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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我和几位医生朋友围坐在一起,茶过三巡,话题不自觉地聊到了日本医改。作为同样身处东亚、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国家,日本那长达 30 年的医改历程,像一本厚重的书,翻开来满是值得琢磨的故事。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聊越有感触,最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日本为应对老龄化推进的医改,算不上失败,但终究难言成功。可恰恰是这份 “不完美”,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故事要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说起。那时的日本,经济正乘着高速增长的东风一路向前,医疗体系也随之迎来了黄金时代。财政口袋鼓起来的日本政府,在 1973 年放出了一个重磅政策 —— 对 70 岁以上老人实行全免费医疗。高药价、高报销、高福利,这样的政策让整个医疗行业都沉浸在乐观的氛围里。医生成了绝对的高收入群体,出门受人尊敬,收入让人羡慕;医药企业的利润节节攀升,生产线连轴转都赶不上需求;医院更是门庭若市,一派繁荣景象。那时候的日本人,大概从未想过,这样的好日子会有到头的一天。
转折发生在 80 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泡沫轰然破灭,财政收入像坐了过山车一样急转直下。更棘手的是,人口老龄化的浪潮悄然而至 ——1980 年左右,日本 65 岁以上老人比例已经突破 10%,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医疗支出像一块不断膨胀的石头,压得医保基金喘不过气。到了 1991 年,仅药品支出就达到 6.5 万亿日元,占了医保基金的三分之一还多。政府算了一笔账,要是再不控制,十年后医保基金的缺口会翻倍,甚至可能拖垮整个财政。控费,成了日本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
和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一样,日本政府首先把目光投向了药价。1991 年,一道政令下来:所有药品,哪怕是刚研发出来的创新药,都必须无差别下调 5% 以上。接下来的十年里,药价一降再降,累计降幅达到了 45%。效果确实立竿见影,十年间累计节约了 15 万亿日元的医保支出,医保基金的压力暂时得到了缓解。可谁也没料到,这把 “砍价刀” 也砍伤了医药行业本身。药企利润大幅缩水,从之前的 12% 骤降到 3%,不少小药企扛不住压力纷纷破产;研发投入直接减半,原本充满活力的创新市场,一下子陷入了绝境。
本以为降下药价就能稳住局面,可 1993 年,日本经济进一步下滑,失业人数激增,很多人连医保都缴不起了。那一年,日本医保基金首次出现超千亿日元的赤字。政府这才意识到,只靠降药价远远不够。1994 年,新的控费措施上线 —— 医保定额制,也就是后来被很多国家借鉴的 “DRG” 制度,简单说就是按病种定报销金额,医院要是花超了,就得自己承担。1995 年,又推出新的医师评审制度,医生的绩效直接和控制医疗支出挂钩,同时严格推行分级诊疗,小病必须先去小医院,转诊后才能去大医院,就是为了减少大医院的开销。
起初,这些措施看起来效果不错。从 1996 年到 2003 年,日本医疗费用年均增长率被稳稳控制在 2% 以内,医保基金总算是保住了 “底裤”,没出现穿底的危机。可平静之下,新的问题正在悄然滋生。
首当其冲的是公立医院。DRG 制度没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病种复杂、住院周期长的特点,实际治疗费用常常超过定额,医院只能自己贴钱。时间一长,全国四分之三的公立医院都陷入了持续亏损的困境。医生的日子也不好过,收入一年比一年低,一个工作十年的主治医师,年收入降到了 400 万到 500 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也就 20 到 25 万元。要知道,在日本这样的高消费国家,这样的收入根本留不住人。于是,大量高水平医生跳槽去了私立医院,还有不少人干脆移民到国外执业,十年间近万名医生流失,医疗人才缺口越来越大,医疗质量也跟着直线下降。
为了减少亏损,医院开始想尽办法压缩成本,采购最低价的药品成了普遍选择。直到 2000 年,“绿十字事件” 的爆发,彻底撕开了低价药背后的隐患。日本最大的血制品生产商绿十字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长期使用未经灭活处理的血液原料,导致超过 1600 名患者感染 HIV,案发时已有 600 多人不幸离世。这起事件在日本引发了轩然大波,民众愤怒不已,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宣布终止 DRG 制度,同时对全国药品质量展开彻底清查。
