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唯成分论”年代,临时工遭遇上司性骚扰

作者：金雁

1982年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

1994年任职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2006年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领域

具有领衔地位的专家

“唯成分论”年代的经历

陇西的“异乡人”

1970年我十六岁。我们全家“下放”到陇西县已经五年了。

1969年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我们是“黑七类子女”（所谓“黑七类”，指“地富反坏右”五类再加上资本家、“黑帮”，父亲属于最后一类），不能升高中，不能招工，更别想招干参军了，完全就是不入流的“贱民”。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我们的地位比“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还要低。可能还要加上一个“异”字——在本地人看来，我们是客居此地、不招人待见的“异乡人、外地人”。

在当时的社会分层结构中，表面上外地人处在“上层”。可能当时有“异地为官”的规则吧，或者与陇西当年是由解放军“一野”解放，以及1949年后西北局干部调配有关，反正我们在此地的这段时期，印象中县委、武装部这一层里陕西、河北人居多；科一级大多是湖北、四川籍的复转军人；县医院、文化馆、县一中二中的文化人当中，也是南腔北调的。加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六·二六”、三线企业人员增多，使这个小社会颇有点“五湖四海”的样子。

1965年刚到此地时，并没有感受到太强烈的排外感。那时讲普通话的人反而多少还有点“优越感”。但是生活深入下去就能感觉到，在真正的熟人社会里，我们是“客”，本地人是“主”。在工作和学校之外，当地真正的民间生活并没有接纳我们。要想尽快进入角色、融入其中，不是那么简单；要想从外来的“他者”变成他们认可的“自己人”，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不知为什么，家里的男性好像迟钝些，而女性都能感知到这一点，并有些“刻意”地“接地气”，我很快就能讲一口流利的本地语言了。每次邻居们向在印刷厂和面粉厂工作的妈妈要点边角纸张或喂鸡的落土粮食，妈妈都尽可能地有求必应，我们和近邻的关系都不错。巷子里的人都称呼我父亲“金老师”，尽管实际上他从未在本地任过教，而我母亲则根据当地习惯被称呼为“他金婶”。这两者看似没区别，实则透露着亲疏。

随着局势的变化，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在转变。当时挨批斗的人当中无疑是“异乡人”占了多数。虽然“斗走资派、批牛鬼蛇神”并不带有地域歧视，可能连“造反派”都没有意识到，地域色彩与阶层构成之间有什么关联，但是看着那些此前得意的外地人被批斗，本地人的幸灾乐祸溢于言表。我想过去的优越感与现在“倒霉”时的招人反感是成正比的。

说来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呢。不知为什么父母工资这样很私密的事情，我们刚到县城就弄得众人皆知。按理说，我父母的工资级别放在北京、西安这些城市也就是一般水平，但在小县城还是显得有些扎眼。有好事者给我们家算了一笔账，觉得在人均收入十几块的小县城里，一个家庭可以达到人均收入五六十元是够令人咋舌的。曾经有人问过我：“你们家那么多钱怎么才能花掉呢？”话说回来，不管多少，那也是父母在机关里评级发的，不夺不抢，凭什么就不能拿得心安理得呢？

邻里邻居互相帮衬是理所应当的，别的都好说，最让我们招架不住的是“借钱”。一般情况下倒倒手，月底借月头还，妈妈也不会驳面，但是有人借了不还倒挺理直气壮，下次依然来借钱，笃定了是没打算还的。毕竟我们还要给奶奶、姥姥寄钱，还要接济不宽裕的亲戚，为此妈妈拒绝过一两家远邻。

1965年秋天，陇西搞“第三期社教”，其中一项内容是“民主革命补课”。据说西北当年“革命不彻底”，很多“阶级敌人”漏网了，因此要重新划定成分。我家下放落户的时候，父母分别落到了自己单位，我和哥哥落到了学校，所以家里的户口簿上只有弟弟一人。等到成分张榜的那一天，九岁的弟弟哭着跑回家来，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们说：“你们去看看吧，我是‘地主’？”天真的孩子，田无一垄，房无一瓦，怎么就成了“地主”呢？

