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70岁为本科生授课，80岁做研究，朱立元获"学术贡献奖"

2022年，一纸诊断书悄然落下，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朱立元确诊罹患胃癌。

当周围的人都慌了神，唯独他自己最冷静，镇定询问医生下一步治疗方案。术后没几天，他就在线上参加了“文艺学经典的当代阐释”学术研讨会并致辞。不到半年，他又拿起笔，为博士后修改出站报告并提出意见。

“很多情况下，我都想打断朱老师的工作，但他确实对学生极其负责。”朱立元学生、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徐贤樑说。

三年过去，80岁的朱立元鬓角染上更多霜色，身形也清瘦不少，不变的是炯炯的双眼和温润的笑——“大家听我声音，都说中气还是很足的。”因病耽搁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朱立元打算重新拾起。现在每次来学校，他仍独自打车，不劳烦他人。这天上午，与我们结束两个小时的访谈，下午他还要赶往学生的著作分享会。

朱立元参加学生的著作分享会

日前，上海市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出炉，最高奖项“学术贡献奖”之一授予朱立元，以肯定他在西方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

“这份荣誉，是对我毕生学术生涯的肯定。”朱立元说，“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但是还是要继续努力。”

“是真理占有我，

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2023年10月，术后仍虚弱的朱立元不顾众人劝阻，坚持筹办“蒋孔阳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原因只有一个：“纪念恩师的活动，必须要办。”

那场集结全国美学界泰斗的盛会，朱立元既是发起者，亦是主持人。如今，会议合影端正地摆在他的办公室书架中央。

朱立元主持蒋先生90周年诞辰会议

朱立元主持蒋先生100周年诞辰大会

“蒋先生对我的影响太大了，这种影响绝非一时，而是贯穿一生的。”说起恩师，朱立元充满敬意和怀念。

蒋孔阳，一代美学大师，复旦大学文艺学学科奠基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出版的经典著作《德国古典美学》是我国首部对西方美学断代史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从康德、费希特、谢林、席勒一直讲到黑格尔，学术影响深远。

蒋孔阳（前排左四）与弟子们合影

也是这一时期，蒋孔阳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生，三个学生的学术起点，都源于老师的这本著作——曹俊峰研究康德；张玉能研究席勒；最年轻的朱立元则选了黑格尔。

从那时起，黑格尔就成为朱立元学术生涯的核心关键词。“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工作。”从硕士论文《黑格尔的戏剧美学思想》，到毕业留校后深入聚焦，直到今天，他的研究从未偏离。

早在198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便出版了朱立元的《黑格尔美学论稿》，该书成为国内首部系统研究黑格尔美学的著作。书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纠正传统对“艺术解体论”的误读，对黑格尔美学的地位做出了中肯的评价。这本书标志着朱立元走上美学研究道路的起点。

“小朱，你现在年轻的时候写一本黑格尔，年纪大的时候可以再写一本黑格尔。”蒋孔阳的这句鼓励一直铭刻于朱立元心中。在朱立元看来，蒋先生希望自己在思考更成熟的时候，对黑格尔的理解能达到更高水平，而不是一直炒之前的冷饭。

因此，近十年来，黑格尔美学依然一直是朱立元研究的重点，“没放弃过，也没中断过”。20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黑格尔美学思想新探》。基于黑格尔《美学讲演录》原始文献的术语考辨，朱立元对黑格尔美学体系进行了重新解读。

“朱老师虽是美学家，但他治学极为严谨、求实。他从来不会用理论上的想象或是表述上的投机取巧，来代替文本上的可靠性。”徐贤樑觉得朱老师对原始文献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做古代文学的老先生们。当年他在德国留学，曾帮朱立元专门核查了四个版本的黑格尔在柏林期间上课的学生笔记。

近年来，“艺术终结论”的问题受到国内外学界重新关注和讨论，朱立元在新书中尝试给出阐释和回应。“这里面是我学习和阅读的想法，包含了我对黑格尔美学整体的思考。”该书出版时，恰好在蒋孔阳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前夕，这让朱立元倍感安慰。

