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她世纪：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

“当男作家讨论娜拉怎样出走时，她们用作品建造了娜拉的行动。”

她们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女作家；是第一批剪短发、上大学、自由恋爱的“叛逆女孩”；是勇于用“我”说话、勇于发表对社会的看法、勇于表达爱情、勇于内心审视，也勇于向传统发出挑战的新青年；是一百年前中国女性中的“远行人”，是现代女性写作的“持微火者”，是破开岩石的坚韧种子。

文学不仅仅只是文学，女性文学也不是孤立的，它与女性解放史、女性教育史，新媒体传播、甚至与整个社会之于女性的想象都密切相关。学者张莉重返一百年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写作的发生现场，重现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日常生活，还原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文本如何生成的历史——一百年前的女性如何挣脱枷锁？今天，她们仍在回答我们的困境。

以下是张莉老师为《开启她世纪：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所作的绪言。

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代女大学生，是本书所关注的主角。

女学生与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渊源，只有借助于梳理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女作家的教育史、生活史及写作史，才有可能被充分阐明。为此，我想要借助的是“社会性别”这一视角。只有当研究者进入历史情境，采取“共时”的讲述，“社会性别”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视角，研究也才会具有意义。换言之，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关注“中国环境下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而不是时下女性文学研究中通用的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解读“中国现代女性写作”。

导论将勾勒出本书的主旨，并阐释社会性别与女作家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我的结论是，通过重视社会性别及女性写作实践，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独特性将被重新发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女性写作之间的关系将获得反思。有关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研究，会为我们业已熟知的“女性写作”发生史带来某种修正和调整，进而丰富我们对现代文学发生史的理解。

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历史条件

1898年到1925年，有关女性的一切价值判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女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她们的身体被凝视，被讨论，被批评，被试图改造，她们从来没有这样被举国重视。在这之前，中国女性普遍都生活在家内，遵从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亲”的行为规则。但是，1840年后，情况逐渐发生改变——妇女们逐渐被知识分子“发现”，女性问题被认为是国家衰弱的原因之一。正是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开启了晚清民初以来有关女性生活乃至整个民族国家的变革。

“妇女问题”经过自晚清以来近百年的使用，早已被常识化、本质化了。女性为什么会被讲述为问题、如何被讲述是值得关注的，但同时，“妇女作为问题”这个事件本身就值得关注。它提示我们，要求女性走出家庭，其动机是把女性作为“问题”看待和解决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使她们放足、进入学堂读书——双足的解放为妇女们生育出健康、强壮的后代提供身体保证，进女校读书使她们自食其力，以免成为男人的负担，另外，这样的经历也为将来的国民成长提供一位知书识礼的母亲。女学生的出现，其实是民族国家运动“福荫”的产物，换言之，借由民族国家的想象，中国历史上的新一代女性开始诞生。只有充分了解妇女被发现的历史背景，女学生之于妇女史及现代史的意义才可以被理解。

中国历史上现代意义的女学生——不是请私塾先生进入家庭，也不是名士文人在家中收的女弟子，出现在晚清。最早，她们出现在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女校中。有资料可查的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出现在1898年。之后，女学生（即从女子学校中培养出来的青年女性）越来越多，随着1907年清政府《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的颁布，女学堂在中国合法化，日益壮大的女学生群体也渐渐成为妇女中的文化精英阶层。

女学生身份对于现代女作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首先，女学生是中国第一群以合法的名义离开家庭进入学堂读书的女性。这使几千年只能在家内生活的良家女性进入了公共领域。其次，她们开始接受“家外”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她们被教育如何成为国民，为国家（而不只是为家庭）分担责任。这些责任包括生育健康的后代、教育孩子为国效力、帮助丈夫处理社会事务以及在成家之前可以自食其力等。在学校，她们获得了阅读大量报刊的机会：她们不必每天被家长要求刺绣、学习家务；她们不再只阅读与传统女性行为有关的书籍；她们将有更多的渠道阅读晚清民初不断出现的报刊，这些报刊和书籍为她们提供林译小说以及新鲜的资讯；她们还将在课堂上被要求写作，作文内容通常包括如何看待国民身份、探讨新女性形象、女性将来的义务、对旅行和家事的理解等。如果遇到一位开明的老师或校长，她们的文字及心得体会将以女学生某某某或某某女校学生的署名拿到报刊上发表，以显示当时女学教育实绩。

