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 QI 舒淇 | 女孩，及其所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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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她是否还在适应“导演”这个新身份。舒淇笑了笑：“一旦开始拍《女孩》，我就完全投入在导演的角色里了。”

转变的种子在2013年已经埋下。那时舒淇正在拍摄《刺客聂隐娘》，侯孝贤在某个间隙忽然问她：“准备好当导演了吗？”她没有问他为何这样提议。“因为侯导说什么，我一般都去做，在侯导看来，有能力的人应该去关怀社会，让这个社会多一份温暖。”

然而动笔之后，才发现道路远比想象艰难。采访中她坦然承认自己“根本不会写剧本”。“所以我觉得侯导真的是给我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当她开始揣摩如何写《女孩》时，才发现自己既不懂起承转合，也不懂场次结构，侯孝贤告诉她：“你不要去理会那些条条框框，你想到什么，就拿一张纸、一支笔，想到什么，就把它写下来。”

创作的转机发生在10年之后。2023年，舒淇在威尼斯电影节担任评审，看了许多作品，内心某个沉睡的部分被唤醒。她对自己说“如果我再不完成剧本，也许就永远不会发生了”。评审工作结束后，她留在意大利，把自己关在米兰一家酒店的房间，用大约13天时间，完成了这个写了10年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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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了《女孩》的第一个画面：1988年基隆港灰蒙蒙的天空，工业尘埃在潮湿的空气中飞舞，女孩林小丽蜷缩在塑料衣柜里，听着父亲的摩托车引擎声由远及近 —— 这个场景，也部分源于舒淇的真实经历。“写作的时候，我在想该怎样呈现小孩子被打的暴力画面？我希望女孩在电影里呈现出来是干干净净的，而不是一走出来就是被爸爸妈妈打的小孩形象，比如脸上都是瘀青，或者身上会有被藤条打的痕迹。”于是她选择用声音来表现恐惧，“因为我小时候躲在衣柜里的时候，耳朵的听力是会被放大的，我可以清楚地听到父亲回来时的每一个细节 —— 摩托车声、上楼的脚步声、点烟的声音......直到那只手突然伸过来。”

潜意识里的恐惧不会轻易消散。当被问及挖掘这些记忆是否痛苦时，她迅速回答：“不痛苦，我在写的过程当中，只是单纯以写故事的视角去看这个事情。”

当饰演林小丽的白小樱进组后，她便根据演员的特质调整了角色：“她的黑眼圈特别重，就感觉她是一天到晚睡在衣柜里头的林小丽。”于是她加深了角色在学校的孤立感，并设计了一个树洞场景：“树洞外面阳光特别好，树叶的绿打在她的脸上，有一些暖光，想要让她在这样孤单的空间里可以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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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将个人经历拆解又重组，直到故事逐渐脱离原型。“其实剧本到最后和我的重合之处，就只剩下一个醉酒的父亲，然后被家暴被妈妈打，还有躲在衣柜里是跟我有点相似的情节。”以及现实中她有个弟弟，但在电影里改成了妹妹，“因为不想要多一个复杂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在里头。”她补充道。

从侯孝贤的一个问题，到《女孩》的诞生，这条路走了整整10年。今年威尼斯电影节红毯上，舒淇第一次以“导演”身份入围主竞赛。随后是各大电影节的辗转 —— 从釜山电影节最佳导演，到卢米埃尔电影节的大师讲座。从被凝视的女演员到镜头背后的导演，她用《女孩》完成了这场自然的身份变迁。

侯孝贤曾经说过，拍电影时把演员在脑中过一遍，最后还是舒淇。舒淇不只是他培养的演员，更是他艺术构想中不可替代的灵感。遇见侯孝贤之前，舒淇已经成名，但演员形象仍被戏路所困，侯孝贤却看见了她身上某种“能量”，不再沿用商业片给她的定位。

在《千禧曼波》中，侯孝贤用手持镜头与特写捕捉她的慵懒、颓靡与茫然，把她从单一的性感符号，变成能承载时代情绪的、有故事的女孩。多年合作下来，从各路采访可知，侯孝贤的片场以“不指导”闻 名，他给演员空间与信任。舒淇也记得，在《最好的时光》里，她感到侯导“一双宛如冷箭般的眼神”，那让她学会更内敛、更深地理解角色，自己完成表演的蜕变。这份信任，也被她转化为自己当导演时对待演员的方式。

