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梅天穆 译者:董汝洋
草原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一直延续到火药武器的广泛使用为止。尽管士兵间的一对一较量是有用的训练,但是蒙古战士必须要在他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管理环境下经受检验。他不仅仅被视为独立的个人,而且是一支高度组织化军队的组成部分。蒙古战士的发展进步也是需要考虑在内的,因为他在13世纪的角色与同时代的游牧民及其前辈迥异。尽管蒙古人继承了之前游牧帝国的许多军事传统,但是他们也发展出了一套更完善的加强军队的系统,并且还在将其不断发展完善。
训练
一条与军队训练有关的必里克(bilig,成吉思汗的训言)记载:
就像斡脱(ortaq)带来织金衣服和好东西,并坚信能从这些布匹、织物获得钱币那样,军队的将官们应当很好地教会儿子们射箭、骑马、一对一格斗,并让他们练习这些事。通过这样的训练把他们练得勇敢无畏,让他们像斡脱那样自信于他们所掌握的本领。
尽管成吉思汗非常重视军事训练,但人们认为因为游牧民从小就学会了骑马、射箭,所以他们已经是合格的战士了。这一概括适用于所有的草原游牧民,最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司马迁关于匈奴的记载。他写到小男孩们通过骑羊学会骑术,用小猎物练习射箭,“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
蒙古人也是在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狩猎与骑马,因为这是草原生活的必备技能。根据方济各会(Franciscan)修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hn de Plano Carpini)记载:
男人们除了制造箭以外,完全不制造任何东西。他们有时也照管牲畜,但他们主要从事打猎和练习箭术,因为他们,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全都是极好的射手。他们的小孩刚刚两三岁的时候,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并骑马飞驰,同时大人就把适合他们身材的弓给他们,教他们射箭。他们是极为敏捷和勇猛的。
汉文史料对此也有记载。宋朝的使者、将领赵珙记载蒙古人生长于鞍马之间,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此外,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学会了如何战斗,因此能够创建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军队。
从很小的时候就不断练习箭术,这使得蒙古人有足够的力量拉开复合弓,并将其完全拉满。若从孩童时期开始不断练习的话,一名弓箭手可以拉开100 磅 到160 磅(这是非常少有的水准)的弓。
虽然这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蒙古人训练中的其他因素也应该被考虑在内,例如,他们是如何练习射箭的。我们知道他们是出众的弓箭手,亚美尼亚人称他们为“引弓民族”(The Nation of Archers)。要知道亚美尼亚人陆续接触过许多其他游牧部落的弓骑兵,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蒙古人的能力高于其他部落。
13世纪关于蒙古人的资料没有展示太多关于他们训练的信息,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检视与蒙古人运用相似战术的群体——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以及中国北方辽朝(945—1125) 的契丹人的训练以了解他们的训练方法。这些族群都起源于草原:契丹人与蒙古人在族源和语言上有所关联,他们统治着部分蒙古地区,而在13世纪,大多数马穆鲁克是在儿时就被从俄罗斯草原引进到伊斯兰世界的。关于他们的军事体系,我们了解的比蒙古人的更多,因此这可以作为研究蒙古人的范例。埃及的马穆鲁克为他们的新兵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训练方案。他们成年后,才会真正开始军事训练。军事训练包括四方面,分别是骑马、长矛、射箭以及剑术,且只有成功完成所有四门课程,一名新兵才会被认为是法里斯(faris,骑兵)。要了解蒙古军队的训练,我们只需探讨马穆鲁克的箭术训练。
