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保险史㉟丨谢跃访谈录：35年财险见闻小记

口述丨谢跃 采写丨徐晓

我从1983年进入保险业，到2018年退休，35年的保险职业生涯，辗转于人保、太保、天平车险、紫金财险、久隆财险五家公司，一直深耕财产保险。

而且每一次履新正好折射出当时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变迁：

1991年，从独步天下的老国企人保“跳槽”到刚刚起步的股份制公司太保；2005年加入中国首家专业性汽车保险公司天平车险；2009年转战地方政府主导的紫金财险；2015年又加入中国第一家专注于装备制造行业的专业型保险公司久隆财险。

一路走来，诸多经历，颇有感触。

我是“大跃进”那年出生的，我的名字就是时代的印记。我的基础教育阶段基本跟“文革”重合，1965年上小学，1976年高中毕业。

那时候已经不用上山下乡了，所以高中毕业后，1977年2月就招工进了粮食部门，在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下面的中曹公社粮管所，做大米收发员。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那是一个“肥缺”。

1983年，人民银行开始扩张，向社会各单位招干，我报名参加考试。在贵阳市郊区板块（包括花溪、乌当、白云这三个郊区）中，成绩第一，就这样进了人民银行。

当时人民银行正要把工商银行分出去，保险公司还没有成立，由银行代理，领导说这个小伙子就去做保险吧，我分到人民银行（工商银行）信贷股里做保险。再后来分出保险公司，顺理成章我就进了保险公司。

我还是比较好学的，干上保险之后，像机动车辆保险，那么长的条款我当时都可以背下来的。1984年保险公司正式分设，就成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贵阳市中心支公司花溪办事处业务股股长。

1986年，人保在长沙的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开始全国招生。那一届招生是全国成人高考统考，我考上了。第一期200人，号称“黄埔一期”，除了总公司再保部来了一个人，其他都是各地分、支公司来的。

院长由总公司副总经理程万铸兼任，党委书记由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兼任，副院长徐冠军、党委副书记廖长发都是湖南省其他单位调过来的。

老师里面有林瑶珉，他担任团委书记，而我是第一期学生会的宣传部长，两边经常一起搞合作，所以跟他比较熟。

专业课的老师，有一个教保险叫梁宏立的年轻老师，其实他不懂保险业务，而我们不懂保险理论，他找到了几本台湾的保险书来讲，比如袁宗蔚的《保险学》等，我们觉得还挺好。

王萍老师是学生科的，马映红老师是班主任，学院虽然条件艰苦，但老师们都很好。

从1986年9月到1988年8月，我在长沙保院学了两年，拿了大专文凭回到花溪办事处。我走的时候是业务股长，回来待了三年就升到副主任。

毕竟在外面读了两年书，脑子有点开窍了，又出差去深圳，就更不得了啦，看见到处热火朝天，就想到处逛逛，觉得回到招待所睡觉都是浪费时间。出差回来人一边在单位里面上班，一边心里就想着怎么有机会到那些地方去工作。

有一天，看到《金融时报》上登了个广告，说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全国招聘，其中包括保险专业的岗位，只要具有五年以上金融工作经验、大专以上学历的都可以报名。

我一想这是一个机会，马上报名，很快接到通知，让去海南考试。当时正好被政府抽调去农村稿“社会主义教育”，悄悄给带队领导请了个假，就去海南考试。

其实我考得不好，因为他们请了太平洋保险总公司国外业务部的人出题，都是水险之类的题目，我一个县级办事处的人哪里接触过水险？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我懂的车险题目，就把这个题目放大了做，直接把保险单都画出来了，如何收费、收据怎么弄，全都写得详详细细。阅卷人看到这份卷子，说国外业务他不熟悉，但国内业务答得很好，那就来吧。

