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国纷纷拒签印度签证，印度人终于觉醒了，可觉醒后更疯狂

这两年许多国家对于印度签证申请都开始收紧，出现了一次比较广泛的签证风暴。这并不是单凭某一条政策能够概括的，核心问题是接受国对印度人的信任大面积崩溃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一些东南亚小国有着类似的反应，在审查标准上变得更高，拒绝率也显著上升，并不是简单地因为外交上的矛盾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事情。

事情的起点在于留学用途被改变，过去出国留学是去学习的，但现在很多人把留学当成了移民通道。一些人不是为了学习才申请学签，而是想绕开移民限制，他们把学签当成了一步棋，接收国在审查时发现这种情况越来越多，有些人的材料里明显能看出造假痕迹，还有人拿低门槛、学费便宜的学校当“跳板”，这使得原本针对个案的签证制度变成了群体风险。

市场上出现了系统性的造假服务，从最早的小作坊式伪造文书发展到后来形成完整产业链条的服务项目越来越专业。有人提供“通关秘籍”教人如何包装申请材料、规避审查。还有更极端的情况是连“教授”也加入进来给出操作性强的建议，在面试阶段也有作弊行为中介甚至教申请人教孩子重复编好的家庭故事和背景就是为了应对签证官提问把假信息混入真记录进一步加大了甄别难度入境之后一部分人立即退学去做体力活或者先在东南亚办落地签中转更改证件再前往欧美国家这些都是典型的规避监管的行为。

数据能体现问题的大小，加拿大2023年发现了大概1550封疑似假录取通知书，到了2024年，新的验证系统投入使用之后，发现的疑似信件数量飞速增长到超过一万个。审查机构不得不耗费许多人力物力来辨别真伪，但是面对如此众多的信息，要分清楚真假真是费时又费力的事，所以拒签率就会上升，在8月份的时候，加拿大针对印度学生的学签拒中国留学生的学签被拒绝的比例在同一时期仅仅只有二成多一点，这种差距非常明显，致使申请的人数急剧下降，向加拿大递交签证材料的印度申请人从接近两万人减少到不到四千人。

澳大利亚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根据当地统计，在国际学生中印度学生的违规率比较高，出现旷课、未申报转学等现象比较多。所以部分学校直接被限制招生，并且签证通过率也被压低了。美国受困于逾期滞留问题，印度公民在非移民签证上逾期居留比例较高，导致美国在签发签证时会更加慎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印度游客以及商务签证的核查都加强了不少，新加坡更侧重申请人资产证明，而马来西亚对于商务签证材料的验证则更为严格。各国从关注来访人数向关注来访者本身及其带来的风险转变。

这场风波让很多人吃了亏，那些真想来学习、遵守规矩的学生被卷入集体怀疑里头，要排更久的队才能等到签证，审查材料变得更复杂，拒签的可能性更高。对于接收国来说，问题不只是签证这么简单，很多假扮成学生的劳动力入境之后蜂拥而至，给住房、医疗还有公交这些公共服务带来负担，有些依靠国际生学费过日子的学校受到冲击，学生少了可能会导致学校钱不够花甚至倒闭院校。

为什么印度会变成这样，内因很重要。因为印度高等教育本科学位远远供不应求，录取率不到三成，很多年轻人为了竞争选择出国是唯一的出路，需求催生中介市场繁荣发展，黑中介就趁势贩卖快速通道，印度的监管体系在打击造假和无良中介时不够给力，没有从源头上堵住漏洞，导致整个造假产业扩散出去了。与此同时印度官方应对措施也是对外施加压力，要求其他国家放行签证、保障公民出行自由，在国内系统性治理方面的对策却没有那么狠劲儿去提出来，这种外向型的压力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不容易获得认同感，并且还会加剧互不信任的情绪蔓延开来的趋势产生出。

社交媒体上的舆论也并不简单，很多声音都在指责接收国的“双重标准”或者阴谋论，还有人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第三方国家的操作。呼吁大家遵纪守法、反思诚信的声音在网络上经常受到攻击，民间反思就很难展开，这也不利于解决问题。

碰上收紧政策之后，一些申请者和中介并没有选择自我反思，而是去寻觅新的出路，英国、欧盟等地很快就被打包成了新方案，留学中介也推出了针对这些目的地的操作路径，“钻空子”成了他们的行业生存之道，接收国的反制措施也在进化当中，很多国家开始规划更严苛的审查体系，面试变得更频繁，背景交叉检验更为细致，甚至直接对学术机构展开核查。审查成本上涨了，处理速度变慢了，真正符合规定的人也因此受到了波及。

长期影响不好说，造假损害了国际之间的信任，修复得花时间也得多制度努力。接收国从个案到群体防范的做法，短期内还是会影响成千上万本该合法合理交流往来的个体，解决办法要靠大家：来源国有必要加强监管、惩治黑中介和伪造；接收国有责任保护公共利益又不搞无差别歧视；教育机构提高审核合作的透明度；个人也要知道法律道德底线在哪，不能出国就当唯一捷径。

问题既不是完全的接收国政策调整，也不是一国人的问题，而是教育供给不足、造假产业利益驱动下的产物、申请者行为方式与国际社会防范措施交织的结果。要解决问题短期内不可能依靠外交交涉，在国内治理和国际合作上同步进行或许更加现实。印度方面如果能从源头减少造假产业链的存在，比起抗议效果更好。同样地，接收国若设计出既能防范风险又能区分对待合规申请者的机制，也会在不伤及良好交往的基础上，对一些人恢复信任。现阶段审查只会越来越严，违规成本越来越高。对于想要出国的人来说，最安全的方式还是遵守规则，准备充分，接受更严格的查验。各方承担一部分责任，这场建立于信任崩塌基础上的危机才有可能逐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