妃子要与溥仪分手，监狱为帮忙挽回感情请示同居，周总理：同意

1956年12月28日，抚顺的天空刚刚昏暗下来，战犯管理所的会客室里却亮着刺眼的白炽灯。李玉琴捏着手帕，一句话击中了坐在对面的溥仪——“咱们分开吧。”四周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那一刻，这位昔日皇帝呆若木鸡，几秒后才挤出一句“为什么”。

事情来得突然，又并不突然。要说伏笔，得追溯到1945年8月。那年溥仪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李玉琴在吉林老家靠给人浆洗衣物糊口。社会冷眼、亲友避嫌、长达十年的音信皆无，让这个十九岁便守活寡的女子倍感煎熬。有人劝她改嫁，她母亲一句“你是皇上的人”堵死了退路。

1950年溥仪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改造。四年后管理所允许通信，李玉琴才终于收到了署名“亲爱的琴”的信件——纸张粗糙，却让她泪湿信封。路费是向七八家亲戚凑的，她背着一小袋糖果和几双布袜，坐了两天两夜绿皮车才见到丈夫。那年夏天的第一次会面，她激动得只会傻笑。

可幻想很快被现实打碎。接下来的三次会见，李玉琴发现溥仪对外面世界关心得多，对她的境况却似乎无动于衷。她诉苦找不到工作，他只说“是吗”；她提起家里欠账，他却谈起北京的远房亲戚。失落与日俱增。第四次探望，她终于鼓起勇气提出离婚。

负责思想教育的李福生看出苗头不对，连夜向所里汇报。几名管教开会商量：若能给俩人更多相处时间，也许能解心结。这个主意前所未有，必须请示中央。电报发往北京，当天深夜便收到批示，周恩来只写了三个字：“可以同居”。语气平静，却透着对人性的尊重。

于是管理所在春节前临时腾出一间三小间的平房，让夫妇二人同住三日。第一晚，李玉琴烤着炉火缝袜子，溥仪端着搪瓷缸站在窗前发呆。谁都没主动开口。第二天中午，两人简单聊起往事，语气客气得像邻居。第三天清晨，李玉琴轻声说：“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溥仪沉默许久，只叹了口气。

同居试验无果。1957年5月20日，法院判决二人解除婚姻关系。消息传出，管理所不少工作人员摇头叹惜，却也理解那份无奈。李玉琴离开抚顺时，提着的依然是一只旧皮箱，里面仅多了几本溥仪送的新华字典和《毛泽东选集》。

婚事归零，改造继续。溥仪把失落转化为劲头，主动报名中医学习小组。有人取笑他当“护士皇帝”，他乐呵呵回答：“能治病救人，比当傀儡舒服。”劳动竞赛里他抬煤最快，一筐接一筐，汗水糊满眼镜片也不停。

1959年9月，特赦名单宣读，首名便是“爱新觉罗·溥仪”。他愣了足足十秒，被弟弟溥杰推着才迈出第一步。那张通知书握在手心，他喃喃一句：“党救了我这条命。”人群中没有掌声，却有不少人微微点头，这场转变他们看在眼里。

出狱后，周总理为他的去向操心良多。溥仪曾想学医，周总理婉言劝阻：“治病救人责任重，你的经历易被放大，不如先到植物研究所。”一句点拨，既照顾本人愿望，也避开社会猜疑。后来他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坐进会场时，总有人故意喊声“皇上请”。溥仪爽朗回应：“早失业了，现在我是群众。”

1967年10月，尿毒症夺走了溥仪的生命。治疗期间，中央特批最好的药品，他却在病房里反复嘱咐医护：“别给我特殊，我跟别的病人一样。”一生跌宕，终点平静。

这段婚姻的失败，常被当作溥仪改造过程里的插曲。然而，透过“允许同居”这件小事，更能看见新生政权在处理前朝人物时的温度：有规矩，也有人情；有原则，也给机会。李玉琴没有被指责“薄情”，溥仪也没被讥笑“无用”，双方选择被尊重，正是那代人治国理政的格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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