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讯 | 探索人工智能时代科学传播的新路径

在当前人工智能深刻重塑信息生态的背景下，科学传播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范式变革。这不仅关乎知识普及，更是一场涉及信任重建、伦理准则、科技向善与文明对话的深刻实践。面对社会信任危机、信息茧房固化与全球共识难以凝聚等挑战，如何重构科学传播路径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紧迫议题。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欧洲史教授乌尔里希·提道（Ulrich Tiedau）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信息学系数字人文荣休教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客座教授西蒙·马奥尼（Simon Mahony）。他们从历史纵深与数字前沿的双重视角出发，共同探寻全球科学传播的未来路径。中英高校间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紧密合作，正为全球科学传播注入有深度、温度与韧性的关键力量。

科学传播遭遇公众信任危机

任何科学只有传播出去，才有可能发挥它的价值。马奥尼表示，当今世界在面临技术飞跃的同时，也深陷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政治动荡与虚假信息泛滥的多重危机之中。社交媒体算法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正系统性地侵蚀信息的可信度，“在西方，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媒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信任公共机构，已成为问题。”在此背景下，科学若固守象牙塔，其价值将无从实现。科学并非孤立存在，其价值恰恰取决于向公众传播的有效性。科学传播必须透明、易懂，并建立在伦理责任之上，否则错误信息将不断吞噬公众的理解与理性决策空间。

提道则从历史视角出发进行了更深层的反思。他认为，科学知识的传播方式始终影响着其社会作用的发挥，而“科技向善”的观念也并非永远中立。“在19世纪，西方科学话语常被用于为帝国扩张辩护，所谓‘进步’也被框定在欧洲主导的叙事之中。”这一历史背景警示我们，科学传播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传递。如今，随着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风险有增无减。通过列举互联网流传的歪曲殖民历史、气候科学政治化与历史修正主义的兴起等现象，他提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传递历史真相，更要培养公众对“知识如何构建与共享”的批判性思维。这种基于几个世纪思想传播史所积淀的批判素养，正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信息失序的重要防线。

智能媒体在高效连接世界的同时，也编织出坚固的“信息茧房”与“回音室”，扭曲了公共领域的认知逻辑。马奥尼生动描述了这一机制：当用户与观点相近的人互动时，算法会不断推送其认为用户“喜欢”的内容，从而强化固有观点与无意识偏见，限制对多元视角的接触。“我们‘点赞’越多，看到的同类内容就越多。”这种自我强化的循环不仅加剧了社会对立，更成为科学怀疑论（如反疫苗言论、气候变化否认论）滋生的温床。马奥尼告诉记者，传统广谱传播模式已经失效，科学传播必须实现范式转变，从单向灌输转向结合具体情境、针对特定受众的深度参与。传播者需善用叙事技巧、可视化与互动形式，将基于科学证据的信息有效融入文化、政治与认知背景中，从而建立公众信任。

那么，如何有效评估这场范式转变的实际成效？马奥尼以2024—2025年度北京大学与伦敦大学学院共同设立的“北京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气候叙事联合研究”种子基金项目为例，展现了前沿研究方法在科学传播中的具体应用。通过情感分析与网络参与度等多维指标，研究团队力求衡量传播内容对公众认知与科学信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旨在推动科学传播走向一个可测量、可复现、可优化的科学新阶段。

提道则从思想史角度拓宽了“破茧”的深度。他将当下的“信息茧房”与20世纪初西方媒体中优生学等伪科学的传播相类比，揭示了此类现象的历史根源。在他看来，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赋能受众，而计算社会科学与数字人文方法的融合，为这一构想提供了适用的“解题工具”。“数字文本分析有助于追踪大规模数字化档案（如报纸）中的情绪和错误信息，而网络分析则可以绘制科学和伪科学思想在历史传播流中的扩散路径。”提道解释说，“这些方法不仅能诊断当前科研诚信危机、学术公信力危机的根源，更能通过揭示历史脉络，赋予公众批判性应对现实挑战的能力”。

