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 续兴之志绍兴之治 从续兴元宝解析西辽政史

图一. 折二型. 重：8.18g“续兴元宝”钱币在吉尔吉斯斯坦的 Balasagun、Aq-Beshim、Navekat 等地被出土。 续字之（四）简笔划. 以（一）笔划而向下垂，早期版式。

图二. 契丹大字顺读续兴元宝（尚未明？）。 Size, mm: 22.33-22.91. Weight, g: 2.49. 契丹大字多见“直笔起收”“横粗竖细”“棱角分明”。 “续兴元宝的契丹大字”，看来似是一个逻辑上似乎合理（契丹人发行的钱币用契丹文），但实际上在考古和钱币学上见有契丹大小 字的压胜钱。 这枚是私藏品. 孤品。 见Zeno 131224。

契丹大字多见笔画僵硬、棱角分明：起笔和收笔处缺乏毛笔书法中的“藏锋”、“回锋”等技巧，线条直来直去，转折处常是生硬的角度，而非圆润的转角。 其精神与形式早已融入书法与制度的深层结构之中，这清晰地展现了契丹大字从汉字“隶变”和“楷化”过程中，独立发展出的硬朗、方正的书法美学，这与汉字版“续兴元宝”那相对柔和隶的楷楷体截然不同。 这枚得自StephenAlbum Rare Coin证s Auction 45，它需要更多的考古出土实物来交叉佐证。

图三. Unearthed at theBurana site, Kyrgyzstan. Possibly minted in Balasagun， an ancient Sogdian cityin present-day Kyrgyzstan吉尔吉斯斯坦，位于比什凯克和伊塞克湖之间的楚伊河谷。 巴拉萨贡是西辽朝（1124-1211）的首都，也被称为喀拉希泰QaraKhita（“黑汗”）。 结构严谨、线条有刀刻感——与契丹大字碑刻的笔意极为相近。

图四.笨拙篆隶书法.重量：2.6g 公克. Size, mm: 23.5 . Found in Kyrgyzstan.

图五. 西辽地图.

1.考证与归属

近年来在中亚（如吉尔吉斯的七河地区、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出土数枚刻有“续兴元宝”铭文的铜质方孔钱。 考古数据表明，这种钱币的铸造地点在西辽政权控制下的中亚地区（七河、碎叶、那维卡等）。 它们或斑驳、或黝黑，边缘圆润如风蚀之石。 这些铜钱，或许曾在祭坛上随歌起舞，也或许是旅人腰间的护符。 它们所传递的，不是货币的价值，而是一种对“延续”的信念。 它在精神谱系上，的确可视为“千秋万岁”的变奏与延伸。

A. 西辽王朝（ 喀喇契丹） 都城八剌沙衮（Balasaghun/ Burana）是西辽（喀喇契丹，QaraKhitai）的都城统治核心区，由耶律大石（YelüDashi）建立。 遗址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谷地（ChuyValley），靠近托克马克（Tokmak）市。 自2008年以来，在布拉纳（Burana）与红河（KrasnayaRechka）发现“续兴元宝”铜钱，归为西辽铸造。 这些钱币的出土地点、文化层、文字笨拙特徵与合金分析都指向是当地铸造与使用，而非从东方携入。 因此，它们构成了“契丹文化在中亚定居并当地语系化”的直接物证。

B. 阿克-贝希姆 / Ak-Beshim（阿克-贝希姆/Aq-Beshim）—一个北纬42.57度，东经73.80度. 报导中记载的西辽类汉字钱（表面散落与少量伴随出土）。文化层：半固定聚落与早期中亚契丹/地方行政层相联结的出土脉络

C. Krasnaya Rechka（红河 / 红河）—大约在北纬42.90度，东经75.20度

主要出土：局部报导之续兴类小平钱、散落表面发现。 文化层：属于七河地区（Semirechye—Tokmok）邻近的西辽活动范围。 因此，目前学界主流判断是：西辽汉字方孔钱的可确定出土主要集中于中亚（Semirechye / Balasaghun 等）吉尔吉斯七河地区（Semirechye），正是耶律大石建立西辽政权的核心地带。

