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民团老总被打死惊动延安，中央这才知道大别山还有队伍坚持

1947年1月3日凌晨五点，大别山脚下的七里坪一片漆黑。突然几声急促的枪响划破山谷，地方民团头目杜定廉应声倒地。不到半小时，这一消息便被国民党通讯站连夜发向武汉，随后转播全国：“游击匪首何耀榜率人偷袭，杜定廉当场毙命。”没想到，电波继续往西北窜，延安情报处深夜值班人员听得愣住——原来大别山还有红军队伍在战斗。

延安方面迅速将电报转给中央书屋。毛泽东看罢，对身边同志说了八个字：“刀未收鞘，人未离山。”此前中央只掌握到中原主力突围后的动向，却几乎断了与大别山区的联系。这封敌台发来的战报，恰好告诉中央：在那片崇山峻岭间，一支孤军尚在坚持，而且战斗力不弱。

中央不了解，是有原因的。1934年主力长征后，外界普遍判断鄂豫皖苏区已经被“清剿”殆尽，连不少老红军也以为大别山火种熄灭。事实恰恰相反，留下来的二十八军残部和地方武装暗中重组，三年游击战斗从未停歇。领头人何耀榜，其时不过二十来岁，却被群众称作“游击司令”。

追溯更早的年份，大别山的红色种子萌芽于1921年。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传播马克思主义，黄冈学子频繁往来，革命思想沿驿道传进山乡。黄安、罗田、商城等县先后成立党小组，六年光景由几名党员扩展到六百余人，农协会遍地开花，那首“小小黄安，锣鼓一响，四十八万”就诞生在此背景下。

1927年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四面围剿。鄂豫皖党组织靠地形死守，工农武装夜伏昼出，一边打仗一边种地，边打边建政权。红四方面军东征西讨时，大别山始终是重要的后方基地。等到主力长征走了，山里的游击队摇身变成地方唯一的红色旗帜。

何耀榜16岁参军，19岁入党，打小熟悉山路水道。他的三位哥哥先后牺牲，唯他扛下家门红旗。1936年冬，他率不足百人的小分队硬在黑松林里顶住两千敌兵，一战成名。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合作，高敬亭与卫立煌接洽抗日。何耀榜随行，走前高敬亭叮嘱：“若谈不拢，继续游击。”谈判路上，为防被暗算，何耀榜只带两名警卫越过封锁线，堂而皇之进“鸿门宴”，喝完酒从容离开，程汝怀满腔杀机却无计可施。

抗日战争期间，红二十八军被改编编散，但大别山地方武装没有缴枪。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中原突围后山地更显孤立。敌人日夜“蚕食”，交通员牺牲殆尽，与党中央的电台彻底中断。局势最紧张时，游击队仅剩三百余人，粮弹奇缺，却仍保持武装姿态。一次撤退中，何耀榜被流弹击中左腿，靠藤条绑住伤口继续指挥，留下终身病根。

敌军以为游击队势单力薄，开始张扬所谓“剿共大捷”，筹备“庆祝大会”。何耀榜得知后，只挑四名精干潜入人群。礼炮刚响，他拔枪扫射主席台，杜定廉中弹，现场乱成一团。正是这场意外“捷报”，意外地替游击队向延安递了一个“报平安”的暗号。

1月10日，中央电示中原局：“立即派人联系大别山，坚持三月到半年，配合主力南下。”指示送到刘邓大军手中。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挥师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8月，前锋在竹竿店与何耀榜部会合。会面那天，邓小平握住何耀榜的手，道一句：“辛苦了。”何耀榜悄声回：“队伍都在，山也在。”

可惜他双腿旧疾严重，尤其左腿溃烂到见骨。刘伯承当即命医护连架起担架，留在指挥部任参谋。激战中担架被炮火掀翻，他滚到尸堆装死才捡回一命。退至后方医院时，伤口发黑，只能截肢。中央批示：费用全包，不得耽搁。两次手术保住性命，却留下“独脚司令”的外号。

共和国成立后，何耀榜被推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政协副主席。他不肯闲着，拄着拐杖跑遍大别山区乡镇，搜集游击时期的旧资料。夫人苏波替他誊写，《大别山上红旗飘》1959年付梓，一时脱销。有人劝他申请更高军衔，他摆手：“指挥不了正规军，何必占位。”

1964年10月20日，何耀榜病逝，年仅五十六岁。遗体告别时，董必武题词五十八字，其中八个最醒目：“身残志坚，永做战士。”大别山峰连着峰，林接着林，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翻开那本旧书，人们仍能听见当年清晨的那几声枪响，仿佛提醒世人：在最黑暗的日子，总有人负伤执枪，把火种护到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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