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教授：再不能错过时机了！

来源：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新闻

编辑整理：双一流高教

“我这一次来到贵州参加‘屯堡家国六百年’学术论坛，自有一种亲切感。”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钱理群以“认识脚下的土地：屯堡文化的独特风貌和重要价值”为题作主旨发言。

钱理群说，屯堡人是来自江南（南京、安徽一带）的汉族移民，他们来到贵州，带来了江南文化，又经过极其复杂、曲折的过程，和本土的贵州人（包括本地的汉族、少数民族）及贵州地方文化相互矛盾、冲突、沟通，最终构成了独特的“屯堡文化”，在贵州扎下根来。这样一段从外来到与贵州“真山，真水，真人”相融合的历史，不能不使他怦然心动。在南京长大，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来到贵州，他把江南、中原文化传递给安顺的学生，同时在贵州找到了自己的扎根之地。前年他有机会回到南京，来到夫子庙，突然意识到当年屯堡人就是从这里出发而南下的，顿时泪流满面，情不自禁。

钱理群认为，这样一段与屯堡人一样的“从外来，到在贵州本土落地、扎根”的历史，是具有一定普遍性与代表性的。在他所写的《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讨论》中，对此有专门的研究。他总结，这样的外来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的大规模自觉沟通，在现当代历史上大概有四次：

首先是现代文学开创期。贵州人第一次走出大山，就以山里人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迅速走向时代中心。这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首倡“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竟是贵州人李端棻。

外来文化与贵州第二次大沟通，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命南迁，先在长沙合并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后又由三百二十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在闻一多等教师带领下，徒步三千五百里，历时六十八天抵达昆明。其间在贵州道上费时最长，收获最大。后编有《西南采风录》《西南三千五百里》称“这是继徐霞客之后，历史第二次对贵州的大搜寻，大发现”。由此提出的“山地文明”的概念，将对贵州文明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这样的来自中国边缘地区，来自社会底层的响应，才真正显示了它的深刻性与深远影响。钱理群认为，11月7日召开的《乐黛云文集》首发式，提供的就是一个范例。

1949年“解放大西南”的革命战争，又将“革命——社会主义”新思想带到了贵州，影响了几代贵州人。当年为解放贵州尽力的许多老人，都留了下来，其影响力不可低估。

最后不可不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西南大建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从北京来到贵州的。“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中有不少人都和我一样离开贵州，留下来的也不少。”钱理群说。

回顾1919年到2025年，100多年外来文化与贵州本地文化四次大规模的自觉沟通，钱理群对现当代的贵州文化，有了一个概括性的体认：这是一种“来自四面八方的，以输入为主的，多元的文化结构”。

“我由此想到，在座的朋友中，大概也有不少人和我一样，都经历了这样的从‘外来’到最后落地于贵州本土的历史过程。我们所面对的贵州地方文化，首先是一种‘国家、民族文化’，同时又是我们最后回归的‘家文化’。可以说，正是贵州现、当代文化的这种‘家国’意义，使我们获得了身份认同，精神回归。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屯堡文化’的最大意义与价值所在。”

钱理群说，众所周知，屯堡文化是明代执行“调北征南”“调北填南”国家政策的产物。屯堡人在与周围少数民族杂居过程中，也就自然地传播了国家观念。应该说，这是屯堡文化对贵州的主要贡献。但屯堡人又由军事武装集团变成地域生活集团，个人身份也由军人变成农民。这也导致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淡化，民间社会特征的突出。形成了文化的国家性、民族性与家族性、地方性的融合，进而成为“家、国文化”的典型。

但屯堡文化所代表的贵州文化的“家国性”，始终不被认知与重视，从而形成对贵州文化的两大误解。钱理群认为，人们总是把贵州文化看作一种封闭、保守、拒绝对外交流的文化，看不到它本质上的“开放性”，同时又忽视它对外来文化强大的“吸收力与创新力”。

当然，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本土性的创新，并不容易。钱理群指出，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在“本土”扎下根来。这里也有两个关键：一是外来人如何“认识脚下土地”，一是本地人怎样“走出本土，又不脱离脚下土地”。