2. [续兴元宝]是西辽“政治语言”的方孔钱。

辽金之际，风云变色。 耶律大石（辽德宗）引契丹遗民西行，横越山河，不为避乱而行，而是为复国之志所驱。 这场被称作“西辽”的开创者，既是疆域的拓展，更是精神与秩序的重建。

具体来说，“续兴元宝”上的“续兴”二字，并非简单的年号，而是耶律大石西迁创建西辽政权过程中政治抱负的体现。 耶律大石作为辽朝皇族后裔，因故国灭亡而被迫西迁，期望借助中亚地方势力的力量，雪耻复国，恢复辽朝旧日荣光。 在这段历史背景下诞生的“续兴元宝”，象征他承袭祖宗基业并“续兴”故国的决心。向契丹与汉系臣民传递“我仍为大辽正统”; 在象征层面上重建汉字政权的合法性， 更能体现耶律大石延承大辽、重振旧邦的政治愿景。

这一意识在他的言行中屡屡显现，最典型者，便是《辽史》所载的两次宣言。 分别标志著他从“报国复仇”到“恢复正统”的思想转折，并在政治语言上逐步塑造出“续兴”这一核心意象。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在方孔钱币上的“续兴元宝”铭文，因存世极罕， 绝非为了满足广大帝国的日常交易需求， 可能是仅对西辽都城附近辽朝皇族后裔及汉族诸郡民臣赏赐物或局部流通钱。 版式又有三、四种之多， 但数量极少， 又仅出现在西辽都城都城八剌沙衮附近，极可能是政治性载赏之信物。 可称为礼仪性、赏赐性。 当然，也可为当地西辽遗民作为局部地区流通之货币。 这一政治主张藉由铸币“续兴元宝”具体化，让政治承诺以金属钱币的形式随之流转于民间与诸部落中，而成为一种无声的宣言。

总结而言，要理解“续兴元宝”必须把它放在西辽政权兴起的历史脉络中，把钱币看作一种政治工具与象征，它不仅是一种货币化形制，更是一份沉重的历史与文化承诺，并彰显了耶律大石父子对大辽正统性与复兴大业不懈追求的政治宣言。

例如， 有下列史料文献之宣誓记载：

第一次宣言发生于可敦城[（Khatun Khot），又被称为辽代的镇州，是辽朝在漠北的重要军事重镇和西北路招讨司的治所。 当时耶律大石刚开始率领残部脱离中原，正处于流亡与重建之间的险峻时刻。 《辽史·卷三十》记载：“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此言既为军事动员令，亦是情感上的集结号。 他以忠臣复国者的姿态，重申“为君父雪耻”之志，唤起辽室余众的共鸣。 这是一种以道德正统为基础的政治动员，其核心精神在于“复”——复仇、复业、复国。 他以一个为君父复仇的忠臣形象，凝聚了最初的力量，这份“续兴”的种子已然埋下。 然而，随著西辽政权在中亚逐步稳定，耶律大石的政治语言产生了质的升华。

第二次宣言发表于他在虎思斡耳朵（Balasaghun）建都之际。 《辽史》载：“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 朕率尔众，远至朔漠，期复大业，以光中兴。”此时的“复”不再局限于收复故地，而上升为历史使命的再现——“以光中兴”。 这裡的“中兴”一词，体现出耶律大石以“大辽”正统继承者自居的巨集大叙事。 他要建构的，不是一个游牧军事政权，而是一个延续辽朝法统、传承汉文化政治语彙的“再生帝国”。 并以契丹旧制与汉制并行，延续原有的政治符号与礼仪体系。 “中兴”是他向中亚诸部、乃至向金朝与南宋宣告的法统所在。

