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国内女权讨论中常侧重 反父权，却较少明确提及 反资本？

毕竟父权制与资本积累的相互交织，构成了现代社会最顽固的压迫网络。这种双重剥削体系通过将性别等级制度嵌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了对女性劳动、身体乃至生命本身的系统性掠夺。从玛丽亚・米斯揭示的 “家庭主妇化” 全球进程，到算法时代的新型数字殖民，父权制始终是资本扩张的必要条件，而资本积累则不断重构父权制的表现形式。

米斯的学术起点，是对两种理论传统的反思与整合：

1. 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 “性别盲点”：马克思将 “资本积累” 聚焦于工业生产中的阶级剥削，却忽视了 “家庭领域的无偿劳动”（如家务、育儿）对资本积累的支撑，更未关注这种劳动的 “性别化分配”（女性主导）；
2. 批判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 “阶级盲点”：部分女性主义者将性别压迫归因于个体观念或家庭结构，却未看到其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绑定（如第三世界女性的廉价劳动与第一世界资本的关联）。

在此基础上，米斯提出了 **“全球资本父权制”（Global Capitalist Patriarchy）** 概念 —— 这一体系并非 “资本主义 + 父权制” 的简单叠加，而是两者相互渗透、彼此强化的 “有机整体”：父权制为资本积累提供了 “廉价的女性劳动力”“无偿的再生产劳动” 和 “对女性身体的控制权”，而资本积累则通过全球分工、技术垄断等手段，不断重构并巩固父权制的剥削形式（如 “家庭主妇化”“生育商品化”）。

因为资本对女性的压迫几乎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女性的生育属性，但是资本是承认女性的生育代价的，只不过是不愿意承担相应的成本，正是为了回避风险所以在就业机会、晋升机会和薪酬待遇方面歧视女性。而“回避风险”的前提恰恰是要承认风险本身的存在，而父权直接否认女性的生育代价，认为给男人传宗接代对于女性来说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更极端一点认为女性生孩子特指“生男孩”，只生女孩照样属于没有给男人传宗接代。

然而资本主义相对于前现代社会有两个进步之处：第一个是肯定人的自由，第二个是肯定消费行为的价值。相较于古典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是由女性深度参与甚至构建的，资本主义为了扩大生产和消费，在历史上对于女性解放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就比如糖的生产和贸易，历史上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大航海时代开启后的欧洲，女性对于糖的消费要远比男性热衷，因为传统上女性像男性一样酗酒被认为是十分不雅的，所以对于女性而言，糖就成了酒的替代品。对于同时代的男性而言，糖和香料一样都是起到调味品和药品的作用；而对于女性而言，糖和后来传入欧洲的咖啡、茶叶和可可一样，都是用来替代酒精的嗜好品。17 世纪末的戏剧家威廉 · 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在《双料商人》（The Double - Dealer）中就描绘了当时高度性别化的贵族社会生活：男人和女人会一起用餐，但在用餐结束时，男人会留在餐桌上喝更多的酒，而女人则会退到走廊尽头，喝着茶，分享着八卦。茶叶在刚传入欧洲时也被视为一种“女性饮料”，而男人更多把茶叶视作一种药材。

如此可见，女人聚在一起喝茶喝咖啡吃甜品，与男人聚在一起畅饮美酒起到了类似的社会作用。同时，糖和酒的生产和贸易也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开启大航海的重要动力就是寻找不受意大利人控制的的甘蔗与酿酒葡萄产地，在最早的殖民地—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殖民者首先建立的建筑就是甘蔗种植园与葡萄园，在大西洋岛屿上开辟的甘蔗种植园和葡萄园又塑造了后来欧洲殖民活动的形态。而甜菜制糖业和土豆酿酒业，同样为德意志的工业化积累了第一桶金。

在16-18世纪的欧洲，传统贵族、资产阶级新贵和中产阶层女性热衷于奢侈消费，把金钱投入到高档的服饰、家具、陶瓷、玻璃以及金属器皿当中，以至于出现了洛可可这种女性审美所主导的艺术风格。这极大的促进了欧洲纺织、家具、陶瓷、玻璃与金属加工行业的发展，推动了欧洲的工业化。这些行业的发展有导致对棉花、羊毛、蚕丝、毛皮、硬木、象牙、鲸鱼骨等原材料的需求激增，为了扩大原材料的获取，更多的封建庄园转化为了租地农场，更多的资金也投入到了海外贸易与殖民当中。同时封建庄园转化为租地农场的使农奴变成了在工场或者农场工作的自由劳动力，纺织业的发展也让大量下层女性转变为了产业工人。中上层女性的消费行为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把大量下层女性转化为了产业工人加入社会生产，工资收入又提高了下层女性的消费力，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上层女性接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通过文艺创作、慈善活动和争取参政权来争取女性的权利；而下层社会的女性工人和男性工人一样参与到工人运动当中，谋求改善薪资待遇、工作时长和工作条件，唯一的区别就是女性工人的诉求多了一条“同工同酬”。

很多人喜欢反思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诞生大航海、资本主义和原生的工业化，但为什么不反思一下一个完全抹杀女性的继承权和财产权，认为女性多吃东西和穿好点的衣服是“败家”，家里媳妇多吃了几个南瓜都是不会过日子；同时又不鼓励把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和进行奢侈消费，而是供下一代脱产读书科举做官和买更多土地收租的国家，又怎么能诞生以上那些东西呢？

与男拳幻想中的女性是被供养的一方不同，对于后发工业国家来说恰恰是“女人挣钱给家里花”的局面，对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初始发展只能靠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在工业化初期本国的重工业生产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维持生产还需要大量外汇来进口机器设备和零部件。而为了工业化和维持国民的生活水平自然就需要大量的外汇，除了侨汇和旅游这种小打小闹之外，真正能带来大量外汇的就只有外资和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了。而外资也不是来给你做慈善的，人家是奔着廉价劳动力和你的消费市场才来给你投资的。而外资来后发国家投资的对象恰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消费服务业这两个女性扎堆的行业。所以对于后发工业国而言，与其说是工业化带来的女权，不如说恰恰是女性走向工作岗位和社会才带来了工业化。不然靠着闭门造车男人在家种田和在手搓出来的五小工厂上班，女性在家做家务干点杂活的这种模式，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的。

关于女性消费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想了解更多的话，我推荐桑巴特的《奢侈与资本主义》、西敏司的《饮食人类学：漫话有关食物的权力和影响力》和《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这三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