女性生活中出现的诸多新变化：走出家庭、进女校读书、与同龄女性交流、出外旅行、参与社会活动、与男性交往……都是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应该被视作女性写作时必不可少的那张“安静的书桌”。这里的书桌并不是实指，它象喻的是生存环境，不愉快的心情与环境将大大降低她们的写作热情。传统社会中的女性在家内安静写作的可能性远远低于那些女校中的写作者。家内的女性时常会被要求做饭、做家事、刺绣、带孩子，即使父母、丈夫允许她们写作，这件事也常常会被家务工作打断。在女校，上述情况则不会发生——读书、习作不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尤其是在她们的国文课堂上。当然，“安静的书桌”还隐喻了安静思索、自由选择情感归宿的可能。在1898年至1925年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女性获得了比她们前辈更多的生活自由，毫无疑问，她们所经历的外面的世界，远大于其母亲。

作为新的女性形象，“女学生”不只代表着新的社会群体，还意味着新的女性审美标准的形成：有文化、引领时尚潮流、对情感及未来有非同一般的认识。女学生群体的出现，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女性文化的开始。妇女们的文字获得更多的关注——出版商和报纸编辑们喜欢刊登女学生们的文字、照片。这一时期妇女们的文字际遇与她们的前辈相比也要幸运得多。对于后者而言，指望出版商大量出版著作是困难的，她们的文字只会在亲戚朋友的信笺以及与丈夫的两地鸿雁传书中出现，受众显然要少得多。从女学生身份出现开始，尽管刊登的目的各不相同，杂志们对于女学生文字的青睐从未停止。1919年后的新文学期刊也加入了乐意发表女作者作品的期刊行列。事实上，“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艺术生产方式——是成千本印刷，还是在风雅圈子里流传手稿——对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也决定作品文学形式本身”①。——传播方式的变换意味着现代女作家即将出现。

到1919年，中国的初等小学女学生是190882人，高小女学生则达24744人，②这个数字远远大于十年前女学生数量。官办的师范学堂由官方出资，为女学生提供学习费用，现代女作家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丁玲等，都曾经以师范女校学生身份获得过资助。1922年至1923年间，中国还出现了两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高师和燕京女大。政府开始资助青年女性出国留学，她们在日本、美国、英国学习医学、师范、艺术史、文学等。这些进入高等学府就读的青年女性，比普通的家内女性或中等师范的女校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阅读、写作、发表文字、进入社会领域的机会。了解这一教育史背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女作家都来自当时女子高等学校和国外留学归来的女大学生群体这一现象，便不那么令人惊奇了。

现代女性写作者的产生

把妇女们从家内“解放”到学校，就能产生真正的现代女性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便没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完成。需要辨析的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不缠足”“兴女学”运动与“五四”时期的女性运动有本质区别。康有为、梁启超号召女性放足进入学校，是为了培养健康的国民。他们看重的是女性的生产功能。换句话说，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们看重的是女性的生产力，其实质就是“妇女的生物性再生产（生育）被等同为民族的生物性再生产（繁殖）”③，即健康的女性生育健康的国民，有学识的女学生将成为他日的贤妻良母。

新文化运动也号召妇女们从家庭中逃离，但看重的是对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尊重。新文化运动对“妇女是人——有着独立自由意志的人”的认识，对于女性运动发展至关重要。这无异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对于妇女的发现，即发现她们的人格。

