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其：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作者简介：陈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江苏镇江 1978～1985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0～1997年，留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获得博士学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编写多套多类历史教科书。著有《史海萍踪》《海归心路》《回望美国》；合著《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编著《燕园陈迹》（202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退休。

我的属相是虎。虎，应当与“虎虎生风”“龙腾虎跃”紧密相连。 但让众人失望的是，我生性腼腆、怯弱、过于文静。除学习稍好、在体育方面比较活跃外，看不出半点儿老虎的精气神儿。性格至此，恐怕还与家庭有关—父母过于文气，父亲还不慎在五七年出事，造成我精神负担和心理阴影。因而，我一生的前三十年，总体上处于“虎落平阳”的总体颓势。

75个春秋的人生历程，虽然庸庸碌碌，却充满了跌宕起伏、大悲大喜，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实话实说，能够活到这个岁数，基本上已经知足了，至少此生不亏了，不至于被纳入“英年早逝”之列了；就现在的生活质量而言，小康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命的价值实现了吗？凭鄙人中等智商水平，基本作到了“独善其身”，一定程度上努力地实现了“兼济天下”，算是没有过多遗憾了。

总结自己人生的归宿和结局时，如果说我能走到今天，活在当下，有四个成语可以概括：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看准方向，以勤补拙，竭力拼搏；决不认输、永不言弃。

说到笨鸟，自己倒也算不上真正的笨人，只是跟那些天赐禀赋的人相比，确是略显平庸。既然如此，只能笨鸟先飞、以勤补拙，以时间和精力的更多付出，来获取比较好的效果。

1966-1978年间，正是我16-28岁的黄金12年，是求知欲极其旺盛、脑子最好、体力最足、对一切充满兴趣、对前途充满美好憧憬的青少年时代。 不幸，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爆发了，1968年底开始的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我们的读书愿望彻底破灭。当时，社会动荡、工人闹革命、老师被批斗、学生不读书。在“那十年”的荒唐岁月里，岁月蹉跎，光阴虚掷、浪费生命。这是人生最大的、很难弥补的损失。

细细回想，自己一生中，对我目前处境具有关键意义的有三大关口。

第一关：留得青山在（1966-1968）

提起母校北大附中，当然有些自豪感。那时的人们尊崇北大和清华，自然，它们的附中也跟着沾光。反之，特别是外地人，没多少人知道101中和人大附中。当我们佩戴着北大附中校徽走在大街上时，还真有几分“自我感觉良好”。

北大附中老初中楼

但凡事均有两面性。我们真的“沾上北大的光”， 在1966年成为全国第一所停课闹革命的中学。 此生，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课是物理，印象中讲的是电。正当那位矮个子男老师讲得神采飞扬、兴至勃勃时，教室里的大喇叭突然开始广播。女广播员激动地宣布：“北大的革命开始了，作为它的附中，我们决定，明天起全校停课闹革命！！”。顿时，有些同学雀跃欢呼，心想，明天可以再不念这可恶的、折磨人的书了。我却悻悻地把所有的书本和用具塞进书包，茫然、愕然、怅然地回到家中。这一与课堂的突然告别与再次回归，没想到竟然间隔了“生肖一轮”12年！

1966年6月初， 北大附中立刻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老师立即都成为有问题的人，校长肯定是“走资派”，很多老师一夜之间成为“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学生立刻被分为三类人---“红五类子弟：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黑五类子弟：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还有一部分是属于灰色范围的“职员”。教师属于职员，家父曾是教员（57年后年，成为不能上讲台的、打杂的“职员”。）职员是中性的，内涵十分宽泛。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大致可以高枕无忧了，最起码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我当时天真而坦然，估计最差能混个“狗不理，猪不啃”、不受人注意的人。

学校里，很多红色家庭出身的人，迅速加入当时的红卫兵组织。不太红的、属于灰色地带的小同学们自然成为无所事事、明哲保身的逍遥派。当然，他们获得一个令人宽慰的称呼--“可以争取的对象”或“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一时间，“出生论”在北大附中甚嚣尘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儿大地洞”的大字标语铺天盖地，大喇叭反复传出同样内容的口号，真实令人眼花缭乱，心烦意乱、胸闷气短。