母亲去找社教工作队的人，他们推诿说，这事是领导和群众定的，他们无权调整修改。母亲只好去找县社教工作团副团长、军分区C副司令员。母亲问他：“你家里是什么成分？你现在填的是什么成分？”他说：“我家庭出身是‘中农’，我是抗战时期参军的，现在是‘革命军人’，我的儿女自然都填‘革命军人’。”

母亲对他说：“首先标准应该是一样的，你的孩子能填‘军人’，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填‘干部’？”他说：“本来可以填‘革干’啊，但是你们犯错误了，就不能填‘革干’了。”我母亲说：“‘军人’‘干部’‘学生’都是一个阶段的职业概念，如果‘军人’可以作为‘成分’的话，‘干部’为什么不可以？至于前面的定语是另一回事，况且是否‘革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再说，犯了错误可以改正啊，改正了就是‘革命同志’。孩子的父亲还是40年代的地下党呢！”

这位C副司令员还算通情达理，他说：“你讲的这种情况比较特殊，我无权决定你那九岁的儿子是什么成分，但是我可以了解一下情况，同时向上级反映后再答复你。”后来他还真的询问了我们所在的工作组。据说在讨论我们家成分的时候，有一两位“贫协”的人特别积极地主张把我们家划成地主。理由是我们这一片没有“地主”，会被上级认为工作不力。因为没有“地富”，没有阶级斗争，是不利于打开运动局面的。

这些人甚至说：“他们那么有钱，他们家不是‘地主’谁是‘地主’？”还有人说：“他爷爷是地主，孙子当然就是地主了，所以他们家作为外地迁入人员就应当是‘民主革命补课’对象……”真让人哭笑不得，这都哪跟哪啊，挨得上吗？竟然没有人觉得荒唐。妈妈一想就知道，可能是没借钱而得罪了什么人。

无处讲理的地方在于，父母当时的工资和“靠剥削”的“地主”家庭没有任何关系。尤其是母亲，家中到我姥姥那一代就已经是天津纺织界的“职员”了，我母亲那一代都是靠父辈的薪水养活，延续到我们已是第四代人了，没有沾过“地主”祖先一丝的光，反而让我们孙辈都成了“地主”。

所有人都承认这件事不合理，但在那时“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在思想上行动上依靠贫下中农”的口号下，没有人敢出面更改。最后C副司令员提了一个个人建议：“你们的子女可以填‘干部’试试看。”他还补充说：“不过我觉得不一定行得通。”果然，我们的档案不管个人怎么填写，只要到了县上，总会有“热心肠”的人“帮助”你改回“地主”。

后来我看到了批判C副司令员的大字报，想起妈妈说的那句话：“是否‘革命’不是由个人说了算的。”他只不过比父亲晚了两年“倒霉”而已。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感激他，认为他有人情味，讲道理，能够听取意见并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母亲态度柔和地论理，虽然既符合逻辑又反映的是实情，但是如果惹得人家不高兴，整你不就像踩蚂蚁一样吗？所以虽然只见过他两次，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依稀还能记得他的模样。

插图由金雁绘。下同

那些年，我们“黑七类子女”的日子很不好过。巷子里那些男孩子不太敢惹哥哥弟弟，专门纠集一帮半大小子起哄欺负我，向我扔石子，拿弹弓打我，在我后面喊“洋婆娘，穿洋袍，吧唧一声摔一跤”“啬皮家家周扒皮，钱多砸死你，吃饭噎死你！”没给借钱那家人的孩子还放狗出来吓唬我。我当时就对这种煽动底层仇恨意识的做法很抵触，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所在的县当时还没有知青上山下乡，我就在家里一边自学看书，一边想方设法找些活计干。这期间我什么都干过，给学习班当过记录，给城关镇当过跑腿的，这些都是义务的，只求人家能够接纳我。父母工资虽不低，但是要几处寄钱，到了月底也常常捉襟见肘，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冻结了，我们不得不早点自立，早点想出路。

为了生计，我和弟弟也打些零工补贴家用。我曾去苗圃锄树苗，在河滩里装沙子，帮人糊信封、糊火柴盒或者拆棉纱。但是这些活计都干不久，长则十天半个月，短则三五天。弟弟找了份跟着测绘局的人搞地质普查的工作，跑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学习绘图制表。我很喜欢他那份工作，可惜人家不要女的。