为数众多的学者都发现了晚清民初以来中国女性身上发生的从外表到精神的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变化。这真是一场有关女性身体的改造运动。在当时，这个运动常以“母亲”与“女儿”的对比方式比喻。“母亲”，她们裹着小脚，梳着传统的发式，穿着长衫，目不识丁；而“女儿”们，脚是天足，发是短发，衣服的式样也开始变短，以利于运动，她们上新式学堂，敢于公开演讲，也有作品在杂志上发表。与此相应的是精神气质的变化：“母亲”的脸上的胆怯害羞被“女儿”脸上的活泼大方所替代。知识分子们以“旧女性”和“新女性”命名“母”与“女”，也暗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出现。与旧女性迥异的人生观、价值观使这些新女性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才女。现代女作家们无一例外的“新女性”身份，为新文学的写作者都来自新的女性阶层这一论断提供了佐证。

对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探源将使我们意识到，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成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并不必然产生现代的女性写作。女性文学、女性写作有其自身的源头和轨迹。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她们的文字——“浮出历史地表”后的文学作品的确值得书写和铭记，同样，她们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情状——既丰富又模糊、既隐秘又诱人的空白之页，也值得记忆与关注。

有必要借用伍尔夫的句式来讲述现代女性写作者的发生史：现代女性写作者的诞生，要感谢两场战争，一场是把妇女们从家内解放到家外的“贤妻良母”的战争，另一场则是在“五四”时代的“超贤妻良母”运动，它为妇女们的解放提出了“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的目标。如果说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只是为女性写作提供了客观条件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则为现代女性写作提供了创作者——一批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女性。她们是勇于用“我”说话、勇于发表对社会的看法、勇于表达爱情、勇于内心审视，也勇于向传统发出挑战的新青年，是与男性青年并列走在时代潮头的女性青年。

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理解为“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④，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写作史不只是女性文学史，它还是现代女作者出现的历史，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文本如何生成的历史。

现代女性作家的轨迹——逃离家庭、接受新文化教育、自由选择婚姻、自由写作，既是庐隐、冯沅君、白薇的生命经历，也是丁玲、萧红等人的人生体验。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苏醒使她们参与现代文学的书写，并且，她们开创出现代女性写作传统的事实表明，“五四”运动之于女性文学的贡献之一，在于它为现代女性写作培养了一批有着独立意识的写作者。⑤

这样的证明牵涉到以往人们对“五四”的理解。在诸多女性文学研究者看来，“五四”时代“女性文学之所以特别易于被主导话语同化或者取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仅以人本身为目的的运动，‘五四’运动、妇女运动都是以民族问题为前提”。⑥

陈晓兰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仅用西方理论和西方的眼光、标准评价中国的妇女和妇女文学，则会走向死胡同，至少会走向简单化、僵化，沦为仅仅成为学术界妇女精英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而无助于中国妇女的现实。”⑦但是，她提出来的论据却令人遗憾，在她看来，“五四时代，提倡妇女学文化是为了提高种族的素质，与男性进行交流。提倡妇女解放，把女人当人看，是以对弱国子民的反思和强国强种为目的的”⑧。

论据依据的并不是历史事实，以“强国强种为目的”的妇女运动出现在晚清及民初，而在个人主义彰显的“五四”时代，妇女是被当作人而非当作贤妻良母“解放”。那种以“强国强种为目的”的解放，恰恰正是“五四”知识分子们所严厉批判的。如果妇女不是妻子、母亲，她本身有自己存在的意义吗？在“五四”时代，无论是鲁迅、胡适、周作人，还是叶圣陶、李大钊都使用了肯定句式。叶圣陶的《女子人格问题》就是直接针对把妇女当作“物”而非“人”的现象进行批判的，而胡适在《美国的妇女》中提出的“超贤妻良母”主义，实际上也是对于妇女本身有其生命意义和价值这一命题的肯定回答。

在中国，还没有哪个时代能像“五四”那样关注“妇女”的生存境遇，尽管当时并没有出现如西方妇女史上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但是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及认识深度，却并不像女性主义研究者所笼统批评的。