现在回想起来，到底是要搞什么革命？我们小孩涉世不深，不谙政治，而中老年中的很多“老运动员”顿时感到飕飕寒意。父辈们的嗅觉告诉他们，可能会出现不测。我祖父心里也很紧张，生怕父亲57年的问题再被抖搂出来，担心他在北大会遭遇怎样的的前景，心理问题迅速造成身体的恶化[1]。

关键是，动乱一开始，出身问题的分量能把人压垮、折磨死。每当革命小将让全体同学填写履历表时，“出身”一栏儿是我最为头疼、最为棘手的一关。记得，当时我怀着忐忑、犹豫的心情，试探地、膘着旁边负责监督的威风凛凛、一脸正气的革命小将，准备蒙混过关。我坚信自己的出身属于“职员”一类，但心中还是略感含糊和恐惧。只希望他们高抬贵手，放本人一马。哪想到，某革命小将早就对我重点盯防。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几个瞬间之一。我清楚地记得，在他目不转睛的注视下，我认真地填写“职员”后，正准备迅速撤离这肃杀的氛围。说时迟、那时快，他抢过我的笔，面色凝重、但几分得意地、嘴角略带“笑意”地在后面加上一个大括号，在中间庄重地写上一个端端正正的“右”字。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之一，也是人生路上首次感到的最大屈辱与霸凌。那个革命小将估计早已忘记此事，而且估计他也早已成龙了，而我这个差点一辈子“打地洞的小老鼠”却不能忘怀，始终把它作为强大的反作用力，激励自己前行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确如此。我们班几个家庭有问题的孩子，就被自然归到一堆儿。其中有一个我附小的同学和发小，父亲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无论如何，人家是老革命干部、抗日英雄、国家某部委的领导干部，脑袋里还存有弹壳。其实，他爹的问题应该没我爹的严重。但这孩子就是不配合我们班的“革命领导小组”，根本不把他们当根葱。自然，他成了最惨的一个，动不动就被拉出来进行批斗。现在想不起，他们究竟凭什么斗人家？人家不就是数学、外语学得好，而且轻松自如，不那么吃力吗？难道就是因为他性格上有些淘气，爱说笑话，而且不特别严格地遵守课堂纪律？再说，就算他父亲“右倾”，他儿子就必然反动？ 我平常老老实实，尽量退避三舍，所以境遇稍好，但在学校教学楼的楼道里，我和一个女性“革命小将”擦肩而过时，她大声、发音清晰地对我喊“狗崽子”。自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因为各方面能力还算可以，人缘也不错。第一次受到这般侮辱，疼痛直刺心房，以至终身难忘。

从此，每天晚上入睡前，都会反复回想当天发生的恶心事。心想，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他们啊！进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清晨，一睁开眼睛，就会想起今天的“课程表”—早请示、批斗老师或校长、声讨会、搜集“特务”或“历史反革命”的证据…写大字报、熬糨糊、张贴大字报。我当时居然受到“重用”，因为我的毛笔字还算工整。同时，我还时常担心，今天北大的“革命小将”是否要到家里批斗父亲、抄家、搜反动书籍，变天帐、日记、民国时期的旧照片…… 须知，他们比中学生更加身强体壮、足智多谋。而且，他们个个都是“天之骄子”，是全国选拔出来的各省状元、榜眼和探花啊。那一段时间，突然感到生活没有了情趣、没了目的，没了方向，没了前途，十五六岁就被打入另册，成为“人民敌人”的后代。这一辈子怎么走下去啊。

1966年，是最疯狂的一年。北大附中打人现象十分严重，有的老师和员工在遭到痛打后，羞愤自杀。有的“黑无类子弟”遭到任意的批斗和凌辱。试想，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每天都要硬着头皮上学，怀着不知今晚可否安全归家的忐忑，那样的日子哪里还有快乐可言。

