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什么才是好的学术书

文章简介：葛兆光从学术史角度阐释好学术书的标准与时代要求。好学术书需满足三标准：提供新史料新证据，如胡适凭敦煌文献新资料改写禅宗史；提供新思路新概念，如陈寅恪 “关中本位” 概念引发学界讨论；提供学术典范与方法，如王国维研究激发 “两重证据法”。他强调学术需 “预流”，契合时代潮流，20 世纪学者成为主流正因融入国际学术潮流。21世纪学术书需具备世界视野，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框架，兼具宏大视角与精细研究，且好书无关绝对正确，有价值的 “深刻片面” 更具意义。

谈“什么才是好的学术书”，我谈的范围没有那么广，只是一个大学里的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学者从学术史角度的观察。我想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谈一谈在一个时代什么才是好的学术书，从学术史的行情来谈一谈现在什么是大家需要的学术书，希望出版社跟学界一起来推动出版适合这个时代的好书。

好的学术书有三个标准

我认为，评价一部学术著作好不好，有三个标准。第一要看有没有提供新史料和新证据，如提供了，它就是好书。我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做过一点佛教史的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有一个例子印象很深。

1926年，胡适在伦敦和巴黎看敦煌文献时发现了有关唐代禅僧神会的新资料，一下改写了整个禅宗史。禅宗史最关键的一个时代或者说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南、北宗在初盛唐之交发生的一场大转折、大争论，六祖慧能取代了原来可能成为正宗传人的神秀。可是，由于胡适发现了有关神会的新资料，一下子就推翻了这个结论，并指出，神会才是中国禅宗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神会的出现，同时是中国佛教史、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适的《神会和尚遗集》当然是一本好的学术书，因为它拿出了新证据。

当然，不一定好书就是百分百正确的。胡适也有一些错误，我曾经写过文章，指出胡适的有关禅宗史的结论，包括对神会的研究存在错误之处。但是，尽管有不正确的地方，胡适的禅宗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证据，那就是好书。

所以我要讲一句绕口令式的话：正确的书不一定是好书，不正确的书不一定就不是好书，平庸而无用的全面论述，绝不是好书，深刻的片面，有时候恰恰是好书，能够提供有用的新资料和新证据就是好书。

胡适的研究不仅在禅宗史上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还提供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第一，禅宗自己写的禅宗史书多是涂脂抹粉，塑造一个正统的历史脉络。第二，所有的伪造的禅宗历史都是在宋代出现的。第三，一定要在禅宗之外去找别的史料来研究禅宗，这一点很重要。能提供新资料和新证据，特别是你提供的恰恰是最关键的那一部分，能发掘历史大关节的，就更是好书了。

好的学术书的第二个标准，是提供新思路和新概念。

说起中国的历史学者，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陈寅恪先生。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到一个概念——“关中本位”，就是说从北周到隋唐，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都是关中人或陇西人，像弘农杨氏、陇西李氏等等。一直到武则天时代这个情况才有所改变，也就是说，陈寅恪改变了过去以山东江左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史的描述。陈先生用的史料都是旧的，但是他的概念是新的，虽然他提的这个概念也不一定都对，黄永年先生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就批评“关中本位”这一概念。

其实，被别人不断地追着去批评，恰恰说明提出的概念有力量。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中本位”这一概念，现在仍是整个中古史研究的话题，因为它刚好联结了中古史最重要的几个概念——族群、地域、家族、政治。现在我们研究中古史还是围绕这几个重要因素，陈先生很了不起。

新思路和新概念就像聚光灯，打到哪里就亮到哪里，吸引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关注、跟着讨论，不管它是对是错，都刺激你去想新问题和新领域。我认为，有争议、有反响的书，总比水花都溅不起来的书要有价值。我比较熟悉的日本学界，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丸山真男讲的“忠诚与反叛”，都提出了关键的新概念，因此就非常重要。

好的学术书的第三个标准，是给学界提供典范、提供方法，它不仅能在本专业领域产生影响、提供启发，而且能给其他领域提供样板。

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是最典范的研究，激发了后来的“两重证据法”。我在日本发现了王国维送给内藤湖南的最初手稿，而且是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合在一起的，这说明前面的考证背后有大想法，《殷周制度论》大体就是《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结论部分。

这涉及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问题，自殷商到西周，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中国的礼制最终得以完成。殷商时还有兄终弟及，旁系继承。

但到了西周，确认了皇位继承必须是嫡长子，才有了后来中国历史上种种复杂的事情，除了宗法制度之外，比如说宋代的濮议，明代的大礼议，其实都是因为嫡长子继承制。

所以，王国维的研究作为两重证据法的代表，被大家记住了。我们必须把地下出土的文物跟地上传世的文献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学术典范。

所谓典范研究，就是规定了这个主题讨论的框架、方向和理论。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学术书，就像是教科书、概论或是高考作文题，既没有新资料，也没有新思路，更不要说新典范。

二十世纪学术史与“预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我们还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看什么是好的学术书。

陈寅恪在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序文里的一段话，即所谓学术要“预流”的问题。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更通俗一点讲“未入流”就是不入流。

当然，陈寅恪先生并不是说一定要追赶潮流，他是说每个时代学术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的问题，有它的关注核心。