中西妇女史比较视野的引入

虽然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史的研究书稿，但是，它依然有着引入“西方”“世界”妇女运动史背景的必要。只有在充分了解“他者”的情况下，才能认清这个久已熟悉的、已成为定式的“自我”。

本书第一章讲述晚清社会中的妇女问题时，引入了世界妇女运动史作为观照。这里说的世界妇女运动史，指的是发生在欧美等国的妇女运动，而不是传教士或留洋考察归来的知识分子眼中的西方妇女境遇。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晚清叙述中的西方妇女与历史现实中的西方妇女处境的对照，将使我们更真切地触摸到“西方妇女”在晚清传教士及中国知识分子话语中被“策略”叙述的命运——西方妇女的生活处境、婚姻爱情及就业被完美地建构为中国妇女努力学习的榜样。与此同时，中国妇女曾经为家庭做出的贡献都被贬抑，她们被看作是坐食者、分利者以及使国族衰弱的罪魁祸首。她们不仅仅被认为是处于黑暗世界的需要拯救者，其裹着的双脚——曾被男人赞美为性感的标志，也被视为国家及男人的莫大耻辱。

无论是赞美或贬抑，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妇女，在这场政治叙事中都遭遇到了“变形记”的命运。作为流行的记叙模式，它显现了晚清民初以来一个贫弱民族面对西方殖民过程中的“自我殖民”色彩。男性知识分子们感受到的中国妇女的屈辱处境与民族国家的屈辱处境在妇女问题上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合。这种经验是第三世界国家所共有的。近来出版的《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一书中收录的对印度、巴勒斯坦、土耳其等国家妇女问题的分析记述了与中国相类似的经验。⑨

对发生背景的观照，将使我们更能理解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女性的写作内容中包含的对社会问题的巨大参与热情。这也有助于理解现代女性的“政治写作”。在中国，现代女性写作是以“问题小说”开始的，代表作家谢冰心还引领了问题小说的写作潮流。换句话说，尽管女作家对社会问题参与讨论的作品被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解读为“被压抑的女性意识”，但了解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她们的处境——闺中女儿不能越雷池半步，只有家内生活的经历；了解当时大部分读者对于女性写作的认识——它们是伤春的、自怜的、多情的、风花雪月的……那么，冰心、庐隐等作家对于社会问题的写作热情就将得到重新认识。这是从闺中女儿成长为社会人的勇敢，对社会问题发言正是她们的女性社会身份苏醒的开始，而不是相反。乔以钢教授在《灵魂苏醒的歌唱——论五四时期的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认为，“作为一个新型的创作群体，‘五四’女作家第一次打破传统妇女文学的狭小圈子，在‘人’的意义上自我发现，将富于主体精神的女性意识渗透在创作中”⑩。

冰心

实际上，这样的政治写作也是女性身份本身变化引发的——民国以后的妇女，不只是妻子、女儿、母亲，她们还是女性国民、女学生，到了“五四”时代她们还被认为是与男人一样的人。女学生、女性公民、人，这种身份的转化，使她们认识自我与世界的眼光发生某种变化。“因此，她的注意力，就从过去局限于住宅的、个人的中心，转向非个人的方向，而她的小说，自然就具有更多的社会批评和更少的个人生活分析性质。”⑪借助于伍尔夫蝴蝶与牛虻的比喻可以看出，现代女性对于社会改革的热情参与——热衷做牛虻而不是蝴蝶的选择，是妇女生活非个人化倾向的表现。关注社会并非跟女性意识对立，它们不应该被简单解读为“受压抑”。

