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天价彩礼、离婚率高企、生育率下降，问题到底出在哪？

温铁军：天价彩礼、离婚率高企、生育率下降，问题到底出在哪？

以前都是情比金坚，现在都是金比情坚，天价彩礼、离婚率高居不下、生育率持续低迷，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经济学家温铁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背后根本不是人心变了、风气坏了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深刻的结构性难题。

今天，我们就借着他的思路，好好聊聊这杆秤是怎么歪的，又该如何把它扶正。感情真的比不过金钱了吗？

一切的源头，要从那势不可挡的城市化浪潮说起。为了消化那些过剩的房地产，很多地方不约而同地玩起了一个“捆绑游戏”：把最好的教育资源、最可靠的医疗条件，都集中到了县城里。这么一来，农村家庭的焦虑感瞬间被拉满。

你想让孩子上个好点的学校，将来有出息？行，去县城买房。家里老人生病了想找个好大夫？行，也得去县城。这房子，就不再仅仅是一堆钢筋水泥，它成了通往未来的唯一船票，成了下一代人安身立命的入场券。

于是婚姻这杆秤的第一个，也是最沉重的砝码，就这么被定下来了：一套县城的房产。这成了谈婚论嫁的硬性门槛，是底线，也是起步价。

很快这套“标配”清单开始疯狂地通货膨胀。光有房还不行，一辆体面的汽车成了必需品。几斤重的“三金”首饰，象征着男方家的脸面和诚意。而作为重头戏的彩礼，更是坐上了火箭。

今年的一份调研显示，全国的彩礼均值已经逼近14万，而在河南、山东这些地方，28万的彩礼钱也只是平常事。即便是在官方出手治理前，江西一些县城超过15万的彩礼也比比皆是。

你算算这笔账，房子、车子、票子、金子，一套下来要花多少钱？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是，这笔结婚的总费用，常常能达到当地一个普通人年收入的四五十倍。

面对这样的天文数字，媒人手里的小本本也变得现实无比，要是男方家连最基本的房产都拿不出手，媒人会客气地劝退：“条件不行就别耽误人家好姑娘了。”

话糙理不糙，市场逻辑已经彻底渗透了乡土社会的婚恋观。在这杆被资产化了的秤上，一个年轻人的品行、勤劳和爱意，都显得轻飘飘的，远不如一套房产证来得实在。

用如此高昂的“估值”缔结的婚姻，根基真的牢固吗？现实给出了一个冰冷而残酷的答案。为了凑齐这笔巨款，男方家庭往往要掏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积蓄，还得低下头来东拼西凑、四处举债。

这哪是办喜事，这分明是一场负债累累的“还债马拉松”的开端。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和沉重的债务。甜蜜的二人世界还没开始，经济的阴霾就已经笼罩下来。

因金钱而起的争吵，成了许多新婚家庭的家常便饭。当最初的激情褪去，共同面对巨额债务的压力时，再深厚的感情也可能被消磨殆尽。于是一个怪象出现了：民政局门口，排队办离婚的队伍，有时竟像“赶集”一样热闹。

数据更加不会说谎。2024年，全国离婚登记的数量就超过了350万对，粗离婚率达到2.5‰。而一个更令人心惊的趋势是，今年上半年的离婚数量，比去年同期又多了5万对。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离婚率占比高得吓人，有些县甚至超过了90%。

人们常说的“七年之痒”，如今在农村似乎被压缩成了“三年之痛”。数据显示，婚后三年内就分道扬镳的比例，已经从20%飙升到了35%。即便有“离婚冷静期”这样的政策出手，曾在短期内压低了数据，但在2024年，离婚潮还是出现了强力反弹，农村地区尤为明显。

在高昂“估值”下开始的婚姻，就像一份建立在高杠杆之上的金融合约，极度脆弱，随时可能“崩盘”。而当婚姻这部“家庭公司”连自身运转都步履维艰时，自然也就谈不上“扩大再生产”了。

生育意愿的冰点，正是这个逻辑的必然结果。全国的出生人口在2024年只有954万，出生率为6.77‰。在农村，总和生育率更是已经降到了1.29，不仅低于城市，更是跌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从“多子多福”到只生一个，甚至丁克家庭越来越多，这并非是农民的观念变得有多“时髦”。这背后，是最朴素也最理性的经济考量。

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孩子的教育要绑定县城的房子，医疗资源也在向城镇萎缩。对于那些刚刚为儿子婚事背上巨债的家庭来说，再生一个孙子，简直不敢想象。这不再是添丁进口的喜悦，而是家庭资产贬值和风险激增的信号。

难道农村的婚姻和家庭，就真的只能在资本的逻辑里打转，最终走向空心化和凋零吗？在一些被忽视的角落里，一群人正在给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河北定州的翟城村，从2003年起就开始了一场特别的乡建试验。村里的人没有选择背井离乡去城里打拼，而是组织起来，成立了劳动合作社，一起搞起了生态农业。

当一个社区有了自己稳固的经济基础，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2024年，翟城村的合作社收入超过了500万，社员们都能拿到不错的分红。有了这份底气，年轻人谈婚论嫁时，那杆异化的“资产秤”在这里彻底失灵了。

他们不需要县城的房子，不需要几十万的彩礼，甚至连汽车都不再是必需品。合作社里的青年们自由恋爱，看对眼了，就办一场热闹的集体婚礼。婚姻的基础，不再是物质财富的匹配，而是共同的理想，是在一起劳动、一起奋斗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情感与信任。

在这里，评价一个年轻人的标尺，被悄然重构了。人们看重的，不再是你家里有多少存款，而是你为这个集体贡献了多少，你的人品如何，你是否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

这把新标尺带来的“收益”是惊人的：村里的离婚率几乎为零，而生育率却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家家户户有两三个孩子，甚至更多，成了普遍现象。孩子们的笑声，让一度荒芜的村庄重新充满了活力，就连被撤并的村级小学也得以重开。

翟城村的成功并非孤例。在福建古田、四川雅安等地，类似的合作社模式都在悄然生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流。

说到底今天农村婚姻的种种困境，本质上是一场价值评价体系的危机。那杆衡量幸福的标尺，被资本的逻辑彻底带偏了。天价彩礼、闪婚闪离、生育断崖，不过是这杆失灵的秤上，接连爆出的一个个刺眼的读数罢了。

想要破局，光靠一纸文件去限制彩礼的数额，就像试图摁住压力锅上不断冒气的阀门，治标不治本。问题的根源，在于那杆秤本身。

乡建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无比珍贵的线索。它证明了，当一个社区能够重建信任与合作，能够为年轻人提供一个不依赖于外部物质的、有尊严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时，一把全新的、以人为本的价值标尺就能被建立起来。

只有当中央的政策引导，能与这些源自乡土、充满生命力的基层探索真正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为农村家庭“减负”，让那杆秤重新回归它本来的刻度——衡量情感，而非价格。到那时，乡村的生机，才可能被真正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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