父母对培养我有分歧。父亲主张把我当男孩子养，凡是哥哥弟弟能做的事，都鼓励我去尝试，还曾经教过我几手搏斗防身技巧。妈妈则觉得女孩子应该有女孩子的模样，一天到晚跟在男孩子后面整得跟个“泥猴”似的，怎么得了。父亲说了一句很文言的话，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是说，艰难岁月中像男孩一样皮实泼辣一点好活。我心里的小九九则是，跟着哥哥弟弟就会少受欺负——其实哥哥他们怕其他伙伴讥笑，一般不愿带着我。我剪了短短的运动头，像小尾巴似的混迹在男孩子中爬树、翻墙、打架、游戏……性格无形中多了一份生活所迫的“保护色”。

外出打工风波

1970年，一位同学的妈妈调到蔬菜公司当副主任，便介绍我去当临时工，每个月工资三十元，比正式入职员工少六元。我很欢喜，毕竟有了一份稳定些的工作，工作之余照样可以看书，也可以躲开那些起哄架秧子的讨厌男孩。

我打着四方块的背包，脸盆里装了两本《鲁迅全集》、两本《列宁全集》满心欢喜地工作去了。那个镇因是交通要道的火车站所在地，是西进的必经之路，有机务段，不管客车火车都要在这里加水或者换机头。有军需供应站、省木材转运站，还有一些厂矿企业，比起陇西县城是一个更加外向型和包容的地方。

我们蔬菜商店在老街北面紧靠火车站的主街上，汽车总站旁边，军需物资站的斜对面。前面是门市部，后面狭长一条五间砖瓦平房是宿舍，再后面有库房、菜地和猪圈。

职工连我一共是八个人。J主任是转业军人，大概是据1962年中央“关于选调转业军人到商业服务部门”的指示分下来的。他是河北人，大高个子，一天到晚黑着脸挺唬人的。小Y和老P都是铁路上机务段的家属。小L比我大三岁，是正式职工。萍萍妈是我们厨师，因为萍萍是智障儿需要照顾，她只负责我们每天两顿饭。小S是业务加采购，不在门市部上班。L大爷既是门卫也是库房保管，还兼喂猪种菜。

宿舍的第一间是值班室，我和小L住第二间，小S住第三间，J主任住第四间，最后一间是厨房，L大爷住在后门门房里。老P、小Y、萍萍妈都是当地人，下了班就回去了。我们的工作忙闲不固定，大头在于单位采购，有时候为军车上补给，一个人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来都不够用；闲的时候门市部一天只光顾二三十人，也就几十块钱的零售营业额。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不忙的时候就主动给L大爷打下手干别的活。L大爷有些耳背，但是很耐心，一样样地教我。我挑水种菜喂猪，看着小小的萝卜苗、茄子秧一天天长大结果，很是高兴。L大爷还专门给我划出一小块地，让我随便种什么。

L大爷把土炕刨了做肥料，还教我打土坯盘新炕。打土坯的时候，挽着裤腿光脚丫子，用长方形的四块木板条做外框，先撒一把草木灰，接下来“三锨八杵子，四个脚底子”——也就是三铁锨土，用杵夯八下。L大爷力气大，夯五下就可以了，而我则要多杵三下。然后在四个角各跺一脚，打开木条，整齐地把土坯摞起来晾干就可以了。

说实话我有些怕J主任，他一天到晚虎着脸，让人感觉后脖颈子发凉，觉得自己像做错了什么。不过有两件事使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一是有一次总社来人想打发L大爷回家。J主任说，那么大年纪了，在没有合适的人来之前就让他干着吧，多一个人也不多。还有一次J主任的女儿来看他，因为他女儿和我弟弟同一年级，我们年龄相仿又都是外地人，总有些共同语言，很快就混熟了，在一起说说笑笑，J主任看着我们也露出了难得的笑脸。

我们除了正常上班，除L大爷之外的其余七人要轮流值班。说穿了不过是在值班室里守着电话机，以防有什么重要通知，一般而言不过是换个地方睡觉而已。我到了两个月只接过一次军需供应站的电话，要求我们补充蔬菜水果，估计是过军车需要。还有一次让我们连夜上街欢呼，迎接最高指示。我喜欢值班，因为每值一次班，就有三角钱的“夜班补贴”，这样我回家的车费便有着落了。但是奇怪的是，小L不太喜欢值班，每次轮到她值班就情绪不高。