对于女作家作品的社会性，正如乔以钢教授所指出的，应该将其视为“女性主体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充实和拓展”：“因为当时的转变并非来自女作家以男性思维、男性风采为范式的趋同，而是女性自身由‘人’的觉醒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参与意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与现实剧烈碰撞的结果。也就是说，当政治斗争成为社会生活重心所在，特别是当民族处于生死搏杀的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女性主体意识十分自然地注入了参与社会进程的新内涵。尽管以传统的性别眼光为尺度衡量，她们的‘女性味’大为淡化几近不存，但就其本质而言，又是‘女性作为人’的现代女性意识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⑫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女性写作批评实践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有关女性写作的研究，尤其是现代女作家作品的分析、批评，大都是从民族国家、阶级的社会学角度出发。在以鲁迅、茅盾⑬为代表的一批批评论家那里，女性写作价值借由一种男性的、社会学的文学评价体系得以彰显。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曾对中国女作家研究有过革命性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于对单一政治标准的反拨，再加上国外女性主义理论的引进，一批研究者开始借助女性主义理论，对现代女作家的生活及写作史重新阐释，进而梳理出女性写作传统。正如许多研究综述业已指出的，最早使用这种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又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女性主义专著是《浮出历史地表》⑭，这部著作显示了强烈的女性主义精神和立场，两位作者对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女性精神和女性体验的作品进行褒扬，而对女作家放弃女性精神、表现出与主导话语趋同的写作深表遗憾。也因而，借助于孟悦和戴锦华这两位张扬女性精神与立场的学者的眼睛，现代文学史上的女性写作呈现出了不同的景象。《浮出历史地表》重估了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浮出历史地表》开启了追溯女性文学传统的研究道路。

其后的许多女性文学研究者出版了大量女性文学研究著作⑮，在研究中表现了与《浮出历史地表》相似的立场：以女性意识及女性体验为评判标准。某种程度上，女性主义批评在最初进入中国时给当时的文学研究以“陌生化”效果，也成为对主流话语进行反思、批判的有力视角。陈晓兰在《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中总结性地把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者们的研究方式概括为“沿着西方‘女性主义阅读’和‘女性中心批评’两种方式进行。不论是对男性作家作品进行的女性主义式阅读，还是对个别女作家、作品的分析或对整个女性文学史所进行的宏观论述，都是围绕着女性意识这一中心命题展开”⑯。于是，“女性意识，包括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个体意识、自主意识成为评判作家、作品的出发点和标准”⑰。

女性主义理论给女作家研究领域以崭新的方法和视角，无可阻挡地成为“女性文学”研究中的经典“范式”。女性主义角度支配着大多数的女作家研究，其最终的指向可能是一个有关女性写作的完满假想：以女权与男权、边缘与主流、弱势与强权、个人与国家斗争为线索，彼此对立冲突的动态图景。

“一旦描写的镜子变成一种规定性的工具，那么镜面便被阴云覆盖。”⑱虽然女性文学研究在不断地继续，但内在的超越和突破却没有能真正获得。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认识到，尽管可能有着同样的“女性主义”命名，但是否存在着统一化的女性和本质化的女性文化，却令人怀疑。“审视不同女性之间的差异，包括民族差异以及同一民族内不同的阶级、种族、种姓、性别等方面的差异，以便能更具体地分析女性的处境、制定行动的策略，以期在文化上呈现一个更复杂的世界”⑲，已经成为新一代性别研究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

《浮出历史地表》的作者之一戴锦华教授对中国性别研究领域过于倚重欧美理论的情况提出了反思，在她看来，当时对国外理论资源的引进、介绍值得反思。因为当时一方面是“将视野限定在欧美，主要是美国之上，一方面其选择、评判的依据，却基本上是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需求”⑳。也就是说，对国外理论资源的译介缺少充分自觉的“拿来主义”。这样的结果是，“这些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国外理论，便在西化的总体氛围中，被绝对化，乃至神圣化或普泛化，成为相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真经’”㉑。所以，戴锦华认为，一旦割裂了历史，我们便可能忽略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发生、发展脉络，忽略了其表述背后的现实诉求。而这样的历史脉络，实际上与我们自身的历史脉络存在巨大差异。

本书从历史情境入手，从源头进行的发生学研究，是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尝试。我的目的在于重新唤起女性文学研究的活力，希望将既定的前提与结论历史化、问题化，在女性文学研究中引入反思的因素。当然，这里的反思不是一种推倒重建，而是在具体的研究中呈现。

