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坳晨雾里的2007：责任扛肩，坚守伴朝暮

2007年9月1日的晨雾裹着桂花香，漫过山坳乡的石阶路时，我正站在乡党委办公楼的公示栏前，指尖抚过“提名副乡长候选人”那行字，油墨味混着山间的湿气钻进鼻腔。手机里还存着陈局长——如今该叫陈副县长了——发来的短信：“山坳乡是全县的缩影，把教育和民政抓牢，就是抓牢百姓的根。”帆布包里那支李股长送的英雄钢笔硌着掌心，想起四年前综合股的灯光，忽然觉得肩头的担子比来时的山路更沉。

到岗第三天，我就背着帆布包下了村。山坳乡有39个行政村，127个自然村，散落在层叠的山褶里，最远的村落要翻三座山，手机信号时断时续。第一站去的还是山坳小学，当年的营养餐试点早已铺开，食堂飘出的番茄炒蛋香里，我看见那个扎羊角辫的李小梅正给低年级学生分饭，她胸前的红领巾洗得发白，却系得整整齐齐。校长拉着我往教室走，声音压得很低：“乡长，你来得正好，有几个孩子最近总迟到，我去家访才知道……”

李小梅的同班同学陈冬冬家在最陡的鹰嘴崖，我跟着校长爬了半小时山路，裤脚沾满泥点，才在半坡的土坯房里见到他。一个拄着双拐的男人坐在门槛上编竹篮，看见我们就往屋里躲，冬冬正蹲在灶台前烧火，锅里煮着半锅红薯，水蒸气模糊了他冻得开裂的脸颊。校长叹气：“他爸去年采石场出事断了腿，他妈走了三年多，父子俩就靠编竹篮换点粮食。按政策，他爸还在，不能算孤儿，补助申请了好几次都没批。”我摸出帆布包里的钢笔，在笔记本上重重写下“陈冬冬”三个字，纸页被山间的潮气浸得发皱。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把全乡2所中学、18所小学走了个遍，笔记本上记满了类似的名字：父母一方重病卧床、另一方失联的刘倩倩；父亲服刑、母亲改嫁的王浩；母亲精神失常、父亲在外打零工杳无音信的赵小燕……一共23个孩子，他们都卡在“孤儿补贴”的政策缝隙里，像山坳里无人照料的野菊。回到乡政府，我翻出2006年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孤儿救助工作的意见》，逐字逐句地啃，直到凌晨三点，终于在“其他困境儿童”的条款里找到了突破口。

我带着统计册闯进县民政局局长办公室时，老局长正泡着茶看报纸。“张局，这23个孩子，虽然父母一方健在，但根本没有抚养能力，算不算‘事实上无人抚养’？”我把冬冬家的照片推到他面前，“政策里说‘其他困境儿童可参照救助’，咱们能不能从民政社会救助资金里挤点出来，先把他们的学费、学杂费免了，再给点文具补贴？”张局长捏着照片看了半天，摇头道：“年轻人，政策不能乱开口子，这要是开了头，其他乡镇都来要，我没法交代。”

我没放弃，连续一周泡在民政局的档案室，翻遍了近三年的救助案例，终于找到一份邻县“重病家庭子女教育帮扶”的文件。我照着这份文件改了七遍，把23个孩子的具体情况、帮扶标准、资金来源列得一清二楚，又带着陈冬冬和他父亲去了县城。当拄着双拐的男人在局长办公室磕磕巴巴地说“我对不起娃”时，张局长的茶杯顿了一下，终于松口：“先搞个试点，资金从乡民政专项里调剂，我给你签字。”

帮扶政策落实那天，我提着装满新书包和文具的布兜去鹰嘴崖。冬冬摸着书包上的卡通图案，突然往我兜里塞了个烤红薯，烫得我手心发麻。他爸拉着我的手，竹篾划破的手指在我袖口蹭出几道血痕：“乡长，你是第一个踏进我家门的领导，还这么贴心。”后来我又协调学校，给这些孩子加了营养餐的荤菜，还组织乡中学的老师周末义务补课。有次去山坳小学检查，看见倩倩在作文里写“乡长阿姨的钢笔，和老师的一样亮”，字里行间满是稚气，我忽然明白，李股长说的“被需要”，原来可以这样踏实温暖。

刚把教育帮扶的事理顺，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举报信就堆满了我的办公桌。最棘手的是乱石村，举报信里附着重叠的选票照片，说村主任候选人王老三花钱买选票，还威胁不投他的村民。我带着乡民政办的老吴去乱石村时，村口的大槐树下围了一群人，看见我们就纷纷散开，只有一个戴草帽的老人偷偷塞给我一张揉皱的选票，背面写着“王老三给了我五十块”。