一项训练是卡巴克(qabaq)。在这项训练中,将一个葫芦绑在一根杆子上,一名马穆鲁克在骑马经过时射击。杆子的高度可以改变,这迫使骑手仰射或以其他不同的角度射箭,包括回马箭,也就是向后射箭。这种训练的拓展是所谓马穆鲁克葫芦训练(qipaj 或qighaj)。这种训练类似于卡巴克训练,但是要在骑行的时候向下射击目标,骑手通常要在马镫上站起以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这些简单的训练起源自草原,类似的比赛在今天的蒙古还在进行着。人们很容易用一个袋子或者其他物品来代替葫芦进行卡巴克训练。在现代蒙古,类似的比赛是射球(bombog kharvaa),在比赛中,将三个皮球安在杆子上。骑马的弓手在前进的时候射第一个,然后经过第二个的时候射第二个,在骑过之后以回马箭射三个 。训练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只用膝盖控制马,因为两只手都需要持弓,而缰绳系在马鞍上。
控制马匹对中世纪弓骑手是至关重要的。马穆鲁克会练习在射箭的同时用缰绳控制马匹。他们将缰绳打结缩短,并把它们连成一股,然固定在鞍桥上,或者用拉弓的手的中指握住再握上皮鞭。之所以能够这样纵马,是因为他们使用扳指并用食指拉弦,这样就能用其他手指拿着皮鞭。扳指通常用抛光石材制作,使弓手能够用更大的拉力拉弦,而不会被弓弦割伤手指。
《辽史》展示了其他草原训练方法。就像蒙古人一样,契丹人采用半回(caracole)战术攻击,一拨骑兵前进并射击,然后后退,同时另一拨开始进攻。这种战术需要经常练习才能成功,要想维持骑兵分拨进攻的秩序,需要高度的协调性与纪律性。没有适当的训练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混乱,后退的骑手会阻碍下一拨骑手的前进。
尽管契丹人来自草原与森林,但是他们的帝国的管理水平与军事艺术发展到高度复杂的程度,可能是利用了除了狩猎外其他的军事训练方式。事实上,契丹人定期进行军事检阅。除此之外,他们通过骑在马上向柳树杆射击来练习箭术,这可能与射球运动类似。一般认为,蒙古人和女真人也通过这种方式训练。
有证据表明在蒙古时代之前,在欧亚草原西部就存在卡巴克训练与半回旋战术训练。拜占庭战争指南《战略学》(Strategikon)一书的作者拜占庭皇帝莫里斯(Maurikios)在书中记录了阿兰人(Alans)使用的相似的战术,并建议拜占庭人也应当使用这种战术:
在阿兰人的体系中, 军队一部分用来突击, 一部分用来防御, 他们拉成一条战线。军队分成数个莫伊拉(moira),彼此相距200 到400 英尺 一字排开。突击部队在追击中快速推进,然后掉头渗入主阵线的空隙或开阔空当中。然后,他们掉头与防御部队一起向敌人冲击。另一种机动战术是,进攻部队在空隙中转身然后冲击部队的两翼,同时保持着原来的相对位置不变。
来自16 世纪西欧的证据进一步显示半回旋战术需要高度的训练,要想有效完成这个战术,训练与实践必不可少。当人们把使用半回旋战术的黑骑兵(Reiter,德国装备火枪的重骑兵)部署在其他部队的旁边时,发现这会干扰不习惯这种战术的骑兵部队的行动。
(法国国王亨利四世,King Henri Ⅳ of France)命令他支付报酬的250 名黑骑兵放弃半回旋战术,与其他骑兵一同冲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运用他们惯用的战术时,黑骑兵在开火后总是向左机动。但是,危险的是,他们经常与其他迎面而来的友军骑兵相撞,使后者的攻击陷入混乱,削弱其效果。实际上,联军领导人梅恩公爵(duc de Mayenne)在伊夫里(Ivry)失败后就归昝于此以推卸责任。即便如此,他的说法也并非全无凭据:在完成半回旋战术后,他的黑骑兵确实撞上了前进中的枪骑兵同伴,破坏了他们的冲势,使他们的武器变得毫无用处。
