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命运打击之下，人何以为人？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这本书好得让人意外，或许是因为形式上更接近一场漫谈，主题隐于其中，但并没有明显的章节，也就没有制式化的板正。对于一本谈论创伤的书来说，这样的漫谈让人放松。

总体而言，这本书有一半在谈儿童创伤，另一半在谈人类创伤以及与之相对的社会文化。作者是集中营幸存者，也是心理专家，但他的漫谈没有假设读者一无所知，不会从零开始普及。这是第二重优点，漫谈不代表信息量的削弱。

因为漫谈，摘几段如下：

• 鲁德亚德·吉卜林说：“如果你看着毕生心血毁于一旦，仍能默然不语俯身重建/如果你严厉而从不盛怒/如果你勇敢而从不冒失/如果你面对成功和失败都能宠辱不惊/你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的孩子。”

• 我们的文化关注不幸，这不是说我们对痛苦的敏感是病态的。正相反，强调情感剥夺之暴行正是文明的标志。能不能看到不幸取决于不幸的轮廓是否清晰。在一个常有不幸发生的环境当中，人们对不幸的意识就会不足。就像暴力的文化容忍或无视暴力一样，在不再把暴力视为自然现象的社会中，暴力就会变得难以忍受。我们容易感受到不幸，说明我们的文化追求幸福。我们不能容忍暴力，说明我们的文化不再把暴力当作价值，甚至不再把暴力当作必要的力量。

• 沉默是文化共谋的结果，在这当中所有人都能得到好处。集中营幸存者们的否认能让他们免于被加深伤害，给他们变回常人的希望。芭芭拉说：“有什么好哭的？都不重要，继续生活。”完整性不可再得，所有创伤都要求转变，否则就是维持伤口和不堪。就像受伤的人躺着不想挪地方一样，遗忘能减少痛苦……与情感否认相反，操控记忆代表着极权。50年代，共产主义欣欣向荣，知识分子都拒绝听到发生在苏联的有关古拉格、无辩护审判、大清洗和排犹主义的事情。为了理论的合理性，就要钳制那些让人们不得不去更换理论的信息。将现实束之高阁方能统一思想。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两小节分享给读者。

当受伤儿童成为小说主题和科研对象

事实上，这些社会童话代表的是工业文明下大众小说的诞生。它们在受折磨的人们心中植入希望，其口号永远是：“不必可怜我们，笑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比绝望更加强大。”

二十世纪，专家们纷纷围到婴儿床旁边，儿童也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然而专业不同，看待儿童的角度也不同。儿童医生视儿童为生物，心理学家视儿童为符号，两者完全不同；心理学家不了解社会救助机构里的儿童，还惊讶于历史学家笔下儿童深刻的相对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儿童观察迎来了真正的革命。安娜·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一些在刚被她收容进汉普斯特德战时托儿所时创伤非常严重的儿童，后来似乎长成了充分发展的成年人。弗朗索瓦兹·多尔多也肯定了这一点：“有些人因命运或童年时发生的事故，身边缺少了母亲甚至是双亲，然而他们的成长依然可以是健康的。尽管有着不同的特点，但他们的成长与拥有完整家庭结构的儿童一样稳固［…］。”

1990年代以来，复原问题转向为对保护因素的研究：面对生存打击时，儿童会设置内在的防御手段，如分裂，即自我分成为社会所接受的一部分和更隐蔽、表达起来既转弯抹角又出其不意的一部分。例如，分裂的人会说：“你们说得对，可毕竟……”否认可以让人不去直面危险的现实或将痛苦的伤口平凡化：“不是的，截瘫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实可悲的时候，幻想就无比美好，它让人放弃过于复杂的关系，去想象美丽的安全岛：“我焦急地等待夜晚来临，好与我的梦独处。”理智化有利于避开牵扯我们自身的冲突：“别紧张，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那些侵害者，他们……”抽象化迫使我们去找到一般法则，以便掌控或躲避对手，而缺少危险的情况则容易让我们智力迟钝。

最后，幽默一笔便能将一个处境转化，将沉重的悲剧转变成轻盈的欣快：“我亲身感受过，在幽默的周围，有死亡、有谦逊、有孤独、有无法承受且紧张的温柔、有对表象的拒绝、有对秘密的保守、有无限距离之感，也有对不公发出的呐喊。”以幽默、无法承受之温柔和致命秘密之名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弗朗索瓦·比耶杜并不知道，它完全可以用来形容罗伯托·贝尼尼的电影《美丽人生》（1998）。这部电影并非在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玩笑。正相反，它是要表现幽默的保护功能，还有它的代价：第一幕，在欢快的氛围中，侵害者滑稽而不自知，因此幽默还伴随着快乐；第二幕，幸好受害者有幽默感，让他们能忍受不可忍之事；第三幕，幸存者笑到了最后。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真是笑死人了”告诉我们，防御机制是具有双重性的：既对我们有保护作用，又要我们付出代价。

乔治·佩雷克在给我们讲“宠物的自我变质（动物精神病档案, 1958年, 66：35-38）”或是他有关“西蓝花冻干中存在的大麻酚（司法警察季刊，1979, 158：975-1007）”的研究时，也让我们忍俊不禁。事实上，他的幽默嘲讽了政府部门中激进主义者们的冷暴力。这些人杀人只是因为要服从规定，仅此而已。他们不会有情绪波动，就像《W或童年回忆》中一本正经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管理委员会处死比赛失利的运动员一样，都是因为规定。正如被称为“最受人喜爱的伙伴”的门格勒医生的助手汉斯·蒙希所说：“我们很快就可以适应在有几十万人被毒气毒死的地方平静地生活，我没有因此有过心理负担。”