现在回想起来，令我诧异的是，我一个心理承受能力并不强、有些优柔寡断、性格懦弱，较为敏感的人，居然没有过分地灰心丧气。虽然到了抑郁症边缘，所幸没有彻底沉沦，而是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翻阅父母留下的旧书，看看还没有学完的课本儿。心想，如果再不抓紧，父母的文史藏书将被很快被撕毁、烧掉，最好的下场是当废品处理，出卖之前还要把精装的书皮扯掉。我们学校的几个熟人还真亲临寒舍，帮我“破四旧”。父母都是搞文史的，藏书中包括很多中外历史古典名著。我印象最深的，当属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希罗多德的《历史》精装本。他们要求把精装的书皮扯掉，剩下的内瓤作为废纸卖掉，稍微“有问题的”照片，都被从相册上扯下，附之一炬。

那几年，遭受的最大折磨主要是心理上的。我的性格原来就比较内向，不喜张扬，与人为善，很少与人发生口角。小学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好学生”，内心自然是很有自尊和自信的。但在这突变的极端氛围中，我的性格开始走向低沉，总是若有所思，情绪敏感、焦虑加深。虽然没有出现寻死的想法，但已出现抑郁症前兆，常常发呆、魂不守舍。那时，祖母开始叫我“二呆子”，小伙伴也都称我“老二”。这也从侧面说明，我的情绪和状态的确发生了不祥征兆。

另外，能够度过暴风骤雨的阶段，还多亏我们身边一群“臭老九”的“熊孩子们”。他们性格比较乐观，逍遥自在，苦中作乐，互相宽慰，其乐融融，弱化了我内心的惆怅与忧愁，增强了脑中多巴胺的分泌。

所幸，“落水狗”的家父没有被批斗[2]。我自己则坚持“非暴力合作主义”原则，才得以免受皮肉之苦，在暴风骤雨中，幸运苟活下来。

1968年，容不得细想，又被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所裹挟，毅然放弃了珍贵的北京户口。当时，祖母舍不得我走，把户口本到处藏匿，最终还是被我发现。二话不说，立即前往派出所注销了北京户口，老太太欲哭无泪。就这样，我作为“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前往内蒙古的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为一个“农民”，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

无论如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两年内，我身体毫发未伤，头脑保持了正常，非常幸运地涉险度过人生的第一道难关。

人生第二关：山穷水复疑无路（1968-1973）

1968年秋，终于到达人生第二故乡---内蒙古呼呼伦贝尔盟科尔沁右翼前旗突泉县永安公社永安大队永和小队。在农村，知识青年每天除了干活儿，就是扯淡。吃不饱、穿不暖、浑身长满虱子，奇痒难忍，躺在炕上，难以入睡。我们生产队一共24个知识青年，都是从北京海淀区来的。我们大都是知识分子子弟，虽然不是很红，但也没有多黑。我这个带黑字的，就显得比较突出。我的那个老同学老发小，也一同前来。他父亲虽然“右”，但毕竟有革命经历，属于政治路线上的右倾，并非57年的右派，所以他的处境比我要好，我属于最底层。

当时的生活是相当乏味和痛苦的，最大的乐趣是给家里写信，想着家里的祖母、父母、姐姐，弟弟，孤独困苦，思乡心切，似乎有无数的话要倾吐。当时写家信，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八股模式”：首先，必须写上：“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二行必须是：祝我们敬爱的x副总帅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然后，才能写上“亲爱的奶奶[3]，爸爸、妈妈，姐姐，弟弟”。当时，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运输落后，鱼雁难通，信寄到北京至少一周，半个月打一个来回儿就算谢天谢地了，有时甚至长达20天。每天，我们延颈跂足盼望的来人当属邮递员。只要他一露面，大家立即欢呼着蜂拥而上，收到家信者喜形于色，欢呼雀跃，没收到者哭丧着脸，情绪低落。

