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青年作家秦汝璧的中篇小说集《后遗症》新书首发式在南京锦创书城珠江路店举办。活动由花城出版社、锦创书城、当下语言工作室联合主办,评论家何同彬、作家邓安庆与作者秦汝璧围绕创作历程、女性写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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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逸”中寻找并建构女性的主体性
《后遗症》收录了作者发表于《钟山》杂志的三部中篇小说,字数约1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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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小说《后遗症》深入探讨创伤如何作为一种“后遗症”,持续地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与行为模式。虽然主人公乔淼之额角的疤痕早已愈合,但围绕疤痕诞生的记忆碎片却如影随形。她对父亲死亡的追问被母亲粗暴禁止,这种压抑催生出神秘与荒诞感,将个人历史编织成一张由恐惧、误解与沉默构成的网。
《漩涡》则将目光投向更为普遍的都市生存状态。一个看似平凡的日常决定——去看望一位诗人——竟变得异常艰难。小说精准捕捉了现代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拉扯:我们渴望诗意与超越,却被育儿、职场竞争等具体而微的现实牢牢吸附。这种“看不见的重量”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后遗症——精神上的倦怠与停滞。
《五十九度灰》通过一场悬而未决的强奸事件,揭示了人际关系中信任的脆弱与真相的暧昧。叙述者从不同角度重构事件,他们的记忆、动机与情感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心理图景。小说标题“五十九度灰”恰如其分地隐喻了人性与道德判断的模糊地带。
三篇小说各有侧重,但内在逻辑高度统一:它们都关注个体尤其是女性,在社会结构、家庭关系与历史记忆的夹缝中如何承受精神重压,聚焦人物内心那些“看不见却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并尝试在废墟之上重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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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汝璧解释:“肉体伤口可以结痂,但精神创伤往往深埋心底,需要更大的勇气去面对和疗愈。”三篇小说虽各自独立,却在主题上形成呼应,共同勾勒出当代人,尤其是女性在家庭、社会与自我之间挣扎的精神图景。
何同彬从女性写作的脉络切入,指出《后遗症》前两篇呈现出强烈的“逃逸感”——女性角色试图挣脱日常秩序与性别规训,在文学构筑的空间中寻找主体性,这样就呈现出紧张的叙事感。他特别提到,《五十九度灰》相较于前两篇,语言趋于平和,叙事节奏放缓,也让读者感到作者内心与世界紧张关系的缓和,也标志着其写作进入新阶段。
何同彬进一步提出,当代女性写作正经历从“想象的共同体”向“无用的共通体”转变——不再依赖情感共鸣取暖,而是通过差异性建立更深层的精神联结。“秦汝璧正在这条路上探索,她的写作开始超越同类题材的重复,走向更开阔的文学空间。”
《后遗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讲故事”,而是一部具有鲜明小说意识的作品。邓安庆指出,秦汝璧的叙事风格体现在文章中有多处地方“硬刚”“直接”,敢于直接描写身体的不堪与情绪的破碎,“这不是审丑,而是为了抵达真实”。何同彬也赞赏秦汝璧在《五十九度灰》中采用无过渡的视角切换,打破顺滑叙事,迫使读者主动参与意义建构。
写作是一场没有假期的“无期徒刑”
谈及从职场转向自由撰稿人的经历,秦汝璧坦言这是出于健康原因的选择:“我苦熬几年,攒了一笔钱,决定写完想写的东西,哪怕只有一个读者也行,钱用光就再回去上班。”未曾想这一写便是多年。她强调自己并不追求严格的写作计划,更看重表达的自由,“但托卡尔丘克说得对,不写作时,躺着也是在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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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同为自由写作者的邓安庆则提供了另一重视角。他指出,真正的自由写作必须建立在高度自律之上:“我没有拖延症,每天必须写作,无论状态好坏。自由写作者没有周末,也没有假期。”他依靠文学期刊的稿酬与后续版税维持生计,并将每篇小说纳入长期创作序列,确保艺术连贯性与职业可持续性。邓安庆坚持“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并以“扛锄头的农民”自喻:“哪怕内心另一个我在骂‘你根本不适合写作’,我也要沉默地走向我的田地,把活干完。”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陈曦
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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