钱理群从2005年开始参与屯堡文化的调查与研究。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大力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获得了在城乡之间，国内、国外自由流动的权利。这自然是一个历史的大进步。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于自己脚下的土地，土地上的大自然、历史、文化，耕耘其上的父老乡亲，越来越疏离、陌生；而由于内在文化、心理的差异，又很难真正融入所在地的文化。这边“回不来”，那边“进不去”，就成了“无根的人”，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离去者走上了永久的“不归路”；即使不离乡土，也陷入生命的虚空。“也正是这样，让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地方文化的研究，选择屯堡文化研究为突破口，并提出‘认识脚下的土地’这一人生、学术命题，以后就成了我们的屯堡文化观察与研究的共同主题。”

今天距离钱理群的屯堡文化研究起端2005年，又过了20年。当年提出的“认识脚下的土地”的命题，也有了新的时代意义与价值。当今的中国与世界都处于“历史大变动”中。钱理群和地方文化研究者们所关注的“地方——国家——世界”的关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关系，“乡村——城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的关系，“人和大自然”的关系——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需要在更大视野、更深层面重新思考。“而我们又处在全球化的时代，极容易忽略以至否定民族、国家、地方文化的存在。这样，在全球化时代，维护文化的地方性、差异性与多元化，以形成对全球一体化的制约，达到世界文化的生态平衡，就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我们对屯堡文化的关注，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就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我们今天就是要用‘脚踏贵州大地，立足全国，走向世界’的视角去观察、研究、宣传贵州地方文化——再不能错过时机了。”

考察屯堡文化的传播过程，不能不注意到，它从“江南”走向“西南”，构建了一个“湘黔滇”大通道。钱理群说，这样，贵州及其文化就具有了联结中原与西南、维系文化血脉的“时空桥梁”的意义与价值。这样的贵州文化的联通“江南——西南”的“文化桥梁”作用、意义也不可小视。可惜至今仍被忽视。在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钱理群认为，亟待开掘的，还有屯堡文化提供的“多元化”的思想资源。屯堡文化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是以儒家忠义伦理为核心价值的。但它在落脚贵州本土时，又从社会普通人的生存智慧和民间信仰里吸取了新的思想资源，突破儒家礼教，形成文化、思想全新结构。

“在我看来，这也是贵州地方文化最迷人之处。贵州文化与贵州真山、真水，真人的关系是大可研究的。真山、真水哺育的贵州‘真人’，自有特殊的纯净之处。当我和贵州本地的戴明贤、袁本良一起，自由行走于贵州‘二十四道拐’上，我真的感到，这一生值了、值了。”钱理群说。

屯堡文化所代表的贵州文化的第四个特点，钱理群认为是它所流传下来的军屯文化资源，形成了它强烈的“村民自治”的传统。2005年，他们介入屯堡文化调查、研究时，就发现了今天的屯堡社区依然存在着一个“和传统社会和国家之间具有丰富内容的社会空间”，这就为今天重建村民自治建设提供了传统资源。于是，就有了他们的屯堡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孙兆霞、朱伟华、罗布农、杜应国等主持、参与的《屯堡乡民社会》《建构与生存：屯堡文化与地戏形态研究》两大著作，提出了“乡民社会”“自组织机制”“农村公共空间”等概念。更重要的是，他们由此找到了贵州地方文化研究与自身生命成长的联结点。

“我们都老了。也可以说，在屯堡文化、贵州文化的哺育下，我们成熟了。脚下的土地，也大变了。”钱理群说，他和同行又发现了地方文化研究的新天地：要重新研究“乡村建设与地方文化研究的关系”“重建乡村教育知识谱系”，更重要、最基本的是，要从中寻求生命与文化中的“变”中之“不变”。因此，钱理群对自己最为关注的“90后”“00后”年轻一代郑重建议：在面临精神困惑，需要进行“价值重建，理想重建，生活重建”时，不要忘了你身边的乡土文化资源，要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文化、地理”中寻求“变中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