独裁者强迫人民有幸福感，却不希望他们有幽默感，因为幽默代表他们在对抗痛苦：“十月剧团因将雅克·普雷维尔的第一部戏剧《丰特努瓦战役》搬上舞台而获奖，斯大林对此极为恼怒，因为像苏联人民一样的幸福人民就不需要幽默。”伤痛太强的时候，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它，所以我们感觉痛苦。然而我们一旦能与之拉开点距离，以戏剧的方式将它表现出来，不幸就变得可以承受，或者说对不幸的记忆就被转化成了笑或者艺术品。这就是为什么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在战后获得了那么热烈的欢迎，而直接证词却没有被人听进去。这些直接证词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因为它们既不让人笑也不让人哭，里面只有让人厌恶或无法理解的事。文化拒绝它无法升华的东西：“而如果我能改变你对我的看法，我就能改变我对自己的感觉。”这种防御机制有如走钢丝绳，因为如果我能让你因我的不幸而发笑，我就向自己证明了，我又能主宰自己的过去了，证明我也没那么像个受害者了。这种“撇开真实性要求不管”的做法，有利于心理受伤之人掌控对自己不幸经历的意象，掌控其叙事身份：“我不再是那个遭受了酷刑的人……我变成了那个有能力将苦难记忆转化成为人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人。”

凡是相关实践人员都对复原不陌生，但复原却没有被研究，这尤其说明，我们的文化依旧认为幸存者是可疑的。“他们之所以没有同其他人一起死掉，是因为他们与凶手有勾结。只有受害者才是无辜的。”这种直截了当的推论认为事情非黑即白，不考虑我们内心世界的双重性，即我们有可能恨我们喜欢的人，也有可能想在我们最大的敌人那里找到一点人性。

当下备受推崇的依恋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约翰·鲍比，在生命的尽头还希望对复原的研究能够开展起来。他说，心理学建立在一个暗含的先验观念之上，即“生活越艰难，我们越有可能抑郁”，这其实完全不好说。只能说生活越艰难，我们就越有可能觉得它艰难。痛苦与悲伤并不是抑郁的症状。

而且，我们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我们在不停地老去。同一个事件不会有相同的后果，因为在它发生的一刹那，我们就已经改变了。六个月就失去母亲有如掉入深渊，如果没有替代者来占据她的位置，儿童就会一直处于感官真空的状态。这种风险是致命的。六岁失去母亲，儿童成了没有母亲的人，成了“缺陷儿童”。这种风险是心理情感上的，会导致身份障碍。六十岁失去母亲，人只是会意识到这种考验迟早要来，这种风险就是形而上的了。

创伤总是不均衡的，因为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心理构造之上。

创伤的不均衡让我们相信历史不是宿命

我们的历史不是宿命。

已写下的不会永远写在那里，今日是者明日即非，因为人的决定因素都是短期的。我们的痛苦让我们不得不变身，我们也总是希望改变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幼年的缺失只造成暂时的脆弱，会因我们的情感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得到恢复或加剧。

从这个意义上讲，复原就是一种自然过程，我们任意时刻的存在状态都必然同该过程的生态、情感和语言环境编织在一起。其中任何一个环境的失灵都会导致整体的坍塌，而只要有一个支点，建构就会重新开始。

当然，在创伤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伤口。只有在许久以后，当终于复原了的成年人承认儿时受过打击的时候，我们才能谈得到复原力。但是我们沉浸在回溯的幻想之中，只谈论表象，即社会修复，而关于这个无论如何还是“成功”了的成年人，我们并不清楚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题无疑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外部看来，复原之常见证明我们可以摆脱困境；从内部看来，揭示了受伤之人的内心分裂，即让天堂与地狱并存，让幸福悬于一线的逆喻，正是我们的结构。

为了阐明这种编织的奥秘，一代代盎格鲁撒克逊学者重复着乐观主义信条：“我有，我是，我能。”他们到当地与心理受伤的儿童生活在一起，观察他们的发展。在夏威夷附近的考艾岛上，有两百名因父母和社会的原因而处境堪忧的儿童得到了定期的跟踪观察。几十年后，人们发现他们当中有一百三十名在身体、心理情感和社会方面发展糟糕，这说明了环境因素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没有人关心剩下七十名幼年经历了考验，却快乐成长，成为社会有为人士的儿童。

有十一名儿童由美国社会救助机构指定，被跟踪观察了五十年，通过定期的约谈了解他们的身体、心理情感、智力和社会状况。观察初期，他们均受过不同程度的损伤。到了青少年期，他们在情感和社会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的风险因素，但是人们看到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已经组织起了一定的复原因素，其中一些人表现得独立、善于交际、充满创造力、具备幽默。尽管经历了可怕的童年，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仍非常关心伦理问题，这有力地证明了不幸不一定会代代相传。接近四十五岁的时候，十一名儿童中的八名成了充分发展的成年人。另外三名儿童的发展不顺利，不是因为他们童年受到的侵害最严重，而是因为他们过于孤立、所获得的支持最少。

十几二十年间大量的研究都证实了实践人员们的感觉，在他们遇到过的案例中，总有一些故事让人看到，摆脱困境是可能的，只要在儿童身边安排几个成长辅导员，他们的未来就没那么黑暗。

有六十多名被安置进收容家庭的儿童被定期跟踪观察到二十五岁。他们当中一多半发展十分正常，身体健康、热爱工作、婚姻幸福，子女也健康成长。有12%的人日子还过得去，还有32%的人有身体、心理情感或社会问题。这一小部分人的成长情况比照参考人群来说不算差，因为后者也有23%的孩子承受着身体、心理或社会问题。童年受到过打击，生活一定会更艰难，但这远非目前我们的社会言论所宣传的那种跨代悲剧。

题图来自电影《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