那次海南交行招聘，全国大概有9000人报名，挑了300个人到海南考试，最后就录取了60个人，称为“60精英”。

还有一个插曲很有意思：

考试以前没有说可以报销路费，当时工资也不高，我就从贵阳坐火车到湛江，从湛江坐汽车到徐闻，徐闻再轮渡到海口。

考试完了以后他们说：你们来的是什么交通工具，来回就报销什么费用。早知道我就坐飞机去了。

不久就来了录取通知，要求在接到通知10天之内报到，逾期视为放弃。至于说10天能不能办完手续、各单位放不放，他不管，没有手续他也接收。

我就去找贵阳市公司的经理左宗立，他说：才把你提拔起来，你怎么能走呢？你只要不走，你愿意到市公司也可以。我说，你不让我走我就耍赖住你家里。

他说，正好我这房间空着，你住着就行。最后还是去托人、找关系，别人找关系是要进公司，我找关系是要出来，我就这样去了海南。这是1991年10月份。

当时有两块牌子，一块叫做交通银行海南分行保险业务部，另一块是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海南代理处，内设办公室、财务科、国内业务科、国外业务科。

我是国内业务科副科长主持工作，还有一个副科长是从陕西人保过去的。太保从交行分设出来，成立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海南分公司，我就是国内业务部经理，从1991年一直到1999年，在海南干了八年。

海南当时已经有了人保和平安，平安海南分公司是平安除深圳之外的第一个省外分公司，太保就是海南第三家保险公司。

我们虽然起步比较晚，但相对来说素质比较高，因为大部分都是从全国招过去的人，基本来自人保。我们做了一些业务，比较轰动：

比如，海南首届椰子节保险，做得最成功的是海航的飞机保险。海南交行和海南航空公司，还有一个世界银行贷款办公室，都是从海南兴南集团分出来的，所以海南交行和海航算是兄弟公司。

海航一开始租赁飞机，租赁公司要银行提供担保，银行要求提供保险。这个业务谁都没做过，人保和平安都觉得太复杂，有风险，不做；太保接了这个业务，随着飞机越来越多，我们的保费就越来越多。最后太保就凭这个确立了江湖地位，超过人保和平安，变成海南最大的保险公司。

后来人保、平安想来抢这一块业务，海航就不干了，说最困难的时候是太保伸出了援手，现在怎么可能给你们？

海南太保出了不少领导，太保集团总经理霍联宏曾经是海南分公司总经理，太保财险董事长夏林曾经是海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现在的太保财险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宋建国也是海南成长起来的，还有张跃华在候任太保香港公司总经理期间患白血病去世了。

1999年2月，我从太保财险海南分公司的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任上，被调到太保总公司国内业务二部担任总经理。

这个部门的第一任总经理是徐敬惠，第二任总经理是齐志强，我去了以后就改成车险部了，当时和我搭班子的副总经理是盛亚峰。

2001年8月太保产寿险分业经营，我被提拔为太保财险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分管车险、中介等部门。所以说，太保车险的好多事情都是我经手的。

太保车险的精细化管理和市场化改革，还是做得比较早、比较成功的，那时候人保是第一，我们是第二，平安排第三。

初级阶段比较乱。那时候没有出单系统、没有联网，全是纸质打印保单，有分支机构找当地印刷厂私印保单，如果出险了就把这个单子放进大账做赔案处理，不出险就“埋单”进入小金库了。

为了刹住这种歪风，我们搞了一次“突袭行动”的车险佛山会议，突然派人到广东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把他们的保单和赔案封存，拉到会议上，分给每一个参会人去检查，查出问题来你有成绩，查不出来说明你业务能力不行。

结果发现一大堆问题，用与会人员的话说，赔案拎出来都往下“滴水”，跑冒滴漏不得了。大家都感觉到问题严重，必须整顿，一些分公司回去以后对各个中支公司也照此办理。

最后全公司加强保单的统一管理，所有的保单全部由总公司印制、编号，当作有价证券来保管。

我们当时还比照CCTV的“焦点访谈”，在太保办了一个“车险焦点”节目。派总公司的人出差到某个地方，不跟当地分公司打招呼，自己找个宾馆住下，半夜打电话报案，报告在某条路上出险，然后架上摄像机在那儿等着，看查勘员什么时候到，穿的什么衣服，拿的什么工具，都拍下来。