女性与阅读

本书的反思不只是体现在对中国女性写作发生的重新认识上，还体现在对于女性写作的整体认识上。现代文学的发生，不只是有关文学的发生，还是现代思想、文化、政治复杂建构的一部分。即使没有阅读过她们的作品，教科书上的“常识”也会使现代文学的爱好者了解陈衡哲对白话文写作的探索、冰心对于母爱的热衷、庐隐是个热心的社会问题讲述者、冯沅君是位新女性等诸如此类的“知识”。毫无疑问，现代文学的生产已然成为一种机制。不得不说，关于这些文学史上女作家风格的“知识”，是被建构的而非自然发生的。

如果说本书的上编（一至四章）关注的是现代女性写作者的产生，那么本书关注的第二个命题则是现代女性写作风格及范式的初步形成，探讨现代女性对现代文学所做出的贡献。对于女性文本的分析，我引入了传播学及接受美学的某些理论。在我看来，对冰心、庐隐的阅读不只是有关作品风格、内容及形式的阅读，还是对新的女性/女学生形象的阅读与接受。冰心等对于现代女性写作产生的影响，不只是其文学作品风格的影响，还包括对现代女性气质的影响。

在本书中，从阅读、传播的角度去理解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它们被认为是“发生”的一部分。对女作家作品的接受、阅读、赞美，既是对女性写作的理解，也是社会对新“女性”形象的阅读与接受（当时的女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女学生读者，也为书中女学生人物的消费提供了庞大的阅读群体）。

如果把现代女性写作看作是自足的系统，第一代女作家的作品显然并不如之后的女作家作品令人满意。但她们的声名——在文学史及大众印象中，看起来似乎远比后来的许多同行响亮。“得风气之先”只是答案的一个方面，现代文学发生期读者与批评家们的参与热情——互动性阅读与讨论、新文学期刊的大力扶持都功不可没。女性写作与男权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压抑与反压抑、敌对与反抗。相反，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如果没有男性读者及评论家的主动参与，女性写作将面临更大的困境。

现代女性写作史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与男权对立的历史，它们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感知到的复杂。事实上，在现代女性作家出现的历史中，男性批评家们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参与（主导）建构女作家的历史，也开创了最初解读女作家作品的历史——当然，性别的盲视或压抑也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把女性文学研究比喻为房屋，那么以女学生为视角的研究方式则应该被看作那扇隐秘的、能看到新鲜风景的窗户，透过它，我们看到的风景将与往日不同——既可以看到现代女性写作者身份生成的历史，也将看到新的女性文学写作方式的初步形成，那是独属于女性的语言、内容、视角及写作方式的出现。通过这扇“陌生”的窗户，我们将认识到现代文学发生史的丰富与复杂。

1898—1925的选择

尽管1917年至1927年被普遍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十年”，但就女性写作而言，1925年前和1925年后的写作有着重要的甚至是“质”的变化。1917年至1925年间的女作家——本书讨论的女主角们，其作品包含着浓厚的女学生气息。这些女作家大部分处于学校环境，尚未全面接触社会，她们在作品中表达出的对社会、他人命运的关注，有着鲜明的“青春”“幼稚”的气息。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其性别色彩尚未清晰，她们还没有独立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女性身份。从个人生活而言，这一时代的她们都还处于情感空白期或热恋期，尚未进入婚姻。就社会环境而言，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尚没有大批进入公众交往空间。因而，这一时期的女作家作品，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而是女学生写作，一个重要的表征是：此时的她们，乐于把爱情中的“我”与“他”说成“我们”，进而想象成为坚不可摧的情感堡垒。所以，并不夸张地说，她们是一群女学生作家。

1925年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冰心、庐隐、凌叔华、冯沅君、苏雪林等人从大学本科毕业，她们走出了校门——或结婚，或生子，或去国外深造，或赴大学执教。也是这一时期，《娜拉走后怎样》《伤逝》先后发表，表明当时的“女性解放”遇到了障碍。就女性写作而言，庐隐们都不约而同地面向了“胜利之后”处境的思索：当她们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后，“她们”的路在哪里，“她们”的路该怎么走？

