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王光尧
耿宝昌先生在故宫瓷器展柜前。 王 琎摄
耿宝昌先生是陶瓷研究的大家。他长于陶瓷鉴定，代表作《明清瓷器鉴定》是中外从事陶瓷研究尤其是明清陶瓷研究者的必读书。今年11月10日，103岁的耿先生魂归道山，这是中国和世界陶瓷研究的重大损失。30多年来，我一直与先生一起工作。随先生学习的往事一幕幕，让我难以忘怀。
1922年，耿宝昌出生于北京。他成长和价值观形成的时候，正值仁人志士奋发图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时期。青年人立志报国，选择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等图强之路。耿先生入敦华斋学成后创办振华斋，也是如此。一次，我问先生为什么取名“振华斋”。他吃惊地看着我说：“振兴中华呀。”我顿悟，先生的爱国情怀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
他常说，瓷器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们一定要把瓷器研究好、研究透，要让世界知道中国人通过瓷器带给世界的贡献。他反对跟在外国人后面人云亦云，甚至否定中国瓷器的价值和意义。他用自身所学文物知识服务于国家，开展一级品文物的鉴定工作，致力于文物征集和海外文物回流工作。1986年，他把自己收藏的20多件瓷器、青铜器无偿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先生说：“故宫是我安身立命的第二家”。
从1956年进入故宫，耿先生在这里工作了近70年。他认为故宫博物院之所以在学界有较高的地位，不仅仅因为有紫禁城和众多文物，更因为拥有马衡、唐兰、罗福颐、顾铁符、单士元等一流学者和一流研究成果。“在故宫从事研究的人，不仅自己要胜任，也要做好传帮带。”
耿先生为学，讲究眼勤、口勤、手勤，身体力行在实践中获取真知。2010年，88岁高龄的他到南京参加明洪武瓷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朋友告诉我，别的学者做演讲时，耿先生一直在认真做笔记。因为不会用电脑，他只能用笔和纸来记，把别人的发言一字字写下来，非常不容易。
先生常说，一个地方没到过，这个地方就生，只有眼见、亲历才能有收获；学习不能只盯瓷器一项，要广博，把不同门类的知识当作瓷器研究的参照和营养。他是较早在著述中把中国瓷器与越南、泰国、日本以及欧洲瓷器进行比较的学者。先生每每说：“广是精的基础，学问之道就如同一把折扇——万流归宗，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学问，不要在一条小道上有所收获就沾沾自喜。”他还认为天下没有无师自通的道理，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老师，师傅领进门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基础；其次是紧跟学术发展的潮流，要了解学术发展的方向和研究重点所在。
先生和我的办公室都在故宫南三所东所第一进院。30多年来，先生进院子后都会喊我一声，我便带上水瓶去他屋子里，喝茶、聊天、请教。有一次观看南宋官窑瓷器，他说官窑瓷器和龙泉窑瓷器的胎不一样，轻叩的声音不同；汝窑、哥窑瓷器声音也有自己的特点。关于胎的不同，我们在考古工地也有所感悟，比如胎的配方和烧结度不同，由此造成瓷片的碴口痕迹不同。而汝窑、官窑、哥窑和龙泉窑瓷器在轻叩时声音的不同，是先生教我之后才了解的。先生还教我区别永乐瓷器和宣德瓷器，把永乐和宣德的瓷器放在一起，要闭着眼也能通过触觉来区分其釉面才行。先生在经手数十万件瓷器后，对不同时代的瓷器釉质特点已经烂熟于心。
耿先生毕生致力于文物保护。他多次到湖田窑址调研，最终规划了湖田窑的保护范围。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耿先生与谢辰生先生、宿白教授联名致信中央，呼吁加大对御窑遗址的保护并建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由此开启了对景德镇御窑遗址的综合研究。
我最后一次见先生，是今年10月5日在前门东大街先生寓所。当时陪同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一行到先生家，王院长代表文化和旅游部领导就中秋和故宫博物院百年慰问先生。那天，院长离开后，我返回房间看望先生，他拉着我的手一直不放。不意此行竟成永别。
多想再听先生每天进入院子喊我的声音，多想再与先生一起分享考古新发现的喜悦、谈论景德镇御窑遗址保护的新进展，多想一起等待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消息的传来，多想共同迎接两岸故宫文物合璧的时刻……
先生虽逝，其文章与精神永存!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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