若说“中兴”是文字上的誓言，那麽“续兴元宝”便是其物质的化身。 两者共同构成了西辽政权在异域重生的合法性宣誓之书章。

从语义层面来看，“中兴”与“续兴”一脉相承。 前者是文辞上的政治修辞，后者则成为物质化的象征语彙。 当“续兴元宝”作为钱币铭文出现时，它不仅仅反映出对大辽故国的怀旧，更是对“继统”与“合法性”的视觉化的陈述。 此一用语的精神源头，更可追溯至《辽史·卷四十四·天祚皇帝本纪》所载：“帝既西奔，遣使谕诸部曰：吾祖宗创业以来，历年既久，朕今播迁，欲收遗绪，以表其志。”这句“以表其志”正是耶律大石政治语言的核心结晶——“表志”即“表明志向”，志者何也，乃“续兴祖宗基业”也。 《辽史》中的一句古语，如今化作金石余音。 续兴元宝不仅是一枚钱，更是时代的印记：它记录著契丹人未竟的志业，也映照出文明在流亡中的重生。

在中亚的多民族环境中，这种以“复兴”为核心的政治话语不仅具有象征功能，也具实际的统合力量。 对内，它凝聚契丹与汉族遗民的忠诚，强化对大辽正统的信仰; 对外，它向突厥、回鹘、花剌子模诸国传达出西辽政权作为“大辽延续”的政治主张，并以此维护外交地位与宗主权威。 因此，“续兴元宝”的出现，极可能是耶律大石与其子仁宗耶律义列在政治自我定位上的物化成果。 它将《辽史》中那句飘忽的“以表其志”，牢牢地铸刻“续兴元宝”流通钱币作为政治建构权力象征之上。

若将钱币视作政令工具，“续兴元宝”便可被理解为“中兴”政治理念及经济的延伸。 其“续”更是延续政权命脉; 其“兴”不仅象征经济复甦，也寓含王朝再起的愿景。 钱币作为可流通的政治文本，传递出“我朝未亡”的隐喻，其象征意义远超财政用途。

综上所述，耶律大石的两次政治宣言与《辽史》中“以表其志”的记载，共同构成了理解“续兴元宝”的历史语境。 这一铭文极有可能并非单纯的铭文年号，而是具备“王朝续命”与“政治宣示”双重功能的复兴象征。 它可见证了一位流亡君主将记忆、信念与政治合法性凝鍊于方寸之间，以铜之质续写辽朝余烬的历史篇章。 每一枚“续兴元宝”，都是一份流动的政治声明，提醒著使用者与持有者：大辽并未灭亡，其正统在此“赓续”与“复兴”。

因此，“续兴元宝”不仅是耶律大石在位二十年根深蒂固意念的酬偿，更是其子耶律义列继承父志、巩固政权的工具。 它将《辽史》中的文字誓言，转化为从文字记录转化为可触摸的实物史料。 这不仅印证了历史文献的可靠性，也可能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关于西辽历史细节，甚至填补某些史料空白的机会。 有了实物史料，证实了西辽从建立之初，其核心的政治驱动力便是“续兴”， 所以， 我的逻辑思维推论其发行年代是在耶律大石执政期间的大愿， 或延续至其子仁宗耶律列。 又在都城咐附近的出土发现， 正可表现的是西辽臣民承载著故国哀思与复兴渴望的沉重使命。 因此， 我的推理应该在耶律大石在位二十年之间就有发行了， 例如图一，折二型之书体特徵又厚重， 图二契丹大字方孔钱[疑似是续兴元宝的契丹大字]. 推理 为早期赏赐追随他的契丹将士们。 对于这些流离失所的故国遗民而言，是一个清晰的复国目标也是凝聚人心的关键。 何况， 出土地布拉纳塔正是西辽首都八剌沙衮（Balasaghun）住民多是汉辽族群区。

“续兴元宝”可以被视为一句“简洁而有力的政治宣言”，是将耶律大石口中的“中兴”理想，物化为国家权威象征的宝货。 因此，从从政治需求的迫切性与铭文意涵的贴合度来看，将此币归于创始者耶律大石，是最为直观且富有洞见的推测。

2.对史料中之“绍兴”今被改释为“续兴”是对吗？

按《辽史·本纪第三十》载：“（耶律）大石卒，子夷列即位，改元绍兴。 《辽史‧表第六‧帝纪年表》亦作“绍兴元年”。”。 此纪年自1151年至1163年，凡十三年，仁宗在位。 此二处“绍兴”二字极具象征意义，几乎与南宋高宗赵构（1131-1162年）所用年号完全重叠。 令人注目的是，这两个同名年号的政权，皆为被北方金国所迫而流亡之政权，一东一西，彼此遥遥呼应：南宋以“绍祖中兴”自许，西辽则似乎以“绍辽中兴”自命。 这种东西遥对的历史场景，恰如残烬中并起的两盏延续旧统的灯火，各自燃烧著欲望恢复往日荣光的政治理想。 所以西辽与南宋同时有“绍兴”年号是合理合情。