我以为，就整个现代女性写作史而言，1898年至1925年时段的选择更贴近女性写作发生的课题。只有聚焦于这一时段，女性写作发生时的女学生特色才会被重新重视与发掘。从文本成就看，尽管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成就不及后来，但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的出现及现代化写作、读者对女作家的阅读期待、主流评论家对经典作品阐释的模式，都在此时发端，这一时期包含的诸多可能要比我们一般理解的更为丰满和复杂。

正如读者将看到的，本书的结构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网状的。我更愿意把这样的写作认为是一种深度描述。对于现代女性写作发生这一事件，我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这样的观察既可以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对文学的外部及内部研究，也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学、文学、教育史及妇女史的交叉研究——与通常人们把女性写作看作是一个文学现象相比，我倾向于把它看成是文化现象。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一至四章）描述的是晚清到“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代女作家们由闺中女儿到女学生，最后成长为女作家的过程，我将描述妇女们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变化：家庭教育、新式学校生涯、阅读资源、教育历程、情感变化、大学生活、编读关系、发表作品经历……与此同时，她们和当时大部分的中国女性一样，将经历不缠足、兴女学、剪发、新式学校生活、参与或见证学生运动、讨论爱情话题、逃婚、抗婚或自由恋爱等。事实上，我试图讲述的是现代女性写作者身份的生成史。

下编（五至八章）则关注的是现代女性写作风格的初步形成及现代女性对现代文学史所做出的贡献：青年女学生形象的自我建构与想象；女性知识分子视角的形成；书信、日记体形式的初步尝试以及对于“第一人称”从陌生到熟悉的运用；女性作品的出版、阅读、阐释的历史描述。在本书中，1898年至1925年间陈衡哲、袁昌英、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苏雪林等人的写作，被认为是现代女性写作风格上勇敢的、多方位的尝试，这些作品和它们的作者一样，具有青春气息和感染力——既青涩幼稚又热情真诚，这些特点也恰好与当时女学生们的群体形象有某种相似，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青年文化”和“青年文学”㉒特质吻合。

或许，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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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第73页。

② 引处所引数字并不包括教会学校学生数。数字引自俞庆棠：《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女子教育》，载庄俞等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第190页。

③ 陈顺馨：《导言一：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介入》，载陈顺馨、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9页。

④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前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⑤ 钱理群在《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问题是从属于政治的，所强调的是妇女在政治上与男子的平等，即与男子一样平等地担负起对于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共尽‘国民’的义务。……五四时期的妇女问题则服从于‘人’的解放这一时代的总主题的。”事实上，“五四时期发现的是妇女独立价值。他们首先确认的妇女不是儿媳妇，不是我的妻，而是一个人”。见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第328页。

⑥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第95页。

⑦ 同上，第97页。

⑧ 同上，第96页。

⑨ “而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妇女解放运动则大都与民族解放运动、独立建国相伴生；而且极为有趣的，大都首先由男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妇女的悲惨命运与生存状况或成为社会动员的有力方式之一，成为前现代或殖民时代社会暴行的最佳例证，成为传播、印证现代性话语的成功途径。因此，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尤其是其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或曰国家民族女性主义话语，尽管无疑带有战前民族动员、战后整合重建时所需的妇女劳动力的意图，但女性主义作为国家民族主义话语的动员与实践途径之一，它与民族主义叙述及其实践的关系，便显然大不同于欧美女性主义。而更为有趣的是，男性启蒙者的妇女解放话语，尽管间或用于反殖的社会动员，却同时成就着一种对‘进步、文明’的西方的臣服……”引自戴锦华：《导言二：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载陈顺馨、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第32页。

⑩ 乔以钢：《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钢自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第143页。

⑪ 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载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第57页。

⑫ 乔以钢：《论中国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载《中国女性与文学——乔以钢自选集》，第143页。