记得好像是深秋季节，一次轮到我值班，小L恰好请假回县城，小S去外地采购，晚上就剩下我、L大爷和J主任三人。那段时间我们宿舍里还不能生火烧煤炉，但是值班室有一个大铁皮煤炉已经燃起来了，我早就盘算着值班时要借着煤炉的热乎劲儿大洗一通。平日里没处洗澡，秋风瑟瑟下人缩手缩脚的，已经好多天像“猫洗脸”随便划拉划拉，手上的皮肤都皴爆皮了。

小L临走的时候，特别嘱咐我，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我说：你放心吧，有J主任还有L大爷，小偷绝对进不来。她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晚上我在整个院子巡视了两遍后，挑了两桶水回屋，把炉子生得旺旺的。然后我擦了一个澡，又把能洗的衣服都洗了，用竹竿搭在两把椅子上，围着火炉晾了一圈，弄得值班室热气腾腾。晚上十一点钟出去倒水的时候，见J主任在门口抽烟，问我为什么还不歇息？我还特意表现说：“值班就要有值班的样子。”

最后我在房间里用力一甩手，把碰锁“咔”的一声碰死，这才准备歇了。临要睡觉时看见脸盆里的热水，犹豫了一下，又把身上的小背心也脱下来洗了，想着明天早上一准就干，这才暖暖和和地沉沉睡去。

谁知半夜里突然发现我的被子上面躺着个人，满嘴酒气。我惊得一身冷汗——明明锁门了，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只听那人用“公鸭嗓”说：“小金，我们玩玩。”这一声“小金”，让我分辨出来是J主任，但是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被教育要与坏人坏事做斗争，写作文大家都说要做雷锋、王杰、刘英俊。父亲也常说，如果有人欺负你，不要示弱，要敢于斗争。我没想到会遇到领导这样的坏人。我因为没穿小背心，裸着上身，不敢起来，就拼命裹紧被子往里靠。他发现我默不作声，就得寸进尺一边抱着我的脸乱啃，一边伸手在被子下面乱摸。

我虽然慌张害怕，但也知道在这个大院子里只能靠自己了。L大爷远远地住在后门那里，就是我大声喊，别说他耳背听不见，就算听见，以他的腿脚什么时候才能走过来呀。J主任力气大，我一时挣脱不出来，躲避的过程中头碰到枕边放的应急灯。

我屏住气，急忙伸手打开应急灯晃他的眼睛，趁着他眯着眼睛的光景，光着脚飞快跳下床，从晾衣服的竹竿上随便扯了一件衣物，在胳膊下面围了一圈，又用脚把小板凳、脸盆踢得叮呤咣啷，并无意中摸到了捅炉子的铁钩子。我一手举着应急灯一手拿着铁钩子，大声喊：“混蛋，你出去！出去！”他也许没想到我会是这般反应，也许是被应急灯晃得睁不开眼睛，竟然迟疑了一下。

可能他知道整个前院就我们两人，回过神来便肆无忌惮地上前夺我手中的工具。我知道打不过他，看着电话，心里飞快地盘算，是随便拨一个号码呢，还是用电话去砸他？转盘电话拨打起来比较麻烦，省事的做法是把电话朝他扔出去。他发现我的目光注视着电话，许是考虑到后果的严重性，嘟囔了一句拉开门走了。那时候电话属于战略物资，无论是毁坏还是随意拨打，都非同小可，事后一定会被追究责任。

我赶紧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抱膝坐在床上，这才发现刚才光脚踢小板凳把脚指甲劈了。抬头看见值班室的闹钟，是凌晨三点钟。我浑身发虚地一点点回忆，想起小L临走前的嘱咐，以及她每晚锁门之后还要在门前挡一把椅子，想必她也吃过这种亏。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碰锁上有个按钮是可以从里面锁死的，真傻！如果早留意到这一点，他就是有钥匙也进不来啊。我也十分后悔自己不该那么贪恋热水。

第二天门市营业，我一改往日的勤快和笑容，横眉怒目地站在离J主任远远的地方。老P发现我的异样，问我出什么事了？我没有讲。后来，我找公司副主任，也就是我同学的母亲反映情况，单位领导让我写了一份书面材料。