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蒙古人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小约翰·马森·史密斯(John Masson Smith Jr)认为,与埃及的马穆鲁克相比,蒙古人是缺乏训练的。在许多方面这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因为马穆鲁克是一支专门征募、训练的精锐部队,唯一的目标就是成为士兵。尽管蒙古人在战争方面表现得令人钦佩,但是他们不是一支精英部队。不像马穆鲁克,他们不是被逐一挑选出来加入军队的,而是所有身强力壮的人都要参军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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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权刊发,选自《弓弩与投石机:蒙古的战争艺术》,[美]梅天穆 著,董汝洋 译,九州出版社 2025年10月。
当然,在一些方面史密斯是正确的—马穆鲁克是中世纪训练最为精良的战士。但是不能将一个马穆鲁克与一个随机挑选出来的蒙古骑兵比较,后者在不服兵役时很可能把时间花在照料羊群上。比较蒙古人与马穆鲁克的剑术尤为不现实。除非必要,否则蒙古人避免白刃战,因为他们更喜欢向敌人射箭,通常使用来自草原的箭雨战术(arrow shower tactic)。考虑到他们的敌人能够从一个相当稳定的平台上对己方开火,除非是冲锋或者情况有利,否则蒙古人不太可能会接近敌人。他们离得越近,对方就越能用弓造成致命伤害。
另一个经常被人观察到的蒙古作战方式是,他们会基于捏儿格(nerge)包围战法进行军事行动,捏儿格也就是通常称之为“驱赶法”(battue)的大规模狩猎模式。参与其中的蒙古人散开数英里并形成包围圈。这个包围圈会逐渐收紧,直到其中所有的动物都被围困在人与马匹组成的圆圈中。大汗猎杀一些动物之后,其他人也会加入狩猎人群之中。他们会允许一些动物逃走。如此规模的狩猎自然需要保持联络与保证纪律以维持包围圈,并在大汗许前防止动物逃掉。
蒙古人不是唯一一个认为狩猎是一种有价值的军事训练方法的内亚族群。契丹人早在辽朝时期就认为,狩猎不仅能给军队提供食物,还是一种训练军事机动的手段。事实上,一位辽朝皇帝曾经说过:“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
捏儿格包围战法的训练让蒙古战士有能力在战场上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行动。一则史料指出:
来自突厥民族的蒙古人已经习惯他们的民众以单一的骑兵中队(squadron)(作战),因此他们团结起来对付敌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允许(从战斗中)撤退或返回(队伍)。他们从这种宝贵的经历中获得了经验,而这些经验没有被其他人(复制)。
捏儿格包围战法确实有助于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在较长的战线上进行复杂的兵力调遣,但不可否认的是,蒙古人本就是高素质的骑手与弓箭手,因为他们几乎从出生起就每天都接触骑马与射箭。游牧生活的季节性迁移加强了他们在长距离机动和协调行动中的纪律性。
蒙古人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他们把纪律观念逐渐灌输到了原本信奉个人主义的游牧民族战士的头脑之中。关于蒙古人纪律严明的逸事不可胜数。对于蒙古人来说,纪律不仅意味着服从指挥官的命令,还意味着不偏离行动的目标。虽然蒙古人会进行洗劫,但他们也会完全绕过那些没有被指定为标的地区。此外,纪律在他们的军队中塑造了秩序意识,因此将军、王公和普通士兵都能理解他们的角色。纪律令蒙古人能够在很远的距离上协同作战,而且不会瓦解成更倾向于满足自身利益而非大汗利益的劫掠团伙。
实际上,纪律是半回旋战术与捏儿格包围战术能够成功执行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成吉思汗帝国出现前,蒙古草原上的战争常常会退化为个人的战斗,胜利者为了劫掠敌人的营地而停止战斗,这会让失败方还击,胜利往往就这样溜走了。因此,向蒙古部落灌输纪律可能是成吉思汗个人最大的成就,甚至在他成为蒙古草原的绝对主人前,成吉思汗就希望他的命令能够得到遵守,即使是亲戚也要听令行事。在他还是脱斡邻勒王罕的封臣时,1202 年在答阑捏木儿格思攻击塔塔儿人之前,成吉思汗命令部下除非敌人被打败,否则不要开始劫掠。此外,他命令部下如果遭遇失败,就在指定地点重新集结,而不是溃散到草原上。那些违反命令的人会付出代价:
战胜敌人时,不可贪财。战胜了敌人,那些财物都是我们的,我们共同分配。如果被敌人打退,退到最初冲出去的原阵地,就要反攻;退到最初冲出去的原阵地,而不反攻者,处斩!
