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立并举，稳中求进：中国“十五五”的转型逻辑与路径选择（上） | 社会科学报

推进“十五五”规划，需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发展与安全、政府与市场三大关系，在立足长远的同时，破解债务、通缩、就业等现实问题。只要持续坚守改革开放、法治化与人民至上的现代化理念，“十五五”规划必将助力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原文 ：《在“后发展时代”复杂转型中寻求动态平衡》

作者 |济南大学教授 赵建

图片 |网络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可以称为“后发展时代”：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后全球化叠加共振，各种结构性矛盾丛生，在经历房地产“漫长的告别”后，我国依然在转型的旷野中追寻新的动力源泉。

把握好转型的节奏和力度

从历史维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今则面临着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三次大转型。这次转型的复杂性在于，我们不仅要完成发展模式的转换，还要应对全球格局的重构，更要解决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破除体制机制层面存在的制度性障碍。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首次用“合理”二字描述制造业比重，这一表述背后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后工业化，我们需要的是“升级”而非“退出”工业化，是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改造，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让新兴产业夯实根基，而不是执意提升工业化水平，忽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内外部矛盾与冲突。

后城市化的内涵亟待深化。过去四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硬件建设”先于“软件配套”的过程。当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7%，2亿多农民工尚未完全融入城市，这不仅制约了内需潜力的释放，也带来了巨大的制度成本。“十五五”时期，城市化必须从“速度导向”转向“质量导向”，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让城市化真正成为“人”的城市化。

后全球化时代的应对需要新智慧。与“十四五”时期相比，“十五五”时期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我国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一步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同时，要通过深化国内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增强对全球优质资源的吸引力。

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需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既要看到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要认识到转型带来的巨大机遇。关键是要把握好转型的节奏和力度，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错失良机。

在破立之间寻求新平衡

现实约束：深度转型期的多重压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压力不仅包括周期性、结构性因素，还涉及偶然性的外部冲击和深层次的制度障碍，它们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构成了“十五五”时期需要着力破解的难题。

一是供需失衡的深化。这不仅体现在传统的总量性过剩上，更体现在结构性的供需错配上。一方面，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另一方面，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值得关注的是，供需失衡正在从商品领域向要素领域延伸，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凸显，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与技术工人短缺并存，资金“脱实向虚”现象尚未扭转。

二是财政金融风险的联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经过多年治理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在经济增长放缓、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进一步加大。从体制层面看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地方政府缺乏稳定主体税源，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转移支付，这种财政体制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债务风险。此外，财政金融风险的联动在“十五五”时期可能进一步加剧。一方面，财政收支压力可能通过多种渠道向金融体系传导。另一方面，金融风险的处置最终又需要财政资源支持，形成风险循环。破解这一难题，既要通过债务重组、期限置换等方式缓解短期压力，又要通过提升名义增长、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等举措建立长效机制，但关键是要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推进民生财政的落实。

三是通缩长期化对经济的影响。长期的通缩压力不仅会影响企业盈利能力和投资意愿，还可能加剧债务负担，形成“债务-通缩”循环。从周期看，总需求恢复不及预期是直接原因；从结构看，供给侧改革短期内可以去产能，但从长期看，整合后的规模集约优势也会对价格产生下拉压力。

应对通缩压力需要宏观政策的精准发力。货币政策要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更加注重传导机制的畅通，推动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财政政策要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通过减税降费、增加支出等方式刺激总需求。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内需增长的制度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主要矛盾：总量收缩“破”的过大与结构改善“立”的不足

当前的主要矛盾在于总量层面，表现在以“房地产+地方债”为代表的旧动力拖累过大，而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结构性改善较小，难以弥补总量缺口。房地产与地方债涉及普罗大众，跟微观体感息息相关。而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结构性改善只发生在局部领域，短期内对总量提振效果有限，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宏观失衡。粗略估计，与之前相比，房地产投资减少了70%，房价下降了40%，土地转让金减少了60%，地方债中用于投资发展的部分减少了70%。房地产加地方基金对GDP增长的拖累，每年应该达到四分之一。相对新质生产力的改善，如此大的总量缺口构成了今天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关键问题：安全与发展的再平衡

“十五五”时期面临的矛盾更具系统性、复杂性，突出体现在以下三组关系的处理上。

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是首要课题。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安全问题的紧迫性空前凸显。科技安全、农作物安全、能源安全等都存在“卡脖子”的潜在隐患，金融安全、数据安全等领域也面临新的挑战。

安全领域投入不足可能留下隐患，投入过度又可能导致效率损失，影响经济增长。这就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对不同领域的安全风险进行精准识别和分类施策，不能一声令下而应对过度。对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关键领域，要确保自主可控；对一般性领域，则可以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安全与发展的统一。

宏观与微观的协调是另一重要维度。宏观政策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欠佳，既与政策设计不够精准有关，也与微观主体活力不足相关。体制性因素尤其值得关注。“放管服”改革仍需深化，一些领域的隐性壁垒仍然制约着市场活力的充分释放。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提高宏观政策的精准性和直达性，让政策红利更顺畅地传导至微观主体；另一方面要着力改善微观主体的发展环境，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增强企业家信心。其中，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尤为重要，要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平等对待，真正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

科技强国与小康生活的统一是第三个课题。建设科技强国需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财政资源有限的背景下，科技投入与民生支出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既保障科技创新的必要投入，又不断改善民生福祉，是“十五五”时期需要妥善处理的重大关系。这一矛盾的本质是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国家战略与个人福祉的不平衡。解决之道在于做好政策兜底，并找到科技创新与民生改善的结合点，让科技发展更好惠及人民群众，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让创新红利更快更好地转化为民生实惠。

[本文后续详见2025年11月16日头条推送]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6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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