“是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这句《马恩全集》中的名言，曾是蒋孔阳先生常对学生们说的一句话，如今也成为复旦文艺理论学科的座右铭。朱立元将其作为一生信条。

当年，蒋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出版后，还是研究生的朱立元发表了一篇赞誉评论的文章，文末提了几点小的商榷性意见。远在日本神户大学讲学的蒋孔阳，看到文章后很快给朱立元来信，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肯定了朱立元的批评。“蒋先生说，我对他的评价是过誉了，但是对他的批评，觉得非常好，非常值得肯定。”这件事，朱立元刻骨铭心。

1990年前后，朱立元协助蒋孔阳完成《西方美学通史》编写的重大项目，原定六卷本。199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五十周年，著作快要完成，并被选定为献礼成果出版。不幸的是，蒋孔阳在当年突发疾病离世。朱立元接过重任，抓紧完成统稿、撰写与修改，最终推出七卷本《西方美学通史》。历时十年，这部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西方美学通史著作，凝聚了师徒二人以及一批学术骨干的心血与智慧。2013年，朱立元再次修订此书，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

从复旦出发回到复旦，

“这里有太多美好的回忆”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朱立元走过的八十年，似乎一直在验证这个道理。

1962年，17岁的朱立元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本应1967年毕业的他，受历史原因影响，毕业时间推迟至1968年。响应时代号召，他被分配至两千多公里外的新疆，开启了长达十年的边疆生活。

“现在想想，真是感慨万千，但我没有后悔。”初到乌鲁木齐，他被分派至乌鲁木齐县工农兵公社东风大队参与基层劳动。行李由马车拉到租来的破房子；遇到刮大风，就用纸把窗户糊起来；每天与村民下地劳作，双手很快磨出厚茧……这段经历极大程度上锤炼了他的意志。

朱立元

后来的六七年，朱立元先后调任中学教师、乌鲁木齐市委调研秘书等。在调研组、秘书科工作期间，他起草文件、撰写报告，也在《新疆日报》发表文章，笔头功夫从未生疏。工作之余，他随身携带从上海托运来的书籍，利用夜晚和周末时间阅读。能带的书不多，他记得有《鲁迅文集》、王力的《古代汉语》等等，还有朱光潜编写的《西方美学史》、翻译的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当时只是随手捎上，没想到后来竟成了考研的‘宝贝’。”

1978年，教育部恢复研究生招生，面向社会公开统一招考。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朱立元立刻决定报考复旦。当时，复旦文艺学领域的导师仅有蒋孔阳先生，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方向均未开放招生名额，“没有其他选择了”。不过，这一方向也与他的个人兴趣高度契合。本科期间，朱立元就偏爱理论研究，曾在《文汇报》发表理论文章，对美学和文艺理论有着浓厚热情。

备考时，朱立元反复研读身边仅有的两本美学著作。那本《西方美学史》对他的帮助很大，而黑格尔《美学》，朱立元称并没有读懂，“只能算是泛泛了解、初步入门”。1978年，33岁的朱立元重回复旦，师从蒋孔阳，此时距他本科毕业、离开复旦和上海，已过去整整十年。

由于当时研究生招生规模较小，导师也不多，全校没有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朱立元只在中文系参加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但这让他觉得异常温馨和踏实。

“复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有太多美好回忆、神圣而美丽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改变这种感觉。”

朱立元2024年于复旦光华楼会议室

朱立元那时几乎是拼了命地学，在一张小桌板上读书、作笔记、写心得，每天动笔就能写个上千字。晚上十点熄灯后，他拿着书来到走廊一角，借着走道的灯光继续看到深夜。为了能在资料室抢到座位，有时连早饭都来不及吃。有次空腹学习，还因低血糖而晕倒。