A. 俄国学者研究者： 认为南宋高宗赵构（1127–1162 年在位）于 1131 年改元“绍兴”与西辽耶律夷列即位约在1151 年左右，若同样採用“绍兴”作年号，显然不合常理。 因此，近代俄国学界普遍怀疑《辽史》的“绍兴”系 传抄误字，应作“续兴”。

这一说法纯属“学术推论”，而非以“史料原文”。 原始史书中确实只有“绍兴”，后人据理更正为“续兴”虽有合理推测，但无明确的史料链键支撑。 按《辽史》为元代官方所修，其所据多出自契丹旧档与中原辽政档案，对年号的记录一向“严谨”，并无理由在仁宗纪年处出现孤例性之误书。 若欲修正正史纪年，理应有确切的同时代文书、碑刻或明确出土地层来对比作为依据，仅靠后世出土钱币数例之铭文（续兴）字来作推论，其出土处又无年代文物相配合默契。

B.另有一种的解释认为与“避讳”有关。 有俄国学者推测， 因出土“续兴元宝”而跟“绍兴年号”之对比， 认为是避金哀宗完颜守绪之讳而须改作“续兴”，理由是因金朝的末代皇帝金哀宗完颜守绪（在位时间1224-1234年）。 他的名字中含有“绪”（xù）字，与“续”（xù）字发音完全相同。 西辽灭亡后，他们自认为相关史料在传入蒙古和元朝之前，很可能先流经了金国境内。 在金国的文献记录中，为了避讳君主名讳，书写或提及西辽仁宗的“续兴”年号时，史官便会採用一个意义相近但字形与读音完全不同的字——“绍”——来代替。 久而久之，这个因避讳而产生的“绍兴”便流传下来，并最终被元代修撰《辽史》的史官们所沿用，写入了正史。 像这一种的推理是正确吗？

中国古代的“避讳”制度，其本义在于“本朝之示尊”——以避用本尊帝王、宗庙、师长之名，以示臣民对自已上尊崇与恭敬。 实质是一种内部礼制与君臣伦理秩序的延伸。 故而，“避讳”只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如朝廷内部）中具约束力，属于内政性的文化规范，而非普遍的国际准则。 在跨讳政权的情境下，如辽与金互为敌国，彼此不承认对方的宗主权，自然也不受对方名的约束。

而且时间上也有巨大矛盾：西辽仁宗耶律夷列使用（“绍兴”）年号的时间大约在 1151年—1163年。 金哀宗完颜守绪的在位时间是 1224年—1234年。 两者相差了70至80年。 西辽改元的时候，金哀宗还没有出生，西辽不可能预知几十年后敌国皇帝的名字而提前避讳。 因此， 《辽史·本纪第三十》所载“改元绍兴”应该是正确的。 “绍”与“续”在语义上虽近，但“绍”字更合汉文史书命名体例，正符合《辽史》编纂的书面语惯例。

其次，将“绍”视为“续”之讹，语义上亦难自圆其说。 两字虽有“继承”“延续”之共义，但在政治语境上却各有专属用法：“绍”带有继统、承宗的礼制意涵，用于年号，表“绍祖中兴”之志，为中原正统语彙; “续”则偏重连绵不断之自然义语，缺乏正统继承的仪式色彩。 耶律夷列继位于大石之后，仍自称“大辽”，其年号若为“绍兴”，正符“绍辽中兴”之政治语感，与南宋高宗之“绍兴”是“绍祖中兴”遥相呼应，形成被金国压迫下的东西双重“中兴”意象。 若西辽改为“续兴”，则削弱了这一自觉的继统宣示，与当时辽后政权的意识形态并不契合。