《女孩》(2025)电影剧照及导演舒淇片场花絮

在《女孩》中，舒淇似乎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侯孝贤的美学基因：平移的长镜头、浓烈的反转片色调、日常琐碎的诗意凝视、妹妹书包里飘出的红气球、长廊奔跑的校服女孩 —— 呼应《千禧曼波》里年轻的自己。但她的镜头多了一层女性作者的细密与温存，转而化作墙上爬行的蜘蛛、女孩面颊跃动的光斑、母亲做手工时佝偻的脊背。

30年演员生涯同样为她铺了路。“我一直跟人家说我是一个最老的新导演。”电话那头，舒淇轻松笑道，“如果不是因为累积了这么多的经验，比如说我的摄影指导、美术指导，包括我的制片人，他们把我当做一个新人来看的话，我可能得不到这么多的信任。因为有这曾经的30年，他们对我做导演这一块的信任多了一点。”

从演员到导演，意味着必须同时驾驭理性与感性。“演员要‘看’，但导演要理性和感性并重。”她耐心解释着那种双重状态，与演员讲戏要感性，让对方透过语言看见画面，协调团队却必须理性，统摄场景、灯光与节奏。“演员其实比较幸福，只要跟角色共处就好了，导演这个位置，真的挺难的，它要求你不断在理智与情感之间切换，导演要面对的是整个世界。”

这种“切换”贯穿拍摄始终。“基于《女孩》的年代背景，影片创作面对的麻烦具体而琐碎，“你得找预算，还要控制预算。还有那些40年前的道路、造型......我都要去寻找，没有办法做到100%还原，可能就是70%、60%，所以我在拍摄的时候是特别困难的。比如说我们找到一辆摩托车，我特别想要用它，但是发不动怎么办？只能马上换一辆。”

《女孩》(2025)电影剧照及导演舒淇片场花絮

多年担任欧洲三大电影节评委，让她学会用另一种眼光看电影。“当评委的时候，看电影的角度就完全不同了。”她说。“不是只看演员表演，而是开始思考：这个镜头为什么这样？美术、色调、声音怎么配合？看电影的层面会变广，也更理解导演的思路。那段经历确实让我后来在拍《女孩》时更有全局意识。”

关于影像风格，她与摄影师余静萍有过漫长讨论。“这个电影是一个1980年代末的年代戏，但我不想在片头写一个1988年的字幕。”最后他们决定用服装、造型与美术还原时代，但镜头语言选择更现代的表达，“把旧照片旧年代的那种东西给摒除掉”。

叙事上，她不断调整故事的走向。转校生李莉莉像一束光透进密封的房间，两个女孩偷穿大人衣服、在电影包厢抽烟的段落，成了林小丽生命里第一次叛逃；由邱泽饰演的父亲，凭一句“做好人怎么这么困难”，显出暴力背后的人性挣扎：“那句话展现了男人的窝囊，他才刚准备要做（好 人），还没有做（成好人），就又已经被激怒起来了......”

结局同样经历重要转折 —— 原本故事停在男人车祸的留白，在听取制片人建议后，她加了一场多年后母女重逢的戏。长大成人的林小丽回到老家，母亲端来一碗面线，小丽沉默良久才开口：“你有想过这几年我是怎么过的吗？”母亲的态度却是：“你现在过得好就好了。”

《女孩》(2025)电影剧照及导演舒淇片场花絮

在舒淇看来，母女重逢并非和解，是一种质疑。她解释母女各自的立场，“女儿心里想的是，把我送走，你知道我这几年过得到底好不好？但，母亲其实心里头的想法是：你现在过得好就好了呀。你自己心里头有伤口，你自己要修复。我身为一个母亲，我虽然有那么多的伤口，但我知道怎么去修复自己，我继续待在家里头，依旧可以找一些生存下去的理由，你为什么还要执念于过去我对你造成的伤害？这也算是母女之间另外一种层面的拉扯”。