材料交上去后公司说，正好总店有一批库存很大的蔬菜需要人到基层销售，你就留在总店吧，不要回分店了。于是我再没回去过。不久，我还碰到过一次J主任的女儿，她想要和我说话，我假装没看见转到一边去了。最后我也不知道总店是怎么处理J主任的。

1971年县里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不需要任何动员，就报名插队去了。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去哪里呢？

外一篇

插队的日子

1971年报名插队前夕与同学合影

青黄不接“借粮”难

1971年我插队到陇西靠近岷县南部二阴山区的菜子公社。插队的第一年我们吃的是供应粮，和原先没有插队时一样，按月从镇上的粮站买面回来。因为强体力劳动，每个月都差几天的粮食不够吃，东挪西借或者跑回家吃几天家里人的定量，也就紧紧巴巴地凑合了。我们知青点是女生轮流做饭，这个广义的“做饭”包括挑水、捣盐、砍柴拾柴、腌咸菜之类的一系列家务，出工的人把这一天的工分匀给在家做饭的人。

有一次轮到我做饭，我手脚麻利地做完了一应活计，擀好了面晾在案板上，只等着下工的人回来再切面下面。好不容易有点空闲，我拿起一本书坐在门槛上一边看一边望着山下。等到有人扛着锄头往山上走的时候，我赶紧回身到厨房里准备煮面。进厨房一看傻眼了，不知何时房东家的猪拱开了厨房的门，鸡上了案板，好好一大张面给几只鸡糟蹋得不像样子。吓得我一身冷汗，赶紧把鸡吃剩下的面藏起来，重新和面擀面。上工的人进门看见我才做饭，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发牢骚问：“早干什么了，为什么现在才做饭？”我忙不迭地又是道歉又是安慰大家，还把我留着“有病”时冲的红糖拿出来给大家泡水喝，并声称今天的工分还给大家，我不要了，总算勉强糊弄了过去。但我心里知道，这个月的粮食缺口会更大。

我们的粮食供应到六月底就结束了。这时川里的小麦可以收割了，节俭一点的人家能勉强接上茬。可我们山里小麦才刚泛黄，离开镰还差着天数，等我们扫了面柜吃完最后一餐稀糊糊就断顿了。大家倒也不太慌张，心想生产队再不济，倒腾倒腾口袋也够我们几人度过难关。吃完这最后的晚餐，我们便拿着口袋去向生产队借粮。生产队长知道来意后满面愁容地告诉我们，队里实在是一粒粮食也拿不出来了，五保户田大爷已断顿两天，还是队里出面向其他人借的。这个十九户人家的小山村，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家勉强能接上新粮，其他人家或多或少都缺粮。队里还曾经有人提议向知青借粮呢！

看来，生产队是没指望了，地里的粮食没有个把星期又进不了嘴，偶尔揪几颗没熟透的麦穗也不能顶饭吃。我们既不能喝风拉屁，又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只能寄希望于大队了。生产队长给大队开了张条子，递给我们时还不忘补一句：“估计大队所属的几个生产队也好不到哪里去，你们知青有面子，实在不行就向公社借吧。”

看到整个生产队连一顿都匀不出来，我们这才傻眼，慌神地相互埋怨，平时为何不节约？为什么不早向上反映？有人出主意说，干脆到有同学的知青点上混几天，有人则主张回家，等到麦收分粮食再返回，但觉得都不是上策。吵吵到半夜没有定论，最后决定还是先借粮要紧。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拉起板车拿上口袋，空着肚子赶到大队，但大队长与书记都不在。一直等到太阳升得老高，才见到大队书记。果然不出生产队长所料，大队也没粮，能发挥的作用只是在我们生产队长的条子上加盖一枚公章，让我们去公社借粮。这时大家已饥肠辘辘、毫无精神，还是书记催我们：“娃娃们快走，到镇上还有十五里山路，弄不好公家的人中午休息，你们就啥事也办不了了。”