这三十年的医改,日本虽然基本实现了医保全覆盖,商业保险也有了一定发展,但留下的问题却一大堆:公立医院亏得越来越多,临床医生走了一茬又一茬,医疗人才流失严重;医院为了省钱,用廉价药、减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质量大打折扣;医患矛盾越来越尖锐,1998 年的 “表参道爆炸案”,造成 21 名医生死伤,把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推到了顶点;曾经领先世界的药企,研发能力一落千丈,全球新药份额从 29% 跌到不足 5%;就连分级诊疗,也出过让人痛心的事 —— 大 S 在日本三次求诊被拒,最终不幸去世,这事儿也让外界看到了日本分级诊疗制度的漏洞。
聊到这儿,一位医生朋友叹了口气:“日本医改就像一面镜子,能照见我们自己医疗体系的优点和不足,也能帮我们想清楚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梳理出了几条实实在在的启示。
首先,控费和质量得兼顾。就像硬币的两面,光想着省钱,把成本压到极致,反而会适得其反。就像日本那样,为了降成本用了不合格的血液制品,最后酿成悲剧,得不偿失。所以控费的同时,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药品质量监管体系,完善检测标准,尤其是对仿制药,不能只看价格不看疗效,得让老百姓用上既便宜又安全的药。还好,今年我们的药品集采已经有了一些积极的改变,这是个好开头。
其次,医生待遇太关键了。日本那么多医生流失,说到底还是收入太低,看不到希望。一个国家的医疗水平,全靠高素质的医疗人才撑着。要是医生连自己的生活都没保障,哪还有心思钻研技术、服务患者?所以得提高医生的薪酬福利,让他们有安全感、有获得感,愿意留在岗位上,这样才能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
再者,分级诊疗得真正落地。日本的分级诊疗走了弯路,但也给我们提了醒。现在我们国家也在大力推分级诊疗,可效果还不够理想 —— 大家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大医院跑,大医院挤得像菜市场,基层医院却门可罗雀。其实不是老百姓不想去基层,而是基层医疗机构的技术、设备跟不上,让人不放心。所以得加大对基层医疗的投入,提升诊疗水平和服务质量,更重要的是重建患者对基层医疗的信任,让大家愿意就近看病,这样才能真正缓解大医院的压力。
还有,药企的合理利润不能忽视。药品研发是个烧钱又耗时的活儿,要是一味压价,把药企的利润空间挤没了,谁还愿意投入研发创新药?长期下来,最终受影响的还是老百姓。所以控制药价没问题,但不能搞 “唯低价论”,得给药企留足合理的利润,鼓励他们研发新药。同时,对于国内已经有很多同类产品的,要慎重审批新的申请,避免内卷式竞争,让药企能把精力放在创新上。
另外,医患信任得重新建立。日本医改期间医患矛盾激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策宣传不到位,老百姓对改革不理解,最后把怨气撒到了医生身上。我们得吸取这个教训,加强医改政策的宣传解读,让老百姓明白改革的目的和意义;同时完善医疗事故评判机制,坚决打击医闹和不合理投诉,维护医生的合法权益,让医患之间能重新建立信任,形成互敬互谅的良好氛围。
最后,应对老龄化得未雨绸缪。日本通过介护保险、社区医疗,把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医疗需求分开,有效缓解了大医院的压力,这个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我们国家老龄化也越来越严重,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越来越大。可以加强医养结合,利用社区医疗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基础医疗服务,既减轻了大医院的负担,也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让他们能安享晚年。
聊到最后,夜已经深了。大家都明白,医改是个全球性的难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完美。日本这三十年的医改,不是一张完美的蓝图,更像是一记警示钟声,提醒我们在改革的路上要多一份谨慎,多一份思考。“医疗不可能三角”—— 财政可持续、全民覆盖、医疗品质,要想三者兼顾,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确实不容易。但不管多难,我们都得一步步往前走,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被好好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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