在威尼斯第一次面对观众，她感到的并非全然的喜悦，而是遗憾。“因为在做电影的时候，包括剪接、色调、光什么的，都不是在大银幕或电影院里看的，所以在大银幕上看到某些缺点的时候，你会想：如果这场戏回到当初我自己那个想法去剪，会不会更好一点？”但她也接受了这种不完美，“但现在我觉得，电影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了。”

2025年10月，卢米埃尔电影节重映了侯孝贤的《千禧曼波》。舒淇看着20多年前的自己，爽朗的笑容在空气中荡开：“我真的觉得侯导太厉害了！我完全没有什么容貌焦虑的，可一看这个片子，只觉得，这也太美了，怎么会有Vicky这么美丽的女人呀！”舒淇说话时的语气仍透露着一种天真，这种被媒体称为“故事感”的特质，已成为她的一部分。

而侯孝贤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似乎把时间凝固在了胶片上。再看《千禧曼波》，那些20年前的画面依然鲜活：水汽氤氲的台北夜市，霓虹灯下闪烁的侧脸，还有永远抽不完的香烟。“所以我也希望我的电影可以是这样子，20年后再看，依旧能闻到当年的气味。”

《女孩》(2025)电影导演舒淇片场花絮

当话题转向创作时的孤独，她的声音自然而然地轻了下来。“我其实是特别喜欢孤独的人，”她说，“所以也就不觉得孤独有什么问题。相反，我会刻意创造孤独给自己 —— 不然你没有办法创作。”她的声音变得更轻，“如果你长时间都处在一个不孤独的世界里，你没有办法很冷静地去分析你的角色，或者是你电影中的一些细节。”

《女孩》里的母女关系被拍得赤裸。当被问到是否已经释怀时，“释怀？”她的口吻突然变得肯定，“我觉得不是释怀。长大后的你会理解，大人们当年为了生活奋斗，他们可能不懂怎么去教育小孩，才用一种错误的方式给小孩造成阴影，却不知道，这样的阴霾是会在孩子心头挥之不去的。”她顿了顿，“我觉得母亲还是会对女孩有愧疚的，而女孩也不可能这么快就释怀 —— 不可能的。她们会建立新的连接，但那个新的连接跟‘释怀’沾不上边的。”

《女孩》在威尼斯电影节全球首映，影片放映结束后，现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10分钟。舒淇哭了，后来在釜山领奖时又哭了。北京首映礼上，她提到在拍摄母亲做家务的戏份时，看到演员9m88的背影，突然理解了自己母亲当年的不易，那一刻在片场泪流满面。首映时有位影迷用《非诚勿扰》里的经典台词“起落安妥”向她致意，她先是大笑 —— 甚至笑得弯下腰去，抬头时眼眶红起来。

伴随电影上映，关于原生家庭的讨论在各个城市发酵。她强调，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童年，而是希望父母们能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伤痕。

舒淇曾对影视行业中常说的“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感到困惑，后来才明白“原来就是起承转合”。这种理解也映照在她对人生的态度上。当被问及如果把人生看作一部长片，现在的她处在第几幕时，她笑着说：“我一天到晚就在想第几幕。”但比起明确的划分，她更相信自然的流转：“我要跨进50岁了，就是一个年纪在一个年代的转变。不停地往前走就好了，不想那么多。”

这种“向前走”的哲学，体现在她对创作的开放态度上，谈及女性创作，她也在观察时代的发展。“女性创作没有局限的，”她说，“我觉得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其实这个世界是需要相辅相成的，这个社会不再只是一个单一的父权社会，它已经走向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那些童年的缺憾 —— 掉了一只眼睛的洋娃娃、必须开灯才能入睡的夜晚、躲在衣柜里听着摩托车声由远及近的时刻 —— 都没有阻止女孩向前走去。就像舒淇镜头下的林小丽，一边流泪一边吃下那碗凉透变坨的面线。有人说，能够一边哭一边吃饭的人，能够走下去，这话似乎不无道理。那个曾经躲在衣柜里的小女孩如愿很好地长大了，她学会了把光收进镜头，再分给所有还在黑暗里跌跌撞撞、咬牙前行的女孩。

监制Gaochi

摄影Nick Yang

统筹、形象李早 Tracy Li

采访刘敏

撰文王悬

编辑Mercury

化妆鑫淼

发型Johnny Ho

制片Sunny@cside_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