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干大事除了背景、团队，最核心的还是眼光

材料来自：《资治通鉴》卷七 秦纪二

公元前209年，大梁城里有对铁哥们儿张耳和陈馀，他俩那是过命的交情，誓同生死。

可秦国灭了魏国后，听说这俩人是魏国的大名人，就出了大价钱悬赏捉拿。

这俩人没办法，只好改名换姓，一路逃到了陈地。

为了糊口，他们当上了里监门，就是那种看大门的小官。

有一天，里吏因为陈馀的一点小错，拿起鞭子就要抽他。

陈馀刚想反抗，张耳赶紧踩了他一脚，示意他忍着。

等里吏走了，张耳把陈馀拉到桑树下，数落他：“咱俩当初怎么说的？现在这点小屈辱就受不了，还想跟个小吏拼命？”

陈馀听了，赶紧道歉。

后来，陈涉打进了陈地，张耳和陈馀听说后，赶紧去拜见他。

陈涉早就听说这俩人是个人才，高兴得不得了。

陈地的豪杰和父老都请求陈涉当楚王，陈涉拿不定主意，就问张耳和陈馀。

他俩说：“秦国太无道了，灭了人家的国家，还欺负老百姓。将军您冒死起义，就是为了给天下除害。现在刚到陈地就称王，会让天下人觉得您自私。您不如赶紧带兵往西打，同时派人恢复六国的后代，给自己多找些盟友。这样，敌人多了力量就分散了，咱们的力量就更强大了。到时候，不用打大仗，县城也不用死守，就能灭了暴秦，占据咸阳，号令诸侯。诸侯们失而复得，都会感激您，那您的帝业就成了！现在只当陈地的王，恐怕会让天下人失望啊。”

可陈涉没听他们的，自己称了王，国号“张楚”。

1、干大事的眼光。

农民起义一般就俩结果，要么成果被贵族抢走，要么自己变成新贵族。

陈涉起义为啥能得到天下响应？

原因简单得很——“天下苦秦久矣”。

其实，中国人最能忍，有口饭吃，被人骑在头上作威作福都不算啥。

可秦始皇国力、军力都强，性格还强硬，就知道用强硬手段，二世又不晓得调整政策，结果整个王朝一下子就崩了。

陈涉这人可不简单，他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苟富贵，勿相忘”，妥妥的民间精英。

这种人在啥时候都有，要是给他们发展空间，那就是建设力量；要是没空间，就成了不稳定因素。

陈涉一造反，全国都跟着响应，他自己意外，六国那些遗老遗少也意外，意外之余还有点惭愧。

不过这帮人政治经验丰富着呢，像张耳、陈馀之流，就迅速“混进队伍”，想复辟旧制。

他们给陈涉的建议，和朱升给朱元璋的差不多，都提到“缓称王”。

从常理看，这策略对陈涉挺有利，找个六国后裔当傀儡，总比自己冲在前面安全，项梁就是这么干的。

由此可见，六国的势力和影响还在，造反的人多少都想借借他们的余威。

只可惜陈涉没听劝，自己称了王，最后成果被他人篡夺。

这也给咱提了个醒，干大事得有长远眼光，还得善于听取正确意见，不然再好的局面也可能搞砸。

2、时势如何造英雄？

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时势常常能造出英雄，可有时候这英雄就像未经精细打磨的粗糙毛坯。

陈涉就是个典型例子，他明显缺乏统筹大局的能力，而且起义形势紧迫，根本没给他时间去学习和培养这种关键能力。

更致命的是，他缺少一种极为重要的天生素质——像刘邦那样善于听从别人意见、从谏如流。

刘邦能成就大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能虚心纳谏。

身边谋士提出的建议，只要合理，他大多会采纳。

这种开放的态度让他在复杂的局势中不断调整策略，逐步走向成功。

反观陈涉，起义初期或许凭借着一腔热血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情，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

但随着局势发展，他没能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制定长远规划。

时势造英雄，可这英雄要是自以为天赋异禀，谁的话都不听，那基本就是死路一条。

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教训，一些人在时势推动下崭露头角，却因刚愎自用，拒绝他人的合理建议，最终折戟沉沙。

即便身处有利的时势，也不能盲目自大。

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更需要集思广益。

只有保持谦逊，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才能不断完善自己，将时势带来的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功。

否则，即便一时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也不过是粗糙的毛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最终只能被历史淘汰。

3、辛亥革命与陈涉起义

辛亥革命和陈涉起义，看似相隔两千多年，实则有着诸多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就像两面镜子，映照出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

从爆发形态上看，二者都像是“意外之举”。

陈涉一声呐喊，用竹竿就捅塌了看似坚不可摧的秦王朝大厦；武昌首义同样如此，一场急就章式的即兴表演，竟让大清国瞬间摇摇欲坠，忽喇喇大厦颓倾。

这种突发性，让人猝不及防，也凸显出旧体制的脆弱性，看似强大的统治，内部或许早已千疮百孔。

在力量呼应方面，二者也极为相似。

一处火起，迅速燎原。

体制外的造反力量与体制内的异己力量相互配合，先以推翻旧王朝为共同目标，齐心协力。

可一旦旧王朝倒下，革命的纯粹性便迅速消散，马上演变成残酷的权力斗争。

各方势力为了争夺主导权，明争暗斗，曾经的革命战友也可能反目成仇。

再看主导权的归属，陈涉作为反秦革命的先驱，虽未主动放弃，但最终主导权还是被旧贵族篡夺，自己落得个悲惨结局。

武昌起义的下层士官则一开始就主动让出了主导权，推出了旧官僚黎元洪。

这似乎在告诉我们，“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在现实中有着复杂的演绎，旧势力的根基和影响力并非轻易就能撼动。

最后，二者都发端于楚地。

“唯楚有材”，这里不仅出人才，还多是造反之材。

楚地的独特文化和民风，或许孕育了人们敢于反抗、勇于突破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