第三年，很多工矿企业部队进行招工、征兵，推荐优秀的知青进高校学习，不争气的出身—“职员（右）”，只有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机会从身边溜走。我隔三差五地送走插友，目送着坐上马车 “春风得意”的青年，望着扬起滚滚尘土、渐行渐远的马车，直到他们消失在出村土路的尽头，走向了新天地-----工厂、企业、部队、大学！。自己只得掩面而泣，失落地回到日渐空旷的农舍。到了第四年，突然发现，我们生产队就剩下三个可怜巴巴的知青了。

1972年，我已22岁，每天还是机械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生活贫乏不说，更日益感到“形影相吊、茕茕孑立”，倍感凄凉。

那晚，记不清具体日期了，总之是1972年年底的一个冬夜。我孤零零地坐在炕上，卷上一颗纸烟，用煤油灯点燃，深深地吸上一口。破旧窗纸被在狂风的撕扯下，悉悉梭梭，远方传来的狗吠和凛冽北风的呼嚎，更增添及分凄凉。须臾，又躺在炕上，看着深蓝的夜空，闪烁的星星、听着呼啸的北风，不禁黯然神伤。

前途问题，尖锐残忍地摆在眼前：到这个年龄，没知识，出身差，留下务农，身体不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挣不足工分，村里根本没有“小芳”喜欢你。 如此这般，继续苟且偷生，还有什么意义？！当时，居然产生了“死不足惜”的感觉。

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是彻底放弃，摆烂到底，还是另辟蹊径，杀出一条血路？事不宜迟，是必须作出生死抉择的时刻了。其间，最关键的，是我突然想起，必须想办法自救，找到一个可行突破口。

苦闷彷徨的22岁

我放开心胸和眼界，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变化。中美关系正在转暖之时，何不笨鸟先飞，自学英语呢。这样，在农闲时既可打发百无聊赖的时间，杜绝负面想法的侵入，还能学到一个本事。进而安慰自己，自己才22岁，来日方长，困难只是暂时的，不定哪天云开雾散见青天。 关键是自己头脑中要有知识储备，要能对社会有用，更要能养活自己。本人不懂稼穑，难道不能教学？ 为什么不学习英语？万一村里的小学以后需要英语老师呢？就这样，我毅然决定继续积极生存，放弃人生的念头很快就消除了。

就这样，在昏黄的灯光下，坐在那烟雾缭绕的土炕上，下定决心自学英语。我只上了初中二年级还差一个月，更可惜学的是俄语。但中美关系解冻，英语陡然走俏，可能就是突破口？我立即写信给家里，让父母给我寄来他们曾经用过的英汉词典，买来英文版的小红书、《格风灵英语》《英语900句》等等。苦等了一个月，书终于到手了。

陪伴我半个多世纪的《英汉词典》

感谢父母大力支持，理解他们盼望孩子翻身、“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次日，我立即开始，认真地从ABC开始，走上艰辛的英语自学之旅，铺就了这条年轻生命继续拼搏奋斗的漫漫长路。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是如此的英明，如此的有远见。余言后叙，在此不加赘述。

无论如何，“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第二道难关再次有惊无险地跨了过去。 而那夜里看似毫不经意的“心血来潮”的决定，是不屈服于命运，争取改善自己的又一关键抉择。

1973年，感谢邓小平对知识青年政策的调整，我通过病退的方式回到北京，恢复了千金难买的北京户口。当时，北京的教育状况，因十年动乱，冷落凋敝，师资奇缺。我就以初二的学历以及我自学的英语水平，滥竽充数，进入北京郊区一所农村中学，充当英语教员，每月大洋32块5，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没想到，当年在内蒙炕头上的不经意的抉择，终于在这时有了回报。就这样，我一直教了四年英语。工作业绩虽乏善可陈，英语水平却蹭蹭见长。