这种绝对的纪律也确保了大汗的将领可以在没有下属质疑他们权威的情况下开展行动,这样大汗就不必在所有的战役中露面。
成吉思汗要求对命令的绝对服从。就像之前的其他草原领袖一样,他希望追随者们把他置于所有其他关系之上,不论是家族、氏族还是部落。在1206 年称汗时,术兹札尼(Juzjani)记录下成吉思汗的誓言:“如果你们服从我的命令,这理所应当(原文如此—作者注),如果我命令儿子杀死父亲,你们也要遵守。”此外,这种灌输到蒙古军队的纪律渗透到了蒙古社会之中,这令蒙古人进一步受益于相对定居居民而言的平等主义趋势。
当然,在大汗面前没人敢违反纪律,但是随着蒙古军队穿越大陆,他们可能禁不住抢劫的诱惑而放弃维持纪律,因此他们会去摧毁一个微不足道的罗斯城邦或者一座偏远的中国城镇。最常见的说法是,在战争期间蒙古人是靠严厉的措施来保证战士们遵守纪律的。一个相关的例子是成吉思汗派速不台远征克烈、乃蛮。大汗吩咐速不台要爱惜替换的马匹,以免它们因过度劳累而太过瘦弱。此外,他禁止速不台让军队狩猎,除了为补充粮草而进行的适度围猎 ,甚至关于日常生活的命令也应得到绝对服从。他进一步嘱咐速不台:
士兵骑马,要脱去鞍鞦,脱去马辔,缓慢行进。执行这样的命令,士兵骑马就不会奔驰;立下这样的纪律,违令者杖责!违令者若为朕所认识者,可押解到朕处来;若非朕所认识者,可就地处罚!
这个例子说明了几点。第一,成吉思汗授予他的将军处理不当行为的权力,且违抗命令是一种严重的罪行。第二,他认识到王子、其他亲属和成吉思汗的其他宠臣可能会为彰显他们的特殊地位而破坏战争指挥官的权威。因此,如果他们确实违抗了将军的命令,他们应主动回到成吉思汗处请罪,不然他们违抗命令的消息也一定会被报告给大汗。甚至在成吉思汗死后,王子们也无法篡夺军队将领们的权力。外邦人证实,蒙古人通过严厉的措施维持士兵与军官的纪律。加宾尼记录道:
如果发现任何人在他们控制的领土上从事抢劫或盗窃,就将其处死,绝不宽恕。还有,如果任何人泄露了他们的计划,特别是当他们企图出发作战的时候,就要被罚杖脊一百下,打得就像农民用大棒重击那样重。
加宾尼也注意到,在战争中,如果来自一个十户的部分人逃走,虽然整个十户没有逃走,但整个十户也会被处死。同样地,如果一个十户逃走,虽然所属的百户没有逃走,但整个百户也会被处死。同时,如果一支部队的成员被困,这支部队的其余人必须营救被困者。不清楚这些措施是否真的实行过,但伦理上蒙古人应作为一个整体行动。
然而,瓦列里亚·阿列克谢耶夫(Valery Alexeev)对只有严厉的惩罚才能维持蒙古军队的纪律这一点提出了质疑:
毫无疑问,冷酷无情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游牧生活条件下,如果只采用严酷的措施,很可能会导致军事单位的瓦解……认为军队的纪律是建立在某种根深蒂固的群体心理上的看法可能会现实得多。
纪律的维持还涉及其他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纯粹的忠诚。由于成吉思汗把来自游牧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提升到重要位置,他的追随者们出于感激与忠诚而献身于他。这是成吉思汗通过发展与指挥官的个人关系而获得权力的方式。指挥官们也以此逐级确保自己的军队保持纪律。另一个因素就是在窝阔台时期不断增强的集体命运意识,当时蒙古人已经开始相信上天注定要让他们统治世界。
最后,他们的训练培养出了训练有素且遵守纪律的士兵,他们的能力经受住了艰苦条件的考验。在加宾尼与赵珙之后几十年,马可·波罗观察到,“在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中,忍受着最大的苦难与疲劳,而花费最小的就是他们;他们是最好的征服众多国土的军队”。
本文节选自《弓弩与投石机:蒙古的战争艺术》第三章“蒙古士兵的训练与装备”。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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