然后在全系统开会的时候放出来，涉及到的分公司的总经理坐不住了：

这个人怎么吊儿郎当的？那个人来了以后怎么这样说话、办事？紧接着就推出了查勘程序标准化，统一采购查勘车，喷上统一的Logo，查勘员服装统一、查勘箱统一，还创立了行业第一个保险产品品牌叫“神行太保”。

这些措施贯彻下去，太保车险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

后来，太保财险分设了精算部，并在每一家分公司设一名精算专业人员，又新建了客服部，这些措施在当时都算比较领先的。

我职业生涯中有比较长的时间在管车险，所以深度参与了车险的改革发展，包括商业车险改革和交强险的发展。

2002、2003年，保监会启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费率市场化改革，史称“第一次商车费改”。本来的条款费率都是人民银行、保监会统一的，现在要各公司自己定条款、费率，这对各公司都是挑战。

三大公司的具体牵头人包括：人保贾海茂、平安孙建平和我，号称“车险三巨头”。

各家公司背靠背地写条款、算费率，平安找了一帮精算师来算，考虑的“安全冗余”比较大，所以算出了一个天价费率；人保家大业大，为了保住市场份额，搞了一个地板价；太保粗算加估算，定出来价格在人保和平安中间，还是比较合适的。

这里面太保有一个“爆款”。

各家都在开发各种各样的新产品，有一天睡到半夜我突然惊醒，想：我们都是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来设计产品，被保险人怎么想？他们对新产品有没有兴趣？

可能更关心的是这个产品和原来那个有多少差别、收费怎么样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原来的那款产品叫做“传统险”，条款不动，费率降一半。

这款产品在全国卖疯了。

有一个例子：当时的南京保监局的局长，见太保的这款产品大火，其他公司意见很大，就给保监会财险部主任打电话，说这样不行，太保的这个产品要停，人保和平安都卖不过他们，乱了。

主任说，这刚刚颁布怎么就停了呢？这样吧，让他们先卖半年，半年不行又说三个月，结果卖了一个月，主任跟我说：谢总，这个压力实在顶不住了，你们赶快改一下。结果我们只卖了一个多月就停掉了，可惜了。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是2000年底成立的，协会成立前有个“车辆保险联系人会议”，我也在其中。后来协会成立内设“产险工作委员会车险工作部”，我曾担任过执行部长，由此参与了交强险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一些事情。

全国的交强险是2006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在设计阶段有好几种方案。我们建议说，作为强制性的保险，能不能就出一个统一的条款，定一个统一的保额，费率由各地区、各公司自己去定。

当时保监会分管领导和财险部负责人到上海调研的时候，太保财险总经理张俊才还带着就这个方案去汇报过，但领导们认为来不及了，还是搞个简单的吧。

最后就统一条款、统一费率。现在看，全国统一费率会遇到这样一个局面：

在上海涉及人伤案件可能需要100万元，在偏远地区可能30万元就够了，但是收费是一样的，所以就变成了落后地区的交强险赚钱，发达地区的交强险亏钱，那不是用贫穷地方的钱去补了富裕地方吗？不合理。另外，统一费率，每次调整费率都要国务院批准，这多难啊。

交强险开始实施之后，有两个律师状告保险公司，说交强险让保险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搞得保监会很难堪。

当时保监会财险部主任说：现在舆论上有点被动，我们一出来，就说保监会是帮保险公司站台的，保险公司自己又不好说，你过来帮帮忙吧。

当时我正好闲着，就去北京了，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交强险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就在协会里面办公，和律师沟通，和新闻记者沟通，还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直播，专门讲这个事情。

