀教师辱骂体罚，非“师德争议”而是法律问题

来自封面新闻的报道，青岛小康（化名）站出来举报自己的高中班主任时，已是毕业五年、工作两年。他手里握着37页的PPT、数份诊断记录、以及5名昔日同学的实名证言。

他说自己患上严重的抑郁与焦虑，医生认定高中经历是诱因之一。

当事的东老师是青岛58中学生处副主任、语文教师，山东省高中语文学科兼职教研员，曾获多项教学荣誉，并培养出全员过特殊控制线的卓越班级。

这名老师的回复是：绝对没有过那样的行为，都从学校毕业这么久以后怎么又回来找麻烦了？继续纠缠的话我也要起诉。

但小康强调，抑郁症发生的原因，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

真正的关键是：当年这位老师，到底有没有辱骂、推搡、捶打、扇学生耳光？

小康的语气里，有一种从多年压抑里破土而出的坚定。与之相对应的，是涉事老师的完全否认，学校“未查到有效证据”的反馈，乃至教育局“还在调查复核”的中性回应。

这三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舆论的混乱，观看者们也很茫然，但我们必须指出一个需要被看见的核心：这不是一场关于情绪的争论，而是一场关于事实的争议。

小康的说法，是非常理性务实的。

公众情绪往往习惯于迅速锁定“因果链”。一个年轻人患抑郁，他指控当年的老师——似乎立即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解释系统。

但精神心理健康，从来不是线性归因。

基因、家庭教育、个性、生活压力、内在脆弱性、社会事件，每一个因素都可能构成积累性的影响。把抑郁症归咎于某一位老师，确实不严谨，也有失公允。

然而，正因为因果链复杂，因此我们更应该把目光从“小康为什么生病”移开，转向更基础的法律问题：

他当年的遭遇是否存在人格侮辱与身体侵害？

所以，这件事的重心不在“抑郁症是否与老师有关”，而在“老师是否做过学生们所说的那些事”。这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问题。

涉事老师如今在学校担任学生处副主任，多次获得教学荣誉，甚至还曾经登上电视节目，讲述如何关怀学生的情绪。在镜头里，他温和而专业，但在小康与几名学生的叙述中，他经常对学生做这些事：揪住衣领、捶打胸口、推搡、公开羞辱、扇耳光。

这其中最让小康受伤的是公开言语羞辱——尽管没有脏话。

这里要提醒一点：这种越界不是教育方式，而是违法行为。

“性格直率”、“情绪急切”、“管得严”——这类修饰性说辞经常被学校和教育部门用来解释教师的风格问题，但距离人格侮辱与身体冲突的界线，差别还是相当之大的。

严格要求学生不应成为羞辱、PUA学生的遮羞布，所谓的“班级管理需要”，也不应成为推搡学生的理由。

任何带有侮辱、贬损、肢体冲撞的行为，都不是什么“严厉”，而是违反师德、违反法律，需要受到惩罚。

学校给出的调查结论，是“未查到有效证据”。在许多类似事件中我们都反复看到这种表述。

但证人可能有顾虑，不愿得罪老师，学校本身对调查结果有声誉考量，而且涉事教师是内部“优秀员工”。

这一切，都导致不可能得出公正结论。

这种调查，更无法替代司法程序。

特别是在事件已过去数年的情况下，越是跨度时间长的事件，越需要司法介入，而不是越不该查。

真相，不会因为时间变久而失去意义。别说几年，即便过去了二三十年，也需要追溯。

为什么这件事必须进入司法程序？因为只有司法才能回答那个最重要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体罚、辱骂和人格羞辱？”

这是法律问题，而不是教育管理问题，更不是校园内部治理问题。学校可以给出行政判断，教育局可以提出监管意见，但事实本身只有司法能查明。

司法是专业的，它能够做到一般调查无法做到的事，比如寻找证人。

当年的同班学生、当时在走廊的学生、被小康目睹被掌掴的那位学生，都有可能成为关键证据。只有司法才有能力进行系统、规范、有法律效力的证人调查，并且进行证人保护。

司法还能科学处理证据链。

三十多页的PPT、公开留言、当年的同学评论，这些内容哪些是主观叙述，哪些有人证，哪些属于事实陈述？司法可以形成证据判断，而不是停留在“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之间的灰色地带。

如果老师确实越界，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当然，如果学生举报失实，也必须承担名誉侵权责任。只有司法才能给出结论。

这几年，校园里的暴力教育方式频频受到争议，一些教师确实感到压力巨大，他们一方面要严格管理，一方面又必须避免任何情绪失控。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跨越师德和法律边界的理由。

与此同时，现代学生的自我意识也已经觉醒，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强烈。其实青少年并非经不起批评，只是他们对“被尊重”有更高的期望。

教育系统需要适应这种变化，而不是固守旧有的师生权力结构，将老师看作绝对的权威。

在紧张的师生关系中，最脆弱的往往是那些没有反抗能力、成绩并不拔尖、性格又敏感的孩子。他们更容易成为“严格管理”中的牺牲品。

小康告诉记者，促使他将自身经历公开的原因，是看到东老师今年参加《你的情绪密码》电视节目，教导学生如何调节情绪、宣传如何关怀学生心理，“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去举报他。”

法律的意义，本来就是衡量道德的模糊边界。

严格与暴力，尊重与管理，它们的边界在哪里？谁来界定这条边界是否被越过？

这个问题，最终只能由法律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