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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整个人陷入了虚脱状态。
当我把一直埋在心里的事都全部滔滔不绝的说出来后,我只能躺在床上,脑中一片空白。我的身心都已麻木,坦白交代使我卸下了沉重的包袱。现在我在茫茫的空间漂浮着,没有着落、没有目的。
半梦半醒之中,我感到虚弱、郁闷,以为很快就会被处决了。想到这点我也无动于衷。那时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对自己的境遇也毫不在乎。
我花了8个小时才把真相全部抖落出来,他们现在对我的了解已不亚于我自己。一个审问者抬腕看了一眼手表,我注意到我们一刻未停地谈到了凌晨三点。屋里的气氛缓和了些,能用朝鲜话与审问者交谈使我比较舒服,但这完全是一场空欢喜。一个轻柔而无情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回荡:我和我的家人都完了。
在我坦白交代的两天以后,我才觉得正常了一点。特工们在恢复我的精神状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和我一起闲谈,互相交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看法。那个用中文审问我的英俊男特工名叫南强,站在我身边年轻一点的男特工叫沈洙,女特工个子娇小、容貌俏丽,名叫李玉。
虽说是汉城摧毁了我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我心底仍存在着一些疑惑。我见到了许多宏伟壮观的建筑物,看到了许多幸福美满的景象,但汉城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在那些宏伟的建筑物和昂贵的物质后面,他们真的幸福吗?
有一天,我问李玉,“我能看看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吗?”
“当然,什么时候都行。”她回答说,并把我的要求转告了她的上司。
我去欧洲执行任务时,并没有弄清那儿的生活全貌。特务纪律中有一条规定,除非是迫不得已,否则不允许我们与外国人交谈。由于身负重要使命,紧张感时刻笼罩头顶,想在到过的国家真正体验一番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可现在身处汉城,我想真正了解下这个城市。
过去我只能根据表面观察,和在街道上行走时的所见所闻,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好坏。如果走进一个市场,看到商品繁多,就断定这个国家的生活比朝鲜好。如果看到许多酒吧和酒店,就认为那儿的文化腐朽没落。如果见到街上有乞丐,那么这个国家显然是穷的养不活他的人民了。
过了几分钟,上司已经批准了并且一切准备就绪。李玉问我是否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我回答说没有,去什么地方都行,最好是某个能代表汉城的地方。
来到外面,李玉走在我身边,南强走在我们后面,沈洙走在前面。他们给了我25000韩元做零用,这看起来就像一大笔钱。
我们从永东狭窄的胡同里出发,很快来到一家名叫乐天的百货商场。他们告诉我,这个名字取自于德国作家歌德的作品《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走进商场,我不无好奇的想看看这里的商品是不是外国货。商品质量果然极好,可名字都是外国的,我马上向李玉指出这一点。
“不,它们都是韩国生产的。我们有许多产品都向国外出口,所以得有外国名字。不过你怎么不买点东西呢?”
我怯生生地走到化妆品柜台前。售货员是个友好和善的女士,她的礼貌客气使我感到很陌生。在朝鲜,可卖的商品并不多,商店的售货员也都高高在上的粗暴无礼,而这里的人似乎都想尽力为你效劳。
“想买点什么?”店员礼貌的问我。
我示意要买一种面霜,尽量不说的结结巴巴。“这是进口的吗?”
她拿出一瓶微笑着说,“不,这叫乐喜雪花膏,是汉城乐喜化学工业社(LG)生产的,只卖六千五百元一瓶。”
我还以为这瓶面霜要花不少钱,一看买得起我很高兴。要计算出我手中的钱到底能买下多少东西是不可能的,我只知道审问我的人不可能给我太多钱。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好意思买下这瓶面霜,因我仍很难适应这自在轻松的气氛。最后李玉给我买了一条围巾,五花八门的商品看得我眼花缭乱,真不知道给自己买点什么好。
我们又接着往前走,街上人山人海,可看来都不是在匆匆忙忙赶路。三五成群的男男女女一边自由自在的走路,一边谈笑风生。我看见有个男的穿着奇怪的制服,手里拿着锅在敲,我想他大概是个乞丐。可李玉对我说,他是在替慈善组织募捐以救济穷人。
“今天是圣诞节前夕,一年中的这时候做点善事正好。”她鼓励我捐一点钱。
我看着街上人人都很开心,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情景既让我十分感动、又使我大为困惑。朝鲜人从不过圣诞节,大多数家庭连听都没听说过。为什么韩国一个非西方国家要过圣诞节呢?当然,它是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傀儡算是一个原因,但人民看来是真正的喜气洋洋。他们手里拿着礼物,有的甚至还哼着圣诞歌。我突然感到一阵悲哀,自己并不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更使我奇怪的是,商店的售货员竟然站在店门口,扯着嗓子拉客人进去。过了很久我才明白,是竞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这也正是汉城如此繁荣的原因。
“我肚子饿了,能吃点什么吗?”我小声说。
“当然可以。”李玉边说边带我来到一条小胡同里。
街两侧全都是饭店,橱窗里陈列着各种食品,令人垂涎的米糕、天妇罗、肉冻、血肠,甚至还有炸鸡,一种用面粉和肉特制的韩国食品。看到这么多的食物我都呆住了,我记得在朝鲜已经十年没见过有肉冻卖了。妈妈有次买到一个烂西瓜都感到幸运之极,如果我能把家人带到这儿来就好了。当这一切呈现在我面前时,我真是难以想象他们在朝鲜所过的苦日子。
“想吃点什么?”李玉问我,“你可以自己挑个地方吃饭。”
因为喜欢吃血肠,所以我指了指一个专卖血肠的小店。店里的人很多,许多人喝的都是烧酒,一种传统的韩国米酒。我们买了些食物找位置坐了下来,坐在旁边的几个中年男人正在抱怨最近的选举。
“也不能说都是政府的责任。”一个人说,“如果大家都只是想着自己,那就不能期望太高。”
“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各个小党派能结成同盟,他们完全可以在选举中获胜。”
我用期待的眼神望着坐在我旁边的特工,等着他们去逮捕这些随便议论和批评上面的人。可这些特工虽然也听到了这番话,却一点也不在乎。他们只顾吃自己的东西,对其他的事毫无兴趣。
后来在回南山的路上,我对这个直言不讳的社会越来越感到不安,便问他们,“为什么人人都可以自由的批评上面?”
他们都大笑了起来,“这是民主社会啊。”李玉说,“我们这儿有说话的自由,没有什么法律禁止大家批评上面。”
“我还是无法理解。”我对她的理由不以为然,“很难相信这种国家能办得成什么事。我还注意到了一些事,刚才经过一个建筑工地时,我只见到几个工人,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只有夜间施工?”
“什么?”南强看来对我的问题大为不解。“你们在朝鲜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会发动每一个人参加劳动。我们动员军人、学生和政府的人一起挖土、拌水泥、运砖头,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我自豪地回答说。“参与一项大楼的建设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许多人都干得很起劲。”
“我明白了。”南强回答道,“这里完全没这回事儿,我们用机械来承担大部分的工作,工人只用按时来上班就行了,不需要那么多人做苦力。”
可我无法理解他说的话,也无法评价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是如何先进,它就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国家。为什么朝鲜的建筑业达不到这种现代化程度呢?为什么韩国的人们可以生活的如此自由自在?
我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能在生命结束前,都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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