我们只好顶着大太阳匆匆赶路。还好，赶在中午下班前来到公社，而公社也恰好分到一批从国际市场上买的饲料玉米，作为返销粮补贴缺粮的农户。主管救济的公社水书记二话没说就批了我们一百二十斤原粮玉米，指定到粮站提粮。到粮站正赶上人家吃午饭，我们又累又饿，像晒蔫了的茄子有气无力地坐在屋檐下，等着“公家人”午饭午休。

粮站食堂的午饭是臊子面，进出的职工端着碗，阵阵饭香飘过来，馋得我们只有咽口水的份儿。一位老职工走到我们身边，一边筷子挑得高高的哧溜哧溜地吸着机器压的细面条，一边随口“客气”一下：“娃娃们吃了吗？”这种话是不能当真的。看着他碗里绿的葱花、红白相间的肉丁、红澄澄油汪汪的油泼辣子臊子汁、细长的白面面条，我双手紧攥拳头，忍住咕咕叫的肚子小声地说“吃了”。这时我突然感觉到“公家人”和我们“庄户人”之间的天壤之别。人家是风吹不着、日头晒不着，顿顿有面、月月天熟、月月分红（而生产队只在年底发钱）；我们风吹日晒一年熟一次，按每个工值一角三分钱计再扣除其他费用，年终能分到十来块钱就不错了。

是我们“趴废”吗？

终于等到下午两点粮站的“公家人”上班，称给我们一百二十斤从加拿大进口的九分钱一斤的饲料玉米。我们讨了半碗水，一人抓了几粒干玉米扔进嘴里，慢慢用牙磨碎了咽下去。回程的路上，大家都没有力气说话了，默默地走了十五里山路，轮流把那一大口袋玉米拉回去。回到队上时，太阳已快落山，我们已一整天没吃没喝，心慌腿软，恨不能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再也不动了。但我们明白，如果不抓紧时间赶在点灯前把这饲料玉米弄回我们住的山上磨成面，晚上仍然没得吃。

于是几人分头行动，男生去磨坊做准备，女生运粮。要是平时，一百二十斤粮食分倒在两个背篓里背上山是极容易的事，可这会儿腿肚子像棉花一样，连人都挪不动，空背篓都扛不动，更别提背粮了。我们女生只好去队里牲口棚借驴，但牲畜出工还没有回来，只有一匹新买来的白马。因为口生没人敢用，无奈之下只好请饲养员牵出帮我们运粮。

粮食口袋杵在地上差不多有一人高，我们既不敢牵不断尥蹶子的马，又抬不动粮食，十四五岁的小饲养员折腾得满头是汗，也没把粮食放到马背上，气得他冲着我们撒气：“你们知青真是一摊‘趴废’（当地损人的土话），吃的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真是癞蛤蟆扶不上树，还怎么活人？也就你们知青是人，公社书记才给你们批粮食，我们多惨都没人管。”我们又好气又无奈地还击他：“不是‘趴废’的帮我们把粮运回去。”

后来还是叫来队里的放羊娃帮忙，我们才七手八脚地把粮运回去。倒出来饲料玉米一看，里面有不少沙粒和小石头，不能直接去磨，得先晾晒簸干净，看样子当天无论如何指望不上吃了。就这样，一碗糊糊一直顶了二十四小时，仍然没有吃到东西。我想到可以把玉米粒炒炒吃，或者去其他人家拿玉米换一顿吃喝，但看见别人没吱声，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喝凉水嚼饲料玉米当晚餐。

有个女生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哭了起来，我不由得鼻子也酸酸的，但是我没有哭，只是在想小饲养员的一句话：“给到嘴边都咽不下去，还怎么活人？”我原以为自己历练得相当坚强了，现在看来不管是心理还是体力，都没有融入当地社会。又在想他的第二句话：“我们多惨都没人管。”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饥馑岁月的我在心里犯嘀咕：为什么大家累死累活就是养活不了自己呢？整个大队没有几户的口粮是可以管足一年的，并不完全是因为地里收成太少，那么就是“公家”收得太多？我虽然自认为已经坠落到苦难的底层，还是感觉和当地人不同，从来不认为这是我永远的归宿。不论是期盼父亲平反，还是指望招干招工，都有可能跳出农门。而当地农民呢？他们就该生来如此吗？

公家收公粮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可是老乡嘴里的“忆苦思甜”，说的都是“引洮工程”死了多少人，我们村里的姑娘媳妇有多少“走了陕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不久前传达的一份文件里的一些话：“农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我陷入了困惑。