其实当时能讲这个事的人也不止我一个，但一是怕讲不清楚，第二怕担责任，我无所谓。我要讲的内容，跟保监会财险部通个气，中保协王宪章会长对我很放心，说你就代表行业协会，怎么整都可以。

记得有一次我们专门把跑保险的记者聚集起来，请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的孟生旺教授给他们上精算课，孟教授讲这个费率怎么厘定的，有没有超额利润，用了很多模型、公式之类的，很专业，但好多记者听不懂，要走。

我说你们要走也行，但不能乱写，要听懂了再写。我跟他们说：定费率确实是个技术活，但实话实说也不一定那么准，当时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精算就像看着倒车镜往前开车”，你是看着后面的历史数据来预测前面的损失概率，不可能完全准，但是差别不会太大，总比什么参考都没有的好。记者们听懂了，知道这是根据历史数据算出来的，律师说有多少超额利润，那不可能的。

还有一次律师组织听证会，邀请我参加，在场的还有全国人大的几个委员。轮到我的时候，我把来龙去脉捋了一下，说：保险不可能有那么多利润，我们业内经营得比较好的平安保险公司，内部有个高标准是“96”原则，有4%的利润就是很好的了，怎么可能有超额利润呢？各家公司在交强险上基本都是亏损或接近亏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利润。

委员们听了以后说：这个专家说得有道理，你们律师如果说保险公司有超额利润，要把精算数字拿出来，不能瞎猜，这是个数学问题，不是语文问题，不要用那么多夸张的形容词。

应该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后来2007年12月那次央视直播的交强险听证会，已经是第二次风波了。

在太保期间，我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读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在我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有一个发现：一读书，新的知识、新的理念进来了，学了一点“三脚猫”的功夫，脑子就“乱”了，就不安分，想搞什么创新。

读EMBA期间，我开始想在太保内部搞一个车险事业部制，把车险单独拉出来，做一些标准化的事情，但在太保内部碰到了比较大的阻力。你想，当时的车险占了业务总量的70%，你要搞事业部制，人家就认为这70%都归你管了，别人管什么呢？肯定行不通。

这时上海新理益集团公司等七家民营企业共同发起，设立天平汽车保险公司，注册资金2.2亿元，总部设在上海。这是中国第一家专业汽车保险公司，它在2005年1月份就开业了，但是一直没有正式开展业务。

当时他们报了一个储金型车险条款给保监会，就是你交一笔钱给天平保险公司，以后就不用交保费了，它就把这个钱拿去投资，用利息来充保费。这个设想挺好的，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有储金型家财险，不是现成的吗？

但是监管部门觉得这个事情风险很大，就跟天平说，你们现在所有的业务暂停，赶快找一个专业的人才来考虑做业务的事。

他们找过了好多人，后来就找我了。

开始是天茂集团老板刘益谦和天平车险董事长胡务来和我一起喝了一个茶，客气地说有些问题想请教。我说，现在我们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是亏的，你们怎么能不亏呢？只有不用我们这套办法才可以赚钱。不要建销售队伍，也不要建理赔队伍了，你把销售全部交给代理公司，把理赔交给公估公司，这叫“两头在外”，非核心业务全部外包。

他们听了就回去讨论，内部有人说这一套根本行不通。最后刘老板、胡总就说，谢总干脆你来帮我们搞吧，高薪、豪车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于是，2005年5月，我辞任太保财险总经理助理，出任天平车险总经理。到这边来以后，刘总、胡总都很放手，说道：人、财、物都归你管，你就按你那个模式去搞。

这种“基于非核心业务外包的低成本专业化”经营模式，后来被称为“天平模式”，即：把销售业务外包给以专业保险代理为主的分销商，把理赔业务外包给专业的保险公估公司，而天平自身承担产品研发、费率厘定、核保、核赔、财务管理、风险管控等核心业务。