这可谓我人生的第二道难关，终于“有惊无险|”地跨过了，“柳暗花明”，隐隐约约看到了前方的一丝曙光。

人生第三关：老鲤鱼跳龙门（1977-1978）

1976 年，对全国人民而言，特别对我而言，是一个值得永远牢记的年份。 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决断之果决和行动之神速。动乱十年，原本就落后的中国，那时更被远远抛在世界后面。经济、科技和生活水平处于全面落后的中国如何回到正轨，迎头赶上？ 他求贤若渴，急需英才。在解决四人帮后，他毫不迟疑，亲自挂帅，于 1977年不失时机地恢复高考。感谢邓小平，正是这一英明果断的决策，彻底改变了本人和全民族的命运。

那年，我已经27岁，弟弟23岁，他也刚从黑龙江建设生产兵团转到河南插队，然后回到北大家属工厂当学徒工。 当时在是否参加高考的抉择上，我踌躇不前，感觉只有初二水平的我，很难跳过龙门。只有小学肄业的陈选弟却热情高涨、信心十足。其他发小都是北大子弟。他们说：我们从小在北大、清华、八大学院、科学院氛围里长大孩子们，难道就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和能力？在他们的鼓励和感染下，我下定决心，准备参加这次高考。

当然，我们的最大短板就是数学。当时的时间都花在恶补数学上了。但是，试想只有初二水平的我和只有小学6年级水平的弟弟，怎么可能在几个月当中，掌握6年的数学课程呢，更遑论语文、地理、政治其他几门学科了。今天想起来，这简直就是汤姆 ·克鲁斯的《不可完成的任务》（Misson Impossible ），纯属天方夜谭啊！

在彻底时来运转前，我门还是经历了命运无情的戏弄。1977年，我抱着极大的希望，报考北师大英语系。几门科目中数学拉了大分。英语笔试成绩接近90分，故幸运地收到北师大英语系的口试通知。口试后，自我感觉良好，踌躇满志，便回家安等录取通知书。然而，苦苦等待，度日如年，最后得到的却是不录取通知书。 现在回想起来，恐有几个原因。首先，年龄偏大，27岁高龄才从头学英语，学校也深感犹豫；其次，口语不流利；再者，不可排除的因素是，当时父亲依然是“摘帽右派”，政治审查难以通过。弟弟的日语笔试口试也相当不错，报的也是北师大日语专业，同样参加了口试。结果就是那样残酷，我们哥俩双双铩羽而归。

当时的我们，陷入巨大的失望之中。发小中有的考上北大，有的上二外，有的被北京医学院录取，这无疑刺激了我们本已遭受重创的心灵。更让我尴尬的是，学校的一个同事小闵，是北京下乡知青，他也教英语，比我小六七岁。他是正经高中毕业生，知识底子扎实。更有利的条件是，他是革命军人出身，父亲是驻某欧洲国家的武官，根正苗红，人很聪明，长得也帅。所以我们两人的条件，真是高下立判。我27岁，长相一般般，出身比较黑，初二文化水平。我们俩已经一起教了好几年，这下子人家拿着通知书，远走高飞了。我不嫉妒也不羡慕，主要是万分颓丧。

小闵离去后，学校就剩下我一个英语老师，怀着痛苦的心情，还要帮他补起所有空缺的课，全校的英语课开始耍我一人。我每天必须强打精神，硬着头皮去上课。当我进入教室时，敏锐地感觉到，学生们的表情和行为真的出现了某些微妙变化。有的孩子不怀好意地问：“小闵老师哪里去了？”“人家考上了，你怎么没考上啊？”。还有一些孩子更是“恶毒”：“陈老师，你是什么学历呀？”问得我无言以对，尴尬万分，甚至有些无地自容。有些学生和同事们的好心安慰，反倒让我心如刀绞，痛不欲生，无颜进教室上课。

名落孙山，不仅对我们哥俩造成巨大冲击，对家里也产生重要影响。父母大人本来也抱着巨大希望，希望我们俩进入大学，改变命运，继承他们的事业。事与愿违，儿子们双双落败，母亲备受打击，情绪低落，病倒卧床。家里的气氛一时凝重而压抑。母亲一病不起，躺在床上，默默无语，不思饮食。父亲除了失望还有自责，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毁灭了两个孩子的前程，更是寂寞无语，唉声叹气。看到父母和祖母欲哭无泪、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们更是心如刀绞。