科学叙事与跨学科合作构建科学传播范式

在信息过载的当下，故事讲述依然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马奥尼援引叙事理论与修辞研究称，叙事能为科学传播赋予不可或缺的结构、情感共鸣与可及性。“故事能将抽象的科学概念与受众的生活经验相连，使复杂思想变得可感可知。”但他也提醒，叙事技巧同样可能被用于传播虚假信息。科学传播者辨别真伪的关键在于扎实的学术训练——必须“寻找来自稳健方法论的证据，并批判性评估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因此，科学传播中的叙事必须坚持透明、易懂，并始终植根于可重复的证据性研究。

提道则将叙事提升至文明认知的高度。他认为，历史学家从零散证据中构建连贯的故事，与科学家解释复杂自然现象颇有相似之处。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叙事既可凝聚共识，也可扭曲真相。为向大众讲述负责任的科普故事，他提出应借助历史学等领域的核心批判方法，包括情境化与三角互证。

人工智能时代更为此增添了新维度，提道表示：“数字人文引入计算方法，可在大规模语料库中识别模式、隐喻与系统性忽略；‘远读’作为一种代表性方法，有助于标识文本中的不一致性与潜在偏见。”包容的叙事需主动纳入多元声音，而唯有融合叙事艺术、批判思维与计算分析，才能构建出更具反思性、更具公平性、更具温度的科学传播范式。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已非单一学科能够独立应对。跨学科合作以及人文学科与科学技术的融合，正成为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关键。马奥尼告诉记者，信息的传播方式已变得与信息本身同等重要。他以数字人文领域为例，阐释了这一学科如何搭建沟通的桥梁——通过将计算方法与文化分析相结合，使艰深的科学数据转化为非专业受众也能够理解的内容。同时，他也特别提到，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倡导的开放教育对于提升科学传播效率具有重要价值。正如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将所有出版物通过开放许可协议免费传播的实践所示，这一举措极大地拓宽了公众获取科学知识的渠道。

正当人文学科在高校面临被边缘化危机之际，提道却看到了一个弥合传统科学与学术之间传统分野的历史性机遇。他认为，这恰恰是彰显人文学科独特价值的时刻，数字人文的兴起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有力回应。他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了这一新兴领域如何为科学传播注入不可替代的力量。例如，一个绘制历史流行病地图的数字人文项目，能够将冰冷的流行病学数据与鲜活的公众反应、政策选择交织呈现，让健康知识在历史语境中变得立体而深刻。

在提道看来，数字人文不仅能够追溯科学思想的演变，更通过数字化档案揭示科学发现与社会背景的深刻互动。计算社会科学可以批判性地考察科学事实和公众信任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而开放教育平台可以将来源评估、历史推理与伦理批判等人文学科核心方法系统融入公共科学教育，最终培养出既懂科学又具备历史视野与反思能力的现代公民。

开放合作为全球科学传播注入动力

在科学传播推动全球对话的进程中，中英学术机构间的合作正成为富有启发性的实践范本。马奥尼在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中收获颇丰，尤其在“研究成果的传播沟通”与“技术创新与文化社会需求的平衡”方面，获得了宝贵启发。他特别指出，像北京大学与伦敦大学学院共同设立的种子基金项目，就充分展现出中英两国在跨学科、跨领域与跨文化合作上的巨大潜力——这种协作不仅面向前沿科学问题，也直面重大社会挑战。

马奥尼也提醒，此类项目若想取得更具突破性的成果，离不开持续的制度支持与专项资金保障。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推动跨越学科与文化、既具备情境意识又富含尊重与包容的深度对话。

提道对此深表认同，并从基础设施层面提出了更具操作性的愿景。在与中方信息科学学者的交流中，他深刻感受到中国同行在数据组织与分析上的宏大视野与精密方法，尤其在处理历史与文化数据方面展现出卓越素养。他认为，针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那些“不存在通用解决方案”的复杂议题，中英双方应着力构建有效的知识共享框架，深化联合研究机制，建设开放可相互操作的数字化平台与标准体系，以系统化处理两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图像与其他文化遗产资源。

提道进一步举例说，中英学术机构可共同推动一项数字史学合作项目，整合双方环境历史数据，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与文本分析技术，共同探索长时段气候变化的规律与资源治理的适应性路径。这样的协作不仅直接服务于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更能为应对现实挑战注入不可或缺的历史经验，也为设计符合文化语境的可持续方案提供深刻的文化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