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2月28日,抚顺的天空刚刚昏暗下来,战犯管理所的会客室里却亮着刺眼的白炽灯。李玉琴捏着手帕,一句话击中了坐在对面的溥仪——“咱们分开吧。”四周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片里水流的声音,那一刻,这位昔日皇帝呆若木鸡,几秒后才挤出一句“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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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来得突然,又并不突然。要说伏笔,得追溯到1945年8月。那年溥仪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李玉琴在吉林老家靠给人浆洗衣物糊口。社会冷眼、亲友避嫌、长达十年的音信皆无,让这个十九岁便守活寡的女子倍感煎熬。有人劝她改嫁,她母亲一句“你是皇上的人”堵死了退路。
1950年溥仪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改造。四年后管理所允许通信,李玉琴才终于收到了署名“亲爱的琴”的信件——纸张粗糙,却让她泪湿信封。路费是向七八家亲戚凑的,她背着一小袋糖果和几双布袜,坐了两天两夜绿皮车才见到丈夫。那年夏天的第一次会面,她激动得只会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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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幻想很快被现实打碎。接下来的三次会见,李玉琴发现溥仪对外面世界关心得多,对她的境况却似乎无动于衷。她诉苦找不到工作,他只说“是吗”;她提起家里欠账,他却谈起北京的远房亲戚。失落与日俱增。第四次探望,她终于鼓起勇气提出离婚。
负责思想教育的李福生看出苗头不对,连夜向所里汇报。几名管教开会商量:若能给俩人更多相处时间,也许能解心结。这个主意前所未有,必须请示中央。电报发往北京,当天深夜便收到批示,周恩来只写了三个字:“可以同居”。语气平静,却透着对人性的尊重。
于是管理所在春节前临时腾出一间三小间的平房,让夫妇二人同住三日。第一晚,李玉琴烤着炉火缝袜子,溥仪端着搪瓷缸站在窗前发呆。谁都没主动开口。第二天中午,两人简单聊起往事,语气客气得像邻居。第三天清晨,李玉琴轻声说:“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溥仪沉默许久,只叹了口气。
同居试验无果。1957年5月20日,法院判决二人解除婚姻关系。消息传出,管理所不少工作人员摇头叹惜,却也理解那份无奈。李玉琴离开抚顺时,提着的依然是一只旧皮箱,里面仅多了几本溥仪送的新华字典和《毛泽东选集》。
婚事归零,改造继续。溥仪把失落转化为劲头,主动报名中医学习小组。有人取笑他当“护士皇帝”,他乐呵呵回答:“能治病救人,比当傀儡舒服。”劳动竞赛里他抬煤最快,一筐接一筐,汗水糊满眼镜片也不停。
1959年9月,特赦名单宣读,首名便是“爱新觉罗·溥仪”。他愣了足足十秒,被弟弟溥杰推着才迈出第一步。那张通知书握在手心,他喃喃一句:“党救了我这条命。”人群中没有掌声,却有不少人微微点头,这场转变他们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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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周总理为他的去向操心良多。溥仪曾想学医,周总理婉言劝阻:“治病救人责任重,你的经历易被放大,不如先到植物研究所。”一句点拨,既照顾本人愿望,也避开社会猜疑。后来他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坐进会场时,总有人故意喊声“皇上请”。溥仪爽朗回应:“早失业了,现在我是群众。”
1967年10月,尿毒症夺走了溥仪的生命。治疗期间,中央特批最好的药品,他却在病房里反复嘱咐医护:“别给我特殊,我跟别的病人一样。”一生跌宕,终点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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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婚姻的失败,常被当作溥仪改造过程里的插曲。然而,透过“允许同居”这件小事,更能看见新生政权在处理前朝人物时的温度:有规矩,也有人情;有原则,也给机会。李玉琴没有被指责“薄情”,溥仪也没被讥笑“无用”,双方选择被尊重,正是那代人治国理政的格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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