一天晚上，吃完晚饭，我百无聊赖、情绪低落，茫然而孤独地走出校门。我们学校门口，就是京密引水工程的运河。我坐下来，呆望着静静流淌、倒映着稀疏灯光的河水，忽然想起几年前在内蒙时的同样场景和同一心境：27岁了！对不起父母的养育！我这一生，并非不努力啊。我通过自学，英语考了90分，只是数学不灵，关键是父亲的问题牢牢锁住了双脚，感觉前途一片黑暗。当时，看着眼前的运河，几乎有一时冲动，真想纵身一跃，一了百了。

难道真的相信命运，彻底放弃？还是重振旗鼓，再来？这时，人生遇到的第三大坎，突然横亘在我的眼前。这个大坎的意义，就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最为耳熟能详的俗语---“鲤鱼跳龙门”。考虑到偏大的年龄，成败与否，人生的前景好坏，就在此一举了。

幸好，77年高考是12月进行的，1978年高考马上就要在7月举行，间隔时间很短。弟弟的不气馁，也鼓舞了我，使我迅速从低谷中走出。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和弟弟毫不气馁，知耻而后勇，决不放弃。1978年再考，我们重整旗鼓，以洗前耻。为此，我们在北大生物系工作的大哥，特别在系里为我们提供了一间几乎废弃的实验室进行复习。虽然实验室阴暗，且充满生化药水的气味。好处是，这里几乎与世隔绝，安静异常。我们俩忘乎一切，埋头读书，恶补数月。

回想起来，感到老天还是眷顾我的。感谢上苍，感谢老邓的恢复高考、感谢他要求放松政审标准、感谢两次间隔不长的考试，感谢父母的继续努力、感谢弟弟的鼓励和陪伴，感谢北大生物系大哥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制定了更好的策略、更好的方法，更有效得冲刺人生这最后一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更为具体的幸运是，1978年高考政策的调整，赋予我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小平同志的亲自干预下，一是政治审查宽松多了。关于政治标准，老邓指出“重在个人的政治表现”。其二，文科考生，如果是考外语类的，要计入英语成绩，而忽略数学成绩。

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一考试，文科生考五门课程—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各一百分，共计500分。报外语专业的，录取时也按五门总分相加， 但可用英语分数顶替数学分数。这就是“天意”对我最大眷顾，大大增加了我成功的几率。在这五门功课中，我数学最差。 虽然在1977年，为准备高考，恶补数学，短期内突击完成了初高中的所有课程， 但因时间仓促， 底子毕竟过薄，终未及格。试想，我的数学成绩最多40分，英语可以

1977（左）、1978年的高考准考证

保证90上下，这样政治、语文、地理、历史、英语的组合，就给了我极大的希望。 这似乎就是老天特地为我私人订制的。

这一次，我充分发挥英语强项，从容应对，甩掉拖后腿的短扳。结果，我报英语专业的那套分数，用英语顶替数学，获总分420分，其中英文就为我挣得90.5分。我的数学只有30多分，所以文科那套分数总分只有37分左右。后来发生的事情，颇具传奇色彩。我是“误大误撞”，被北师大历史系“横刀夺爱”。[4] 我作为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 对历史兴趣不大的人， 却“鬼使神

北京师范大学新主楼

差”地混入了以历史为第一志愿的“文科考生”的队伍，稀里糊涂地与他们同窗共读了四载。

虽然没能进入我一直钟情的英语专业，而且对历史专业也没有特别兴趣，闹了大乌龙，但无论如何，父母作为历史人，倒是乐观其成。我则见好就收，认由上帝安排，一切顺其自然。最关键的问题是，我这条“老鲤鱼”通过两次试跳，终于跃入更宽广的河流，奔向更无边的大海。