耶律夷列（仁宗）作为耶律大石（德宗）的儿子，他即位时，西辽政权已经在中亚站稳了脚跟。 他使用“绍兴”年号，是对内（对契丹旧部）和对外（对中亚诸属国）宣示，他所继承的不仅仅是父亲耶律大石的征服，更是“大辽帝国”的法统。

再者，考古所见“续兴元宝”钱币多属罕品， 从俄国 Reno.RU 资料中仅见7-10枚图片或地域性铸造物，其出土层位多不明确，而且缺乏确定可溯至耶律夷列在位时期的连续出土记录。 若以此作为否定《辽史》纪年的依据，显然缺乏史学方法上的严谨。 史书为高阶政治纪录，钱币为行政实物证据，两者应互为印证，而非单向取代。

总观而言，如把《辽史》的“绍兴”被改作“续兴”仅属后世学者基于字形相近与少量钱文而作的推测，属于“自我解说而无史源根据”之例。 除非能提出与《辽史》同时期、可确定出处的文献或碑刻证据，否则应仍以《辽史》纪年“绍兴”为准，视考古资料为补证而非否证。

因此，从语义、史源与政治象征三方面观之，《辽史》原文之“绍兴”非但无误，反而更能体现西辽政权自我定位为“辽室正统”的意识。 西辽与南宋同时採用“绍兴”之名，或非巧合，而是历史的对照与呼应：两个同样失土的朝廷，皆以“绍”字寄託对往昔帝国的追忆与重建之志。 若将之简化为“续兴”，无异于抹去了这段历史的精神层次。

按《辽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07年-1125年）的历史。 《辽史》并非由单一作者完成，而是元朝（1343年至1344年）年间由官方组织编纂的官修正史。 其主要的负责人（都总裁）是：脱脱（Tuohtogha）参与编纂的总裁官还包括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等人。

作为实物史料的佐证：儘管《辽史》等文献记载了耶律大石西迁后“欲收遗绪，以表其志”的政治抱负，尤以“续兴元宝”作为实物货币，直接提供了这一历史记载的物理证据。 它将抽象的政治宣言具体化，成为西辽政权证明其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考古发现和历史凭证。 凭此也可推理在耶律大石时代就可有发行了。

叧外“续兴元宝”出土有记录者有7枚， 其中出自李铁生（Li Tiesheng）教授的著名论文《中国钱币》2012年第1期《吉尔吉斯发现的“续兴元宝”与西辽年号考》。 李铁生教授在文中写道：

““2008年11月作者（Belyaev et al.）得知在吉尔吉斯坦阿克-别什姆（Aq-Beshim）城附近出土了一枚不同寻常的中国式铜钱。阿克-别什姆即古碎叶（Suyab）城，其东南方有古契丹（Kidan， Qidan）人旧居住地，不时发现唐朝开元通宝和北宋钱。该铜钱亦出土于此。 ”。

铜钱钱文初读为‘绩兴元宝’如图一。 粗劣的铸艺和笨拙的钱文表明该铜钱不可能来自中国内地，而应是当地所铸。 但中国历史中并无‘绩兴’年号。 故当时认为此枚铜钱可能是中亚地区铸造的花钱。“ 笔按：图一之[绩兴元寳] 是（绩）字. 就是（罒）之笔画以（乛）。

“大约两年后，2010年10月，我们得知吉尔吉斯坦喀喇-吉伽奇（Kara-Jigach），即古塔尔撒肯特（Tarsakent）城，又发现了一枚铜钱。…… 很明显，两枚铜钱钱文均应为'续兴元宝'......”

“2011年4月初我们又...... 在克拉斯那雅-雷契卡（Krasnaya-Rechka），即古纳维卡特（Navekat）城遗址......发现了第三枚铜钱。 铜钱钱文同上。 ” ”。

（2011年后）：第四枚、也是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续兴元宝”被发现了 。 这枚钱币出土于著名的布拉纳（Burana）遗址。 布拉纳遗址在历史地理学上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就是西辽帝国的首都——巴拉沙衮（Balasaghun）。