永远的“水红色”

第一年插队劳动分红，除了分得麦子、玉米、土豆、胡麻等食物外，我还一共得到十一元七角的现金分红。这在我们生产队里属于中等水平，有些人家不但分不到钱，还要向生产队倒交口粮钱呢。真要是没有别的来源的话，我来年的全年可支配现金就是这么多。掰着指头算算，要买盐、煤油、火柴、碱面、卫生纸、牙膏和蛤蜊油，好像怎么节省也不够花。当然我也知道，上述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从家里拿，父母也会给一些零花钱，但毕竟我感觉“自立”以后就不该向家里伸手了。

插队的山区到处是光秃秃的黄土，单调至极，草根都让人们铲去填炕了，生态变得越来越糟糕。一个冬天的劳作和沉闷的生活让人既无奈又压抑，满眼没有一点色彩。春播后不久我们去镇上赶集，发现供销社里到了一些新的花布，红红绿绿十分夺目。附近几个生产队的知青和姑娘们正围着柜台叽叽喳喳地讨论哪种更好看。我也抻着脖子望了一眼，但是她们看上的平纹花布我都没有入眼，却发现有一卷水红色与白色相间的格子府绸布格外耐看，不由得多嘴问了一下价钱。“四角六分五”，果然比平纹布的三角九分五贵了七分钱，然而人们都知道府绸是中看不中用，没有平纹、斜纹布耐磨。营业员一边忙着应付顾客，一边向我们兜售道：“这几样是业务员硬从商业局抢来的花色，现在城里头早都卖断货了。”

我的开销计划里原本没有做新衣这一项，现有的旧衣服改改补补也还够穿。但是看到其他队里有知青穿出来的用那些花布做的衣服煞是好看，给灰秃秃的山村增添了一抹亮色不说，还惹来小伙子大姑娘羡慕的眼光，不由得动了心思，“臭美”之心按捺不住了，以至于晚上做梦都在惦记“水红色”。十天以后再去集上，其他花色都已经售罄，我喜欢的水红色格子布还剩下一小卷。我盘算了一下：0.465元×6尺=2.79元，再加上手工费1.2元，一件衬衫差不多要4元钱，也就是说一年劳动分红的1/4多就没有了。虽说家里可以帮我，但是，以我现在的收入水平做新衣显得有些奢侈，一时之间下不了决心，只好攥紧被手汗浸透了的11.7元讪讪而归。

再逢集日去看的时候，营业员好像记得我的面孔，抖搂着剩下的一点布说：“这是这批布里最洋气的一块，你们学生娃穿再合适不过了，现在也就剩下一件衣服的材料，这么好的花色以后怕再也碰不到了。六尺二寸，算你六尺的价钱，要不我把九分钱的零头也抹了，凑个整数，你给我二元七角，但是布票不能少的。”架不住营业员的热情怂恿，我稀里糊涂买下了这块布，送到集市上唯一的裁缝铺量体做了一件衬衫。

回村的路上还是有些后悔，算一算差不多是够买五斤盐五斤煤油的钱了。待到下一个集日，我拿到新衣服试穿了一下，除了有点过于显腰身以外，别处都很合适。果真“人凭衣服马凭鞍”，晚上穿给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看，大家一致夸好看、提色，说衬得我的脸色也格外好。在大家的猛夸之下，我原来的那点小愧疚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新衣服嘚瑟地穿了几回，每一次都能赢得一片好评，以至于人们从老远处看到水红色就认出我来。村里的老人摸着细腻的布料咂巴着嘴说：“好看是好看，就是显得太单薄，怕不禁穿。”端午那天生产队放假，我们一行好几个女孩子去赶集，也不知是谁提议，要去照五角钱的一寸小照。我的这件水红色衬衫成为大家的摩登时装，几个人来回换着穿，不料村里一个胖姑娘猛一使劲，在背部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吓得她照相时都不敢笑了。我也只好安慰她说：“没关系，在里面衬块布补补还能穿。”话虽这么说，还是挺心痛的，毕竟花费了一年分红的四分之一还没有穿多久呢。

后来虽然穿过各式各样的衣服，但那件“水红色”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明清书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