这个模式有特点或者说优点：销售和查勘理赔这些耗费人力最多的事都外包了，我们的人就管代理公司、公估公司，他的产能就大了，成本就压缩了，利润也有了。

当时天平车险总公司就百十来人，分公司十几个人，人均产能800万元，核算上很快就能盈利。另一个，我们的价格比别人低一点，给中介的费用比别人高一点，所以产品卖得很好，分公司开一家火一家，代理公司和公估公司也都很高兴，很喜欢天平。

有媒体说，天平的商业模式为整个保险产业链创造了发展的生机，优化了整个保险生态环境。

2006年7月1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推出了包括车辆损失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人保、平安、太保的Ａ、Ｂ、Ｃ三套商业车险产品，各保险公司只能在A、B、C三个条款费率中选择。

我说不行，我们要自己创造一种新的商业车险产品。保监会财险部主任说：人家好几个公司都想自己搞都没弄成，你有什么理由呢？我说，只有天平一家是专业汽车保险公司，他们都是综合性财产保险公司。领导觉得这个理由好像还说得过去，那就允许我们搞点创新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自行研发了一套条款费率，作为保监会特批的天平专属商业车险产品，跟Ａ、Ｂ、Ｃ三套行业商业车险产品并行称为D产品。

我们这个产品跟别人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把车损险分成高、中、低三个系列产品，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其中有个“车碰车”车辆损失险，就是只有车和车发生碰撞事故才赔，你的车碰墙、碰别的什么东西、碰人我都不管，这个特别适合驾驶水平高的车主，收费比较少。

另外还有车辆损失综合险适用于所有的客户群，它比传统车损险增加了自燃损失险、涉水行驶损失险；而车辆损失一切险适用于拥有高中端车辆的车主，其保险责任更宽广，包括车损险、玻璃险、盗抢险、划痕险、自燃险、涉水行驶险等。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车险保额问题，就是旧车投保时按新车保，它全损了你又按旧车赔，但是如果它部分损失，你又得给它换了新配件，又要他自负部分费用，这是一个悖论。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们把它变成两个保额，全损险按“折旧”的保额，部分损失险按“换新”的保额，这样一分，保费其实差不多，但是客户感觉更合理一点。

另外，我们的查勘也有特色。我们在承保的时候，给每一个司机（被保险人）一个查勘包，里面有一份出险通知书、一个乐凯自拍胶卷、一个卷尺、一枝粉笔。如果出险了，你可以自己把现场拍下来，寄过来（我付费），这就叫“自助查勘”。其实这个东西真正用到的并不多，但“自助查勘”这个概念很吸引眼球，业务员大肆宣扬，新闻记者也很感兴趣。所以天平的产品很快成为爆款，分公司开一家火一家，并很快实现盈利。

在这个过程中，大股东刘益谦老板开始考虑上市问题，我在这个时候退出了。后来天平又没有上市，改成合资了，于2013年、2018年分两次被法国安盛保险集团收购，变身为全外资的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两次交易总对价为85亿元人民币。这与我无关，我已经离开天平车险。

从2009年5月起，我在紫金财产保险公司担任常务副总经理。紫金财险是江苏省一类大型国企，正厅级。我的经历，从人保开始，到太保、天平、紫金，后来又到久隆财险，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几进几出，也算比较丰富。

几次变动都跟学习有关：在人保上了长沙保院，去了太保；在太保期间读了EMBA，跳出体制去了天平；在天平期间读了DBA（工商管理博士）；在紫金干了一段时间，心里又有想法了。

当时陈恳写了本《迷失的盛宴》，是我给他作的序。三一集团的梁在中看到这本书，就跟陈恳说，你能不能介绍我认识谢总。见面了以后他就说：谢总，你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总经理。梁在中是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公子，当时正在筹建久隆财产保险公司。