这些发现具有一锤定音的意义。 如果说前三次在楚河谷地的发现只是将钱币定位到了西辽的“疆域”或“势力范围”，那么，在帝国“首都”的发现，则提供了将“续兴元宝”与西辽“中央政府”直接联繫起来的无可辩驳的考古学连结。 这一证据的出现，使得研究者们有充分的信心将这种钱币从“中亚地方性汉化产品”提升到“西辽帝国国家发行货币”的高度，并以此为基础，向既有的历史文献发起挑战。

这些段落话语的含义解析：

1.地点的特殊性：这枚“续兴元宝”不是在碎叶城（阿克-贝希姆遗址）的主城区域内发现的，而是在城外东南方一个被考古学家辨识为“古契丹人旧居住地”的特定区域。

2.“居住地”的暗示：这个地点被特别标注为“契丹人”的居住地，而非当地原住民（如突厥人、粟特人）的居住区。这强烈暗示了该地点与西辽的统治阶层（即契丹贵族和官僚）有直接关系。 这表明它更可能是一个契丹贵族或官员的生活聚落。

3. 伴生文物的佐证：该地点“不时发现唐朝开元通宝和北宋钱”。 这一点极为重要，它说明居住在这裡的契丹人同时还持有并使用（或储藏）来自中原王朝的货币。 这说明在西辽的经济生活中，来自中原的旧钱（尤其是北宋钱）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其供应量“够用“。 因此，西辽统治者不需要大规模自铸货币的经济必要性。 如果他们真的铸造了（如“续兴元宝”），且数量稀少，那么其目的必然不是为了经济流通，而是另有他图。 最合理的解读就是所提出的政治性、礼仪性功能，如“赏赐品”、“纪念品”或“王信”。

结论

李铁生教授的这一描述，正是“续兴元宝”非流通货币的关键证据之一。 而且在11至13世纪，由于丝绸之路贸易的巨大顺差，北宋铜钱（因其信用高和稳定币值）大量流入中亚、西亚乃至东非，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的“硬通货”。 若西辽另铸一枚汉文“续兴元宝”其稀少及版式多至3-4种，其经济功能几乎可忽略。

如果“续兴元宝”是西辽的官方流通货币，它理应在碎叶城内的商业区、手工业区或更广泛的疆域内被大量发现。 然而，它却是在阿克-别什姆即古碎叶（Suyab）城，其东南方有古契丹（Kidan，Qidan）人旧居住地，似有服务于特定的政治与礼仪功能：例如“祭祀”、“赏赐”（颁给附庸国与官员），以及“传达'王信'”（传递君主的信誉与权威）。 它们是皇帝权力与政治意志的有形象征。 这些钱币更像是皇帝颁赐给下属契丹君主、部落首领及有功大臣的赏赐品; 或是在祭祀天地、祖先等重大仪式中使用的祭品; 甚至是作为证明身份、传达命令的信物（“王信”）。 又其铸造数量稀少，且在西辽故地罕有大规模窖藏发现之一，支持了其非商业流通的功能定位。 如此一来，《辽史》记载的“绍兴”是正式年号（用于纪年），而“续兴元宝”是特殊物品（用于赏赐）。两者并行不悖，互不衝突。 在一个特定的、与契丹统治阶层相关的“契丹旧居住地”个别被发现，这完全符合对其“赏赐品”、“纪念品”或“王信”（仅在契丹核心圈内颁发和持有）的功能定位。

因此，支撑“绍兴为年号，续兴为赏赐钱”的重要考古依据之一。 耶律大石“续兴”的“志”，是一个试图逆转历史洪流的悲壮理想。 他成功地为契丹贵族在西域找到了一片立足之地，并建立了一个横跨中亚的霸权。

然而，西辽的灭亡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规律：一个仅靠军事优势维持、缺乏文化认同和稳固统治根基的“宗主国”，其“霸权”是极其脆弱的。

耶律大石的“志”是属于旧日辽朝的，而他所面对的却是中亚的新环境。 当西辽的统治者无法将“续兴”之志转化为符合当地现实、能真正整合多元族群的有效制度时，这个“志”就只能停留在开国者的记忆中。 当内部的继承、经济和民族矛盾爆发，同时又遭遇了屈出律的篡夺和蒙古的崛起这两大致命打击时，“续兴”的梦想便彻底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