1978年秋10月5号，秋高气爽，阳光灿烂，我轻快地蹬上自行车，向北师大疾驰而去。当我来到学校大课堂的课桌前，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时，顿有幸福和成就感，更有几分滑稽和困惑感。我这个时年28岁的初中肄业生，居然跳过高中阶段，直接成为“大学生”。但细细一想，这里有老天的恩赐，更是自己拼死奋斗、永不放弃的结果。

有了本科学历，就有了基本的知识储备、有了最起码的敲门砖，以后的硕士研究生，留美读博似乎都变成顺理成章、水道渠成的必然[5]。如今，通过自己的努力刻苦，克服千难万险，终于达到了现在的程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满意足，夫复何求。最终，到了老年，我虽未能“成龙成凤”，甚

获得博士学位（左一夫人右一 导师）

至险些成为永生“打地洞”的老鼠。但幸运的是，一双强有力的巨手，在我近而立之年时，不失时机地把我从深不见底的枯井中拉了上来，加上我的主动努力配合，使尽浑身解数，在筋疲力竭的生死关头，终于咬牙蹬上了光明的地面。

七十余年间，虽然跌宕起伏、险象环生，但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贵人相助，此生终未虚度。生命的前28年，国家是多事之秋，个人命运不顺，心情基本处于压抑状态。能够在近30 岁的当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国家 和个人命运带来伟大转折，绝处逢生，恢复尊严与激情，努力发掘有限潜能。到耳顺之年，混到不愁吃喝的小康生活，到古稀之年，经济也算相对自由，得以满世界旅游，基本上心满意足了。

此生再别无奢求，只愿在往后的岁月里，国家更加稳定和谐，不断繁荣昌盛，人民更加安居乐业，阖家健康平安，世界保持和平与发展，女儿一家在异国他乡幸福安康。

余 言

通过一生的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和峰回路转，感悟了中国传统思想和人生哲学。这些名言金句，永远值得我们回味。

“船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儒释道几种思想观念、价值观的相互渗透、彼此杂糅，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心态：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相互转化的，要辩证地发展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顺应自然，跟上时代的变化。更要抓住时机，积极有为地改变自己。

当然，还有一点重要的启示。古诗有云：“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天生我才必有用”。 关键在于，无论多么凛冽的严寒，多么炽烈的火焰，只要冻不死、烧不绝，保住这个草根，就可等待时机，钻出地面，蓬勃向上。阳光和春风总会来的，关键是要把根留住。这个根就是你的知识，你的能力。一旦春风吹来，万物复苏、冰河解冻，大江奔腾一泻千里，一发而不可收拾。但必要的前提是，你要有强大的根基，否则无论你有多大委屈、多少抱怨，都是苍白无力的、于事无补的呻吟。

归根结底，一个人要有毅力，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坚持到底。我们需要老天眷顾，有贵人相助，关键是相信自己，与命运抗争。有志者事竞成，定能越过一道道关卡，跃出龙门，融入奔腾的河流，奔向广阔的海洋。

回顾自己的一生，有些肤浅但终极的感悟：

在知天命之前，我们应当锐意进取，牢记伟大音乐家贝多芬的教导：

一定要牢牢扼住命运的咽喉！

而到耳顺之年后，无论当下境遇如何，则应抱有另一种心态—淡定、从容、超然、豁达---即苏东坡名句所言：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025年夏

注释：

[1]原来身体强健，运动开始后，半年就去世了。

[2]虽然没人在他57年的问题上继续纠缠，但还是因东方语专的“特务学校”性质，被隔离审查，估计就是季羡林先生回忆录中“牛棚”那样的状况。

[3]祖父原本十分健康，但1966年底突然患病，于1967年春病世。

[4]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又有一个上帝安排的大恩人出现，另有专文交代。

[5]写到这里，自然回想起五十多年前，我在内蒙农村炕头的仓促决定----自学英语。我考入大学，就是英语救了我；我到美国留学，托福考了600分，获得美国的全额奖学金，才得以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