我就给他推荐了几个人，都是我比较熟悉的。他都见了几次，后来有一天专门到上海来见我，说：你推荐的几个人都不错，但是谈到最后惊人地一致，说你最好找谢总来做总经理最合适。

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本来是当红娘的啊，怎么就去做新娘了呢？

这样，我就到长沙、珠海帮着筹备久隆财险公司，2016年3月久隆财险正式成立，6月，我担任总经理。

久隆财险的大股东三一集团主要生产工程机械，包括混凝土机械、挖掘机械、起重机械等，其他股东也多与工程机械有关。而每一台工程机械上面都有很多传感器，每隔几秒钟就向供应商的平台传输一次数据。

在三一集团的大数据平台，有30万台设备10年以上数据，通过数据可以知道每一台机器的具体位置、是否在工作、工况如何，甚至里面的液压油怎样，是否超负荷，甚至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远程停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联网技术。

其实当初他们开发物联网技术只是基于一个很朴素的初心：不当冤大头。

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别人只付几万元钱，就把他价值几十万元的挖掘机开走了，再要追款的时候找不到人了；甚至发生过挖个坑把挖掘机埋起来，然后说挖掘机被盗了的案例。他不知道挖掘机上有传感器，可以准确定位。

根据股东的这些独特资源，我们把久隆财险定位成物联网保险公司。用媒体的话说，久隆是“中国第一家依托物联网技术为装备用户提供专业化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的专业保险公司”。

久隆保险可以与三一集团的设备数据中心连接，对三一集团销售并且分布在各地的设备情况一目了然。就是说所有的信息我都能够掌握，保险的定价、风险控制和理赔就都比较简单了。

比如说：有海量的数据支撑，我们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更加精准；可以开创性地为客户量身定制基于施工时间、行驶里程、施工时效等指标的UBI保险产品；通过实时物联数据，我们可以远程识别潜在风险，提前预警和干预，防患于未然；原创性地开发“实物赔偿”模式，这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好处，因为三一集团就是装备供应商，用实物赔偿肯定更加高效、更加经济。

当时久隆财险把总部设在北京，然后根据三一集团的事业部布局，设了“四大战区”，比如东部战区配合三一的挖掘机事业部，南部战区配合三一的起重机事业部等等。战区下面又在每一个省设一个省域经理，就管这个省的业务，销售和理赔都依托三一的销售队伍和工程师队伍。有了这个布局以后，先做三一集团的业务，以后再去做中联、徐工等其他设备供应商的业务。

久隆是一家规模比较小的保险公司，我们在“装备”、“物联网”和“保险”三个关健词之间找到了交集，深耕这个行业，在一小块地方深挖，所以我说我们是一个垂直型的保险公司。

这样干到2018年的时候，“久隆模式”比较成型了，三一集团想搞“久隆寿险公司”，让我去筹备，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搞成。我本人也于2018年底到龄退休。

退休之后干什么呢？感觉自己身体还可以，思路也还可以，又不甘心去跳广场舞，思来想去，受两个自媒体朋友的启发，搞了个垂直于保险业的学习和社交公益平台“茶道燕梳”，每个月在北京、上海、深圳举办大讲堂和不定期的在各地举办下午茶等活动，到现在已经做了260多期了。

从80年代初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离开保险业。在这40多年中，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尝试、一直在进化。

本来就是一个高中生，后来在职读了大专、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工商管理博士；从“大国企”到股份制公司，再到民营公司，不断地挑战自己，也不断地给自己尝试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其实也是很享受、很有收获的。即使退休以后办这个“茶道燕梳”，从经济上看没什么收益，好像都是在付出，但是实事求是说，我自己收获还是很大的。

这260多场活动，我基本都是主持人，嘉宾在认认真真讲，我在认认真真听，等于我七年请了200多位大咖老师给我讲了260多堂课，并且将这些课编成了《茶道燕梳》（1-6辑），知识在不断更新。

苟日新，日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