1981年毕业，朱立元留校工作，其后历任中文系副系主任、系主任。担任系主任的三年多里，他推动设立文科基地班，开拓本科生教育教学；在任期间，全国第一期博士后流动站落地，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术新人。他还把老先生们的纪念照片挂在了资料室门口，弘扬复旦中文的精神传统。“大家信任我，我就出一份力，该做的工作我一定会尽全力做好。”

1997年，朱立元又出任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一干就是七年。那时，国交院成立刚满十年。学院以对外汉语教学为主，不少教师由中文系培养而来。针对院内教师教学工作量大、缺少学术研究成果的情况，朱立元推动创办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刊物，为教师创造学术交流的平台。行政事务繁忙，他便白天在办公室工作，晚上回家继续读书、做研究。

朱立元在办公室

从考回复旦读研、留校至今，朱立元在复旦度过了四十多年。在他看来，复旦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殿堂，学风严谨，实事求是。“不说无根据的话，永远追求学问的创新。”

朱立元参加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大会

70岁仍为本科生授课，

不搞“命题作文”

在朱立元的办公室角落，十几把椅子层层堆叠，这些椅子是专门给学生们准备的。

在办公室给研究生上课，是蒋孔阳从国外访学回来后留下的传统，朱立元后来也遵循了这一授课模式。来听课的除了中文系学生，还有哲学学院等其他院系的学生。大家围成两圈，紧挨坐下，自由热烈的学术交流就此展开。

“每一位大师级的美学家，都是大哲学家。要学好美学，就一定要打好哲学基础。”就像当年蒋先生教导自己那样，朱立元也对学生的哲学学习要求很高，极为重视训练学生的哲学素养。

朱立元2025年5月参加会议

“朱老师非常亲切，也真的教给我们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任继泽回忆，学生汇报时，朱老师认真做笔记，细致捕捉学生汇报中的亮点与不足。之后会给出针对性指导，比如后续应读的书目、具体问题的应对方法。

“做学术，要找真问题，找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带学生，朱立元从不搞“命题作文”，而是鼓励学生找寻自己的研究兴趣与发展方向，哪怕他自己手上承担了一些项目，需要有人一起参与。“和朱老师交流学术，能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他很在意学生自己的想法。”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生、上海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刘宸说。

朱立元一直牢记每个学生的选题，也希望他们保持学术敏感。每次来校，他都会将最新的期刊从信箱拿回办公室，看到与学生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章，就用剪刀小心剪下，见面时给学生参考。

朱立元2024年参加博士生答辩

朱立元在家中与学生合影

在朱立元看来，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是完全抽象的理论，但与此同时，审美教育却和每个人息息相关。他曾为复旦本科生讲授《美学》通识课，一直教到70岁，该课常吸引学生站着旁听，后获评“全国精品课程”。他曾撰写文章专门探讨美育在全面育人中的作用，建议社会上的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美育。

朱立元编写的大学教材

退休后，朱立元没有停止学习和思考，75岁后仍产出了很多质量颇高、影响力颇大的学术成果，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美学展开。“对他而言，重要的是问题本身，而不是说写一两篇短平快的论文。学术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徐贤樑认为。

早年间，《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国内未受足够重视，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先生引用部分片段作为研究依据。八十年代，学界兴起《巴黎手稿》研究热潮，朱立元下了很大功夫收集材料，旨在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关键。1993年，他编写的《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美学》出版。

这条研究脉络一以贯之。2022年，朱立元的《重读马克思〈巴黎手稿〉札记》出版，书中对《巴黎手稿》进行了再研究、再解读。在此前研究基础上，他结合其中关于存在与实践的论述，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概念，强调美学研究要将实践论和存在论相结合，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

“等身体恢复得好一些，但还再学习再思考，想写一点东西，特别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一些新发现的手稿。”朱立元觉得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索和讨论。

面对青年学子，朱立元希望紧跟时代的同时，不要被新兴事物牵着鼻子走。他坚信，AI虽改变了诸多领域，“但再怎么样，它不能完全左右我们的精神与情感”，鼓励大家保有主观能动性，勇于探索和研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目标，希望年轻一代能沿着自己开创的道路走下去。”朱立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