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扬：研究陈寅恪，应避免三种倾向

本文转自“近现代史论”公众号，节选自陆扬教授《浅议陈寅恪学术之研究方法——兼答饶佳荣先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还有一点，就是研究陈寅恪，应避免三种倾向，一是只从掌故之类的记录入手，试图从中发现陈氏的学术生涯的秘密。人世交往之点滴，同时代人对于陈寅恪的随意性评价（casual remarks），对于了解陈寅恪这样长期处于学术中心的人物而言，自不应忽略，现代史学也提倡生活史与学术史的交融。但掌故类事例，即西人所谓 anecdotal accounts，若不能将之放置于学术本身的脉络去考察就不会对了解重要学人之学术有真正的帮助，多半会流于说外行话。而且掌故的史料价值，若不能找到有针对性的学术语境和问题，讨论起来会容易无的放矢。我在此试举一两例来说明掌故与学术脉络结合的必要。

金克木先生回忆过，他和陈寅恪曾在一次聚会中会面，当陈先生听说金先生曾在印度问学后，临离别前走到金先生身边，轻轻耳语问他是否读过梵文《妙法莲华经》，而陈先生是用梵文读出《妙法莲华经》的名称。事后金先生评论说，他是在印度受的梵学训练，而印度正统古典训练是不会去读这类佛典的（笔者案：犹如吾国的国学训练只重四部之学，极少旁及内典）。这一故事几乎没见学者在讨论陈寅恪时用过，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细节颇有意义，陈先生那一刻意发问或许有试探金先生学力的意思，但提出的问题本身仍是有些低级的，说明陈寅恪所受的以德国梵语语文学为基础的训练并不重视印度本土的学术训练脉络，那是一种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前期欧洲汉学式的训练方式。这一点在本人撰写的有关季羡林和金克木先生的回忆文章中会再详细说明。但如果你不将这类掌故例子和陈氏某些特定的学术系谱连接，就不会注意其可利用的价值。

同样道理，只有对某些掌故背后的学人关系有了解，才能对陈寅恪论著中的一些被看作是客观的宣称（statement）有更细腻的了解。比如他发表在1942年的《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广为学界所流传。其中称说：“寅恪尝闻当世学者称先生今日赤县神州训诂小学之第一人，今读是篇，益信其言之不污也。”以陈寅恪当时之学坛地位，这段话自然体现一种无可辩驳的客观性。但若细读杨树达回忆录，会发现在三十年代，杨树达眼中最大的学术竞争对手就是黄季刚。这一点多年前笔者读《积微翁回忆录》时，余英时先生便特别提示笔者留意，认为杨树达有与黄侃争胜的潜在意味。余先生的这一看法可谓卓识。

而在当时，黄侃才是通常被认为训诂小学之第一人。陈氏撰写此文时，黄侃虽已故去，但陈氏的这一宣称，恐仍不无在此种背景下公开推崇杨树达之意。又比如陈寅恪在为杨树达的另一部著作《论语疏证》撰写的序文里，着重谈天竺中土儒释经诂传统之不同，这更是陈氏自身学术的表达，与杨树达该著关系可谓若即若离。当然杨树达也是笔者深为佩服的学者，但陈寅恪的这些序言在客观成分之外，更有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的意味，其弦外之意是值得思考的。其实陈氏给几位一流学者撰写的序文和审查报告都是他个人学术立场的宣言，而这些宣言本身既彰显陈氏学术的一贯立场，也有特殊书写语境下的特殊意涵，在讨论这些撰述时，我们不应忽略这两方面中任何一面，也就是说我们对待陈氏的文字必须和陈氏对待史料一样的审慎（critical）。最近一期《北大学报》陈寅恪纪念特辑中也有王汎森先生一篇大作，提到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特别强调“序”在明清文士关系中的重要性，并且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王汎森：《陈寅恪的历史解释——以〈柳如是别传〉及〈论再生缘〉胡适眉批本为例的讨论》）。陈氏的这种史学观察和他自身写序的实践同样存在着交互影响的关系。

陈寅恪研究要避免的第二种倾向，是不能轻信耳食之言，这一点是近年来陈寅恪研究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坊间流行的一些有关陈寅恪学术的分析著作，有些出自资深学人，固然不无创获，但也常犯以耳食之言为基础展开讨论的毛病。不是真正去细读陈氏的专业学术论文，并了解其学术论点和论证的来龙去脉。陈寅恪身前为当时一流之学者所环绕，即便是仰慕他的后辈，亦不乏学术上卓越人物，因此他们对于陈寅恪会有各类评价。

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同样必须以史学态度对待之，不管这些言论出自俞大维傅斯年胡适钱穆还是出自钱锺书季羡林周一良。这绝非因为这些学人的评论已经过时或没价值，而是他们的评论同样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学术训练背景和特定时候的学术立场作出的，有时恰恰因为和陈寅恪关系接近，反而容易只注意他的某一面相，而未必能保持一种 critical distance。有时甚至不同的著名学人，对陈寅恪学术特征采用同一种评语，其内涵也可能大不一样，比如认为陈寅恪学术以“考证”著称。所以这些评论，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其价值究竟如何，仍需经史学之拷问，拷问的最佳方式仍是深入了解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本身，才能洞悉他们的评论在哪一个层次上说明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不说明什么问题。比如笔者在讨论陈寅恪对对子之文中特别指出俞大维回忆中提到的陈寅恪的文学旨趣纵然有参考价值，却并不全面，不能依赖以解释陈氏的文学观。

同样的，傅斯年激赏陈寅恪的论文《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认为是利用语文学来研究历史的学术典范，但以笔者的浅见，这篇文章固然有贡献，却并非一篇需要极高学术造诣的研究，心得主要还是来自对德国学者的相关著作的利用和对汉文史料的熟悉。这一点只有与同时期类似研究相较，才能清晰看出。陈氏的创获主要还是有较好的问题意识，通过对中文史料的充分和巧妙利用，能找到线索和联系。笔者自从事学术工作起，周边师友几乎都是对陈寅恪学术有精深了解之辈，对于他们的相关分析，笔者在尽量采纳之余，采取的也是同一立场，这里毋庸再加说明。

要避免的第三种倾向，是不加考索地将陈寅恪所欣赏的学人的学术旨趣和陈寅恪本人的学术旨趣或目标划上等号。陈寅恪欣赏的学人，至少从其比较公开的言论来看，往往近于考据或实证类型，比如陈垣、杨树达等人。而极少有对胡适等新派学人作公开的褒扬。所以我们很容易将陈垣、杨树达的学问旨趣或特征当作陈寅恪自身的学术特点。实际情况可能远非如此。陈氏固然有重视实证和考据的一面，但他自己最有创获的论著（为数绝对不少）则往往不是在传统意义的实证层面上作出的，有时是以实证面目出现，但实际却包含大量非实证所得的史学预设或者历史想象力。或许王国维和陈寅恪之间存在着别人和他之间少有的学术共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