做学问要走在时代话题和当下学术潮流的前面一点，只有这样，才会有人跟你讨论，才会有人响应，才会有人理解。特别是现在的全球化时代，在国际学术环境里面，躲进小楼成一统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想以20世纪学术史为例，谈一谈20世纪学术主流是什么，为什么当时这些书是好的学术书。

20世纪中国学术变化有四个特征：一个是时间缩短，把传说神话从历史中驱逐出去，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大贡献。二是空间放大，把历史视野扩大到满、蒙、回、藏，甚至整个亚洲和世界。在这一点上，敦煌文书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激发。三是史料的增多，引出很多课题。所谓“四大发现”，即甲骨文、敦煌文书、居延汉简还有大内档案，如果再加上胡适所说的关注日本和韩国保存的中国文献，就是“五大发现”。这“五大发现”再加上历史学视野发生的改变，使得我们对档案和史料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原来不被认为是史料的东西，开始被关注。四是问题复杂，各种理论从东洋来，从西洋来，使得有关中国和亚洲历史的解释变得丰富起来。需要注意的是，实际上，中国历史学的大变化，是受到了19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巨大刺激的。

19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新变化，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西域和南海之学。由于史料与空间扩展到中亚、东南亚这些地方，学者就不得不去了解亚洲各种语言文字，各种语言之学跟历史之学也就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第二，超越精英文化世界，走进底层的宗教和社会。欧洲东方学的一个来源是传教士，跟一般的书斋学者不同，他们要走向基层，走向社会，走向民间。

第三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交往，欧洲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学者特别关心更大范围的中国与周边，所以，中国文献里的旅行记、出使行纪、诸蕃志、殊域志、航海记录等都特别受关注。

第四是田野调查和遗迹发现。如贺昌群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是一个“发现的时代”。中国很多佛教、道教和建筑史上的重要依据，是沙畹、喜仁龙、斯坦因、弗利尔这些人发现的，他们留下了很多田野调查和遗迹考察的资料。梁思成在著作里提到过，对这些遗迹的发现前面全是欧洲人和日本人在做，极大地刺激了他。

第五是超越经典文献，注重边缘资料的发现，包括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的资料，敦煌文书和民间文献，民族语言的文献，这都是他们先做起来的。

在这五个重要趋势的刺激下，中国学界才出现了上文所说的20世纪的变化，这就是当时的国际大潮流。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欧洲东方学刺激了日本的东洋学，而日本的东洋学又在20世纪初期强烈地刺激了中国的学术转型，这是一连串的变化。回顾学术史，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中，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这些人是主流？就是因为他们“预流”，进入了国际东方学主流的问题、领域和方法。

王国维了不起在哪里？陈寅恪有三句话的评价：第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就是两重证据法。第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正”，要看各种不同文字的文献——异域文献。第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是说不能够只固守在自己传统观念里面，要接受外来的新观念，然后跟原来的旧材料互相结合。我认为这三句话再准确不过了，这就是王国维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身处20世纪学术史的大潮流中，在这个大潮流里面写出来的就是好书。

当时，沙畹的《摩尼教入中国考》，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都是好书。此外，看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学术书的关注，书评最多的，一个是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还有一个是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他们认为这些是好书，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对古代历史观念的一个巨大变化。

“行情”：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

21世纪已走入第三个十年，那么，什么才是国际学术界会关注的大话题呢？以前杨联陞先生讲过一段话，他在《书评经验谈》里说，做学术最重要的一条要懂得“行情”，这跟做商人是一样的。我以个人的一点经验来揣测一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十年，世界史的书特别受欢迎，出版得特别多。比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丛书”就很受欢迎。这十年来全球史、世界史的书受欢迎，我觉得这隐含着对中国的思考。这些书比较会讲故事，有世界的眼光，而且敢于想象和推论，书写的东西我们觉得很陌生，陌生就会有新奇感。

把中国带进世界，把世界带进中国，也许我们的中国史研究可以有一些新的成就。

9世纪日本和尚圆仁随遣唐使到中国求法，写了一部日记体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哈佛大学教授赖肖尔的《圆仁唐代中国之旅》（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在世界史范围内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解释，他指出，《马可·波罗行纪》是世界名著，马可·波罗在中国旅行是世界史上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可圆仁在中国的旅行比马可·波罗要早4个世纪。而且，马可·波罗只不过是一个异域之人来到中国游历，因为他不懂中国语言，他根本不可能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国。圆仁则不同，他不仅通汉文，用汉文写作，且是一个佛教徒，跟中国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他对中国的理解要深刻得多。

更重要的是，9世纪在世界史上是罗马帝国和隋唐帝国的衰落期，圆仁刚好碰到了唐武宗灭佛，亲历了那个变动的大时代。在赖肖尔看来，这件事跟当时唐帝国的衰落是相关的。赖肖尔的解释，使对《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研究得非常透彻的日本人也大为叹服。像这样拥有宏大的世界史视野，又能对一个事情做精细的研究，就是一部好的学术书。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好的学术书，从学术史的角度讲，要了解这个时代的学术潮流、学术前沿，才能知道什么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好的学术书。

我们经常讲，博士生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不会选题，好像套模子似的。其实选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判断学术界的潮流，像杨联陞先生讲的“行情”或像陈寅恪先生讲的“预流”。所以，如果要看好的学术书，多去讲坛、课堂、会场和书店看看，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学术书。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社科学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