⑬ 对于现代女作家的个案评价和研究，从“后五四”时代就开始了。鲁迅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导言中对凌叔华和冯沅君的作品做出过经典的评价，这甚至成为后人研究这两位作家的基本共识。胡适曾为中国第一位女作家陈衡哲的《小雨点》写序言，并认为她是第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另一位对女作家进行扶持的评论家是茅盾，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写过《庐隐论》《冰心论》《女作家丁玲》，从一位编辑和评论家的角度，对三位作家做出了“五四”式的评论，认为庐隐是“五四”的产儿。对丁玲笔下“莎菲”小资产阶级的评价，也代表了当时评论家们的阶级立场。20世纪30年代，有五部以上有关现代女作家作品的评论集。这些都是当时共时性的研究著作。

⑭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初版。这部著作在妇女研究领域广受关注。2004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

⑮ 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现代女作家进行系统评述曾有个高潮。不少女性评论者以女权主义的方式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及生活都做了重新点评和理解。对女性写作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并确立了女性写作的范式。这些著作包括《中国女性文学新探》（盛英），《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乔以钢），《颠踬窄路行》（刘纳），《低吟高歌：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论》（乔以钢），《中国现代女性创作及其社会性别》（乐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別意识》（李玲），《“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刘慧英）等。

⑯ 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第84页。

⑰ 同上。

⑱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79页。

⑲ 陈顺馨：《导言一：女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介入》，载陈顺馨、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第2页。

⑳ 戴锦华：《导言二：两难之间或突围可能？》，载陈顺馨、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第31页。

㉑ 同上。

㉒ “青年文化”和“青年文学”是王富仁先生在《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一文中估价创造社的意义时指出的。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期的现代女性写作也有着类似的特点。

目录

上编 现代女性写作者的出现

第一章 女学生：民族国家视域下的新女性想象

一、发现妇女

二、作为生产力的妇女

三、“妇女解放”：一个问题的两种看法

四、女子教育三十年

第二章 强健身体，活泼精神——女学堂：改造妇女的场（1898—1918）

一、学堂里的放足运动

二、修身

三、课余生活

四、必要的注解：融入或抵抗

第三章 叛逆、独立、浪漫的青年一代——“五四”：对妇女问题的再认识（1919—1925）

一、妇女人格问题讨论

二、剪发运动

三、爱情自由

四、男女同校与社交公开

五、“五四”时代的女大学生

六、对现代女性教育的反思

第四章 从女学生到女作家

一、林译小说的爱读者

二、阅读塑造新女性

三、国文教师

四、热爱文艺的女学生

五、新文学期刊的大力扶持

下编 现代女性写作风格的初步形成

第五章 女学生形象：一种自我书写与建构

一、晚清小说中的女学生形象

二、女学生笔下的新女性们

三、女学生：女人的青春岁月

第六章 女性知识分子视角的初步形成

一、社会人的自觉

二、“我们女人”

三、发现儿童

第七章 第一人称与女性写作

一、作为旁观者的第一人称

二、日记、书信体形式的采用

三、自白式写作

第八章 被阐释的经典——第一代女作家作品阅读史

一、“冰心女士”的接受史（1919—1949）

二、结集

三、批评家眼中的女作家

四、进入新文学大系

【相关作品】

《开启她世纪：女学生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

作者：张莉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史的研究论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代女大学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是本书关注的对象。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文学现场，结合社会史、教育史、妇女史等背景，本书重现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女作家走出闺房、走进学堂、走进社会、开始文学创作的过程。从源头进行的发生学研究，是女性文学研究的新尝试。

本书研究的既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者身份的发生史，也是中国现代女性写作传统的生成史。这是源头：百年现代女性文学的历史帷幕由此郑重拉开。

【作者简介】

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五届最受研究生欢迎十佳教师，“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主办人。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小说风景》《持微火者》等。主编“百年文学中的北京”、《飞鸟与地下：2024年短篇小说20家》、《无穷的彼处：2024年当代散文20家》、《平静的海：2024年中国女性小说选》、《有情：2024年中国女性散文选》等。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