调查比预想的更艰难。王老三在村里势力大，开着采石场，不少村民都靠他吃饭，没人敢说实话。我和老吴索性找了村小学的闲置教室办公，天不亮就去田间地头找村民聊天，尤其是拉着村里的大婶大娘唠家常，她们才肯偷偷透露些实情；晚上在煤油灯下核对选票，蚊虫围着灯芯打转。有天傍晚，有人往教室窗户扔石头，玻璃哐当一声响，老吴吓得直哆嗦：“乡长，要不算了，这王老三不好惹。”我摸出那支英雄钢笔，在笔记本上写“公生明，廉生威”，这是陈副县长当年教我的。第二天，我们找到采石场的会计，他偷偷给我们看了王老三的“选票开支账”，铁证如山。

在乱石村的选举大会上，我当众宣布取消王老三的候选资格，现场一片死寂。王老三冲上来揪住我的衣领，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你个外来的丫头片子，敢断我的路！”我用力掰开他的手，声音没抖：“选举要讲规矩，你要是不服，去县纪委告我。”散会时，那个戴草帽的老人拉着我，往我兜里塞了把晒干的金银花：“女乡长，你心善但要当心啊，王老三记仇得很。”

恶意举报信来得又快又猛。半个月里，县纪委收到了十几封举报信，说我“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甚至卑劣地捏造我“和男教师有不正当关系”。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看着那些颠倒黑白的文字，指尖掐进掌心，手里的钢笔把纸戳出了洞。老吴劝我：“要不找王老三私了吧，他就是要个说法。”我摇摇头，给陈副县长打了个电话，没说半句委屈，只坚定地说“我没做错”。

三天后，陈副县长的车停在了乡政府门口。她把我叫到车上，递来一张纸巾擦了擦我泛红的眼眶，再递给我一份调令：“县政府办缺个副主任，我向孙县长推荐了你。山坳这地方，水太深，你一个女同志硬扛太吃亏，先撤出来避避。”我看着车窗外朦胧的山雾，泪水终于忍不住打转：“陈县长，我不甘心。”她拍了拍我的手背，语气温和却有力：“甘心不是争一时之气，是把本事练扎实，以后才能更有底气地做事。”我想起当年她带着我推公车改革时的果敢，想起她在北京为营养餐基金会奔走时的坚韧，默默接过了调令。

离开山坳乡那天，天刚亮。乡政府门口挤满了人，陈冬冬的爸拄着拐杖站在最前面，手里捧着一篮编好的竹篮；倩倩的奶奶拉着我的手，把一双纳得厚实的布鞋塞进我包里，反复叮嘱“天冷了要穿暖”；山坳小学的女老师们围过来，悄悄塞给我几包润喉糖，说“到了县里说话多，要护着嗓子”。车开出去很远，我回头看，他们还站在雾里挥手，身影越来越小。而远处的乱石村方向，隐约传来鞭炮声，那是王老三他们在庆祝。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渐渐模糊的山坳，在心里郑重默念：我一定会回来的。

坐在县政府办的新办公室里，我打开笔记本，第一页写着23个孩子的名字。后来我听说，山坳乡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帮扶”被县民政局当成典型推广，再后来，省里、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那些曾经卡在缝隙里的孩子，终于有了明确的保障。2020年国家全面实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时，我正在整理当年的帮扶档案，看见新闻里“全国共有41.4万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的数字，忽然想起鹰嘴崖的晨雾，想起那支始终攥在手里的英雄钢笔。

陈副县长来办公室看我时，我正对着那份泛黄的帮扶档案出神。她指着墙上的地图：“你看，山坳乡的位置我标红了，以后有机会，就回去把它建好，让那里的孩子和百姓都过得更稳当。”山坳乡的轮廓，在红笔的圈示下，宛如展翅翱翔的雄鹰，想不到我却折戟与此。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地图上山坳乡的红圈上，也照在我摊开的笔记本上，那支英雄钢笔静静躺在旁边，笔身亮得晃眼。我知道，那片浸着桂花香的山坳，那些孩子纯真的笑脸，还有乱石村的风雨磨砺，都不是结束，而是我机关生涯里最扎实的铺垫——铺垫着某一天，我带着更成熟的心智和更坚实的力量，回去扛起那片山的希